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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两三千年前巴比伦、印度和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的贡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对十七世纪以降由西方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这个结果颇为不满），那么，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送来的文化礼物应该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但事实上，迄今为止，西方人对此常常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虽说西罗马帝国坍塌后留下的真空使阿拉伯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但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的臣子们并没有像西方人掠夺东方那样穷凶极恶。他们奉行的多为送去主义，而在他们送去的东方文明成果中，也包含了我国的“四大发明”。倘非如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洛佩斯-巴拉尔特的《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2]从微观的角度给出了一枚钱币的两面：即西班牙是如何接受东方文明成果，同时又如何将播种者一脚踢开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著作者洛佩斯-巴拉尔特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却无意间带出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纺织，二是冶金，后伍麦叶王朝建都科尔多瓦，并迅速形成了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纺织业和以托莱多为中心的冶金铸造业。它们使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手工业飞速发展，某些特色产品如蝉丝和铸剑甚至一直脍炙人口、沿传至今。同时，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洲半岛创立了法律审判体系、带来了天文学、占星术、地理学、数学、神学、医药学等等领域的繁荣。其中，医药学成就尤为显著，如安达鲁斯的白内障手术已能成功使用麻醉剂；不少医疗机构还可以通过软管为病人人工补给营养液。其次是狭义文化，后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先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尤以“百年翻译运动”为甚。该运动使大量古希腊经典得以传承，从而为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再次是文学艺术。阿拉伯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他们的音乐舞蹈即使在当今弗拉门科中仍可见一斑。而其抒情诗、叙事诗和玛卡梅（小说）则毫无水土不服的迹象，它们不仅在伊比利亚半岛落地开花，而且催生了具有东西方混血特色的西班牙文学：如近代欧洲最早的抒情诗哈尔恰，它比普罗旺斯民歌早一个多世纪；又如彩诗，它明显糅合了犹太文学和拉丁文学的元素，不仅在安达鲁斯广为流行，而且反过来影响了东方阿拉伯本土，并丰富了阿拉伯诗歌的表现方式；再如由玛卡梅衍生的叙事文学，不仅为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文学带来了新生，而且还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摇篮。但这些都是《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于不经意间带给读者的。 《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所着力阐发的，顾名思义，是古今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影响。作品凡八章，分别就西班牙的东方色彩、西班牙早期诗人伊塔大司铎的穆斯林倾向、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圣特雷莎与苏菲神秘主义的关系、西班牙文艺复兴运动初期有关佚名诗与伊斯兰思想的关联、西班牙阿拉伯-摩尔文学、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中的摩尔人形象（这其中牵涉到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等重要作家），以及当代西班牙作家的“穆斯林倾向”等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探究，认为西班牙文学自始至终都浸染了浓重的阿拉伯色彩和伊斯兰精神。 首先是语言，自阿辛·帕拉西奥斯发现但丁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关联以来，曾有学者统计，常用西班牙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阿拉伯语词汇，如“alcoba”（起居室，alcove），“alquimia”（炼金术，alchemy），“alcohol”（酒精，alcohol），“algebra”或“algoritmo”（代数或算术，algebra，algorithm），“azúcar”（糖，sugar），“azafrán”（藏红花，saffron），“arroz”（大米，rice），“cheque”（账单、支票，check），“sofa”（沙发，sofa），“soda”（苏打，soda），“tarifa”（关税，tariff），“joya”（珠宝，jewel），“azul”（蓝色，blue），“jazmín”（茉莉花，jasmine），“carmesí”（深红色，crimson），等等。除此之外，仅“a”开头的阿拉伯语或源自阿拉伯语的词汇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食用油、油橄榄、胡萝卜、茄子、水池、水渠、市长、遗嘱执行人、棋手、假期、地毯、枕头、靠垫、窗台、首饰、别针、百合、柠檬花、喧嚷、喧闹、晦涩、老鸨，等等。此外，信手拈来，像地名马德里（高地堡垒）、安达鲁西亚（大西洋半岛）以及衬衫、裤子等许多日常同品也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的。关键是它们不仅仅是词汇，而且还是思想、学术、科技和生活方式。譬如拜它们所赐，阿拉伯人为西方世界引进了“0”的概念。而他们的种植技术、关税理念、珠宝嗜好等等，无不为西方文化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发展基因。 其次是文学，尽管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精神在西班牙文学中的表征才是洛佩斯-巴拉尔特真正用心钩沉的。它们几乎，至少曾经都是西方主流文史学家所有意无意忽略、疏虞，甚至视而不见的。譬如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孤鸟”意象和圣特雷莎的“七重堡”意象，没有阿拉伯文化底蕴的读者是无法窥见其神秘的伊斯兰精神的。圣胡安的“孤鸟”虽非原创，却颇为神秘，它来自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学传统。伊斯兰神秘主义文人曾对复杂的灵魂象征手法做过相当明确的阐释。这也不是第一次被证明东方在这一领域有着比西方更为丰硕的成果，而圣胡安恰恰是这一成果最复杂，也最富个性的继承者。如同世界上所有宗教，伊斯兰教借助象征以自明。而灵魂之鸟这一普遍意象，无疑是其重要象征。这不足为奇，在假托所罗门所传的《古兰经诗文》27:15中，神秘主义隐喻俯拾皆是：“人们哪！我们被赋予了鸟的语言，并得以了解世间一切。这是永恒的恩赐。”整个中世纪，穆斯林对神秘之鸟的描述不断发展完善，阿维森那在《飞鸟书信》中提出了“鸟周期”这一概念。这部作品用阿拉伯语写成，被多次译成波斯语和其他语言。注疏本更是不胜枚举。《飞鸟书信》是他的神秘主义三部曲之一，“作者以鸟为隐喻，象征神秘主义修行者翱翔苍穹，直抵‘鸟王’栖息之处——神秘主义者的终极归宿。然而，在阿维森那的著作中，这个意象并非不只是简单的‘孤独’之鸟（圣胡安）。阿维森那的意象明显指向群体，在它们飞向鸟王天堂的神秘之旅中，多数将坠入猎人之手。它们被困于网中，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能够飞翔，除非拼力摆脱捕网，得到救赎。”换言之，鸟类必须经历艰难的旅程，它们翻越高山，跨过深渊，飞越人迹罕至的疮痍蛮荒之地，直至抵达天堂。但这是极少数幸运者的奇迹，他们将向同类描述宇宙之王栖居的圣城——灵魂的归宿、生命的彼岸。 又譬如圣特雷莎的“城堡”。大量的例证表明，圣特雷莎的意象或多或少与伊斯兰文学的城堡想像有关——当然它们的背后或许有更为遥远、悠久的犹太血统，或者二者是平行发生与发展的——。然而，问题是在十六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宗教法庭不可一世，圣特雷莎又是如何得到阿拉伯读本的呢？更大的疑点还在于，圣特雷莎不懂拉丁文，遑论古典阿拉伯语，那么她又是如何接近这些意象的呢？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在一篇题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西班牙-穆斯林先贤》的文章中指出，十六世纪有不少穆斯林隐瞒了真实身份，且他们通晓西班牙语，极有可能是伊斯兰文化的秘密传播者。为了证明阿辛的推测，洛佩斯-巴拉尔特经过多年探求，终于挖掘出西班牙摩尔改宗者（摩里斯科，moriscos）的一批秘密文献。这些人——在宗教法庭的压迫下——饱受艰辛，但他们却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西班牙语创作了许多富有阿拉伯伊斯兰精神的重要匿名文献。遗憾的是，阿辛未及看到这些文字——摩里斯科-阿尔哈米亚文学（morisco-aljamiado）。在那些匿名穆斯林文本中，充斥着（隐喻灵魂的）城堡意象。 再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描写主人公的书籍和食谱开篇：堂吉诃德——当然也指塞万提斯——生活在一个痴迷于“荒唐传奇”和“污秽食物”的国度；洛佩斯-巴拉尔特提醒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对这一文学瑰宝进行准确而充分的解读。但没有深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底蕴，我们是无法感知其中奥秘的。在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这种痴迷，会使人立刻意识到西班牙人（堂吉诃德）的闪族特征。塞万提斯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堂吉诃德吃着煎腌肉摊鸡蛋（duelos y quebrantos，字面意思为“悲苦与破碎”），心有灵犀的读者便会明白，这是一种戏谑：暗喻堂吉诃德新近改宗（从伊斯兰教被迫改信天主教，因为“duelos y quebrantos”是改宗者们给火腿与鸡蛋所起的别名，对新基督徒来说，这食物确确实实难以下咽）。在西班牙，牲畜的头、尾、爪、心及肝肠内脏等也统称为“duelos y quebrantos”（转意为“杂碎”）。但在拉·曼却地区，它却专指煎腌肉摊鸡蛋。因为腌肉火腿是猪肉，所以对穆斯林或改宗者而言，吃这道菜不啻为悲苦。此外，乡下人（老基督徒）桑丘·潘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叨着他的“老基督教徒七指厚肥膘”，自嘲地把自己的臃肿比作猪猡——这对改宗者而言，也是十分恶心的。洛佩斯-巴拉尔特还提醒我们留意塞万提斯的另一个戏谑式暗喻：堂吉诃德，这位聪明睿智、异想天开、行为叛逆的人，首先是位书呆子，他的诸多言行都体现了改宗者的特征。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盲桑丘·潘沙却是“纯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们的血液中没有掺杂一滴异族血液。此外，人物阿尔东莎·洛伦索（Aldonza Lorenzo）的出现也颇为有趣：摩尔人翻译了哈梅特·贝南赫里的阿拉伯语手稿——即《堂吉诃德》——，他在读到“这位杜尔西内娅·德·托波索是拉·曼却腌猪肉的第一把好手”时，不禁哈哈大笑。幸亏洛佩斯-巴拉尔特稍作解释，否则我们便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笑之处。首先，她使我们明白，女主人公（堂吉诃德美其名曰杜尔西内娅）的名字前面有个“Al”（Aldonza），这就意味着后者是摩尔人。这是隐藏在这个名字背后的信息。更妙的是，杜尔西内娅还会做腌猪肉，这是她竭力扮演基督徒以掩盖自己的摩尔血统而矫枉过正犹恐不及的有力证据。惟其如此，那个翻译了《堂吉诃德》的摩尔人（当然也是改宗了的，否则无法继续在西班牙安身立命），但他必得是隐藏得很深的穆斯林，否则不会精通阿拉伯语，也不会有能力将《堂吉诃德》从阿拉伯语译出。当时，这种语言在西班牙已被禁止数十载。而他如此会心的大笑（或许还掺杂着些许苦涩），当是因为同病相怜。他一定是在杜尔西内娅的表演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毋庸讳言，他一定也是在自嘲，同时嘲笑那个社会。适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白色恐怖肆虐，塞万提斯堪称最为敏锐、犀利的作家之一，其丰富性、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一些从未被纳入西方主流学术视野的文本在这本书中也得到了梳理。在这些文本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阿尔哈米亚语文学是在十六世纪形成的，直至十八世纪才被首次发现。是年，人们在位于里克拉的一座房屋的石柱中发现了精心藏匿的几部手稿；嗣后，在萨拉戈萨的阿尔莫纳西德山的一座废旧房屋的夹层地板中又发现了大量手稿。这样的手稿大都用类似于我国的女书 。这种文字被称作阿尔哈米亚语，即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这一事实令人唏嘘；更令人叹惋的是它们本该成为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的组成部分，却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十九世纪，阿尔哈米亚语研究才得以起步。二十世纪，哈维援引1948年塞拉芬·卡尔德隆（Serafen Calderón）就任马德里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时的话说：“它（阿尔哈米亚语文学）是西班牙文学中的新大陆，几乎完全被岁月埋没。对它的挖掘和了解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并被它的丰饶所慑服。”如此等等，阅而后知。 总之，《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它以小见大，用雄辩的例证（也许偶有夸张或臆测，这多少与作者的阿拉伯-西班牙混血身份有关）论述了东学西渐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西班牙-阿拉伯文学和文化之交。它不仅善意地批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且为重写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与维度。 [1] 本译著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Lopez-Barallt: El Islam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