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解读 一、《黑书》涉及的一些宗教哲学背景 《黑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毋宁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对伊斯兰教苏非神秘主义哲学作了生动的展现，并使这种哲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帕慕克在《黑书》扉页上引用了《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一段话：“伊本·阿拉比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他的一位圣人朋友，灵魂升上了天堂，途中抵达了环绕世界的卡夫山，他观察到卡夫山本身被一条蛇包围着。如今，众人都知道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这么一座环绕世界的山，也没有这么一条蛇。”这段引文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苏非神秘主义式的“追寻”基调。 卡夫山是伊斯兰神话传说中环绕世界的一座高山，既神秘诡异，又险恶威严，山体被蛇围绕，山上住着美丽的神鸟“凤凰”（simorgh，《黑书》中译本译为“骏鹰”，有一处译为“青鸟”。神话中simorgh是百鸟之王，并且从波斯细密画插图中的有关描绘来看，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凤凰”类似，故国内波斯文学界一般译为“凤凰”）。苏非神秘主义兴起之后，有关卡夫山的神话传说进入到苏非神秘主义中，前往卡夫山之旅成为一个重要的苏非修行隐喻。波斯著名苏非诗人、思想家阿塔尔（Atār, 1145—1221）的长篇叙事诗《百鸟朝凤》（《黑书》中译本译为《群鸟之会》，译者误将阿塔尔注释为土耳其诗人）即是讲述了一个有关追寻的故事：鸟儿们决定前往卡夫山，去朝拜百鸟之王“凤凰”。鸟儿们的卡夫山之旅遭遇了无数的艰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鸟儿经不起考验被淘汰，最后只有三十只鸟儿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抵达目的地。但是，这三十只鸟儿没有找到什么“凤凰”，这时它们忽然觉悟：我们自己这“三十只鸟”即是“凤凰”。阿塔尔在这个故事中，巧妙运用波斯文中“三十只鸟”（si morgh）与“凤凰”（simorgh）拼写完全相同的特点，阐述了苏非神秘主义中“人主同一”的思想。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萌发于7世纪末，8世纪开始逐渐流行于阿拉伯地区。9—10世纪逐渐组织化、制度化，涌现出一些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11—17世纪是苏非神秘主义的兴盛时期，其影响达至北非、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波斯、北印度、中亚乃至中国西北部穆斯林地区，其中不少苏非派修道团生存至今。 苏非神秘主义分为实践和理论两部分。其理论核心是主张“人主合一”，即人可以通过自我修行滤净自身的心性，在寂灭中获得个体精神与绝对精神（真主安拉）的合一，以此获得个体精神在绝对精神中的永存。实践修行包括内省式的沉思冥想和外在实践，比如：跳旋转舞、用尖锐器物刺击身体、重复不停地摇头赞念等。其中一些外在修行方式被传统教派视为异端。因苏非派奉行苦行修道，因此又被统称为“苦行僧派”。各个苏非修道团都有各自的名称，彼此独立，各个教团之间修行方式也不尽相同。不论什么样的修行方式，“人主合一”是苏非派功修的最高目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苏非神秘主义的核心。其经文依据是《古兰经》① 7：29：“你们要像他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返本还原。”《古兰经》35：18：“洗涤身心者，只为自己而洗涤。真主是唯一的归宿。”《古兰经》2：46：“他们确信自己必定见主，必定归主。” “人主同一”是苏非神秘主义核心“人主合一”思想的分支，其特征是“我即真主”。“人主同一”与“人主合一”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古兰经》中，真主用泥土造阿丹（亚当），将自己的精神吹进阿丹体内，阿丹由此获得灵魂而具有了生命。因此，人的灵魂（精神）来自真主。“人主同一”论以此认为人的灵魂（精神）与真主是同一的，而“人主合一”论以此认为人应当寻求个体灵魂（精神）回归真主，实现与绝对精神的重新合一。 最早提出“人主同一”观点的是波斯苏非圣徒哈拉智（Hallāj, 858—922，“哈拉智”这一姓氏的本意为“弹棉花者”，《黑书》中译本中的“制棉被师傅”、“制棉被学徒”皆系误译，应译为“哈拉智信徒”），他在修行的迷狂中声称“我即真主”，因被视为异端而被处死。“人主同一”的思想因异端色彩强烈而始终未成为苏非神秘主义的主流，但仍被后人有所继承。除了阿塔尔的《百鸟朝凤》影响较大之外，“人主同一”的思想还被“侯鲁非教派”（Horufiyyah，《黑书》中译本译为“胡儒非教派”）所继承。侯鲁非教派的名称源自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共同的一个词“字母”（horuf），该教派将《古兰经》一些章节开头的单个的字母神秘化，认为字母中蕴藏着安拉造世的秘密，进而将人脸上的五官和纹路勾勒成字母，认为世界之谜与人脸孔上的字母奥秘密切相关。该教派最核心的教义是认为安拉（ ）之名写在人的脸上：字母 是鼻子，两个 是两个鼻孔， 是眼睛，从而认为“人之中显现安拉的本原”。② 这一理论的经文依据是《古兰经》50：16：“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真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真主的存在。该教派创始人法兹尔·安拉（Fazl Allāh, 1340—1394，《黑书》中译本译为“法兹拉勒”）在1386年自称为真主安拉的化身，后被处死。该教派因在波斯境内被镇压，转入小亚细亚传教，与当地的苏非神秘主义派别“比克塔西教派”（Bektāshiyyah，《黑书》中译本译为“拜塔胥教派”）结合，在奥斯曼土耳其盛行，尤其为禁卫军所信奉，奥斯曼王室成员也有不少是其信徒。但终为正统教派所不容，在历史上多次被镇压或禁止，但总是屡禁屡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又再次被取缔，但二战之后又再次秘密兴起。阿塔尔在《百鸟朝凤》中描绘的前往卡夫山的朝觐之旅成为“侯鲁非教派”和“比克塔西教派”很多信徒的终生向往，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艰苦卓绝的追寻之旅，最终实现“我即凤凰”这一“人主同一”目标。 《黑书》中的主人公一是卡利普（Ghālip），一是年长卡利普二十多岁的堂兄、著名专栏作家耶拉（Jalāl），他们的共同姓氏“撒力克”（Sālik）意即：奔走在追寻之路上的苏非修行者。而“卡利普”（Ghālip）一词是奥斯曼帝国著名的苏非神秘主义诗人谢赫·卡利普（Sheyh Ghālip, 1757—1799，《黑书》中译本译为谢伊·加里波）的名字，“耶拉”（Jalāl）则是著名的波斯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家、诗人鲁米（Jalāl-ol-Din Rumi, 1207—1273，即莫拉维）的名字。两位主人公名字与姓氏的象征寓意揭示了该小说苏非信徒卡夫山之旅式的追寻主题。 二、《黑书》的线索 在阿塔尔的“我即凤凰”这一命题中，“我”并非原点的“我”，而是追寻终点的“我”，是经过种种精神历练之后已然觉悟的“我”。倘若没有经历追寻的过程，一个原点的“我”是无法觉悟到“我即凤凰”的。因此，追寻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成为凤凰”的过程。当“我”还没有成为“凤凰”时，这个“凤凰”就是外在于“我”的一个“他人”。因此，卡夫山之旅必然面临一个“做他人”的命题。因此，《黑书》呈现的第一个命题便是“谁都梦想成为他人”，小说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梦想成为“他人”或正在做着“他人”的故事。 卡利普深爱着的妻子如梦神秘失踪，同时与如梦关系密切的同父异母兄长耶拉也离奇失踪。卡利普寻找如梦的行动转变为寻找耶拉，因为只有找到耶拉才能找到如梦，而要找到耶拉就必须彻底了解耶拉，而要彻底了解耶拉就必须钻进耶拉的内心，了解他所思所想的来龙去脉。因此，卡利普寻找耶拉的过程即是“成为耶拉”的过程。于是，耶拉在整部小说中成为卡利普的卡夫山上的“凤凰”，而这个“凤凰”在初始阶段是外在于卡利普的“他人”。如梦这个角色是卡利普“自我”的象征（将在后文论述），如梦（自我）的失踪使卡利普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做他人”的卡夫山之旅。 耶拉在几十年的专栏作家生涯中，卷入侯鲁非教派在当代土耳其的秘密活动。卡利普为了找到耶拉，仔细阅读耶拉几十年来的专栏文章，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却无意中踏进耶拉所介入的侯鲁非世界，要了解耶拉就必须解开侯鲁非教派的文字之谜。由此，卡利普对耶拉的追寻与侯鲁非教派在当代土耳其的秘密兴起交织在一起。 在“卡利普想成为耶拉”这条线索牵扯出的众多“做他人”的故事中，最核心部分是现代土耳其人一心想成为西方人。班迪师傅做工精良、栩栩如生的木制模特，只因长着一副土耳其人的面孔，便找不到销路，因为土耳其人不想看到一套时髦的衣服穿在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模特身上，而喜欢看到它们穿在西方脸孔的模特身上，这样“当他披上这件外套时，他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像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③ 班迪师傅祖孙三代皆是侯鲁非信徒，并把侯鲁非教派的文字之谜透露给了耶拉，他们的地下模特世界也正是侯鲁非教派在土耳其秘密发展的象征。由此，现代土耳其人一心想做西方人的缘由又与侯鲁非教派在土耳其衰亡、其文字之谜失落等命运交织成一条线。 “谜”（serr，也译为秘密、隐秘）是苏非神秘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引领信徒踏上认识真主之道的那种精髓。在《黑书》中，“谜”被侯鲁非信徒诠释为一个文化的“中心”，“若一个文化失去了‘谜’的概念，便丧失了它的中心”，“这个文化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平衡”。（329页）侯鲁非教派在度过17世纪的黄金年代之后，由于遭受镇压，一夕之间从地面消失，其信奉的文字之谜随之失落，人们再也读不出自己脸孔上的文字与意义，“从此以后，我们的脸孔变成空白一片，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从中读出什么，我们的眉毛、眼睛、鼻子、目光和表情只剩下空洞，我们的脸不再具有意义。”（330页）前面讲到，侯鲁非教派文字之谜的核心即是人的脸孔勾画出真主安拉的名字，让人认识并觉悟到“我即真主”。在这一命题中蕴含着“真主”是“我”的另一个“自我”这一概念，正如《黑书》所言：“世界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里躲藏着第二个人，两个人就像双胞胎一样共同生活着。”（364页）脸孔失去了意义，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失落。失去了谜之概念（文化中心）、失去了“自我”的土耳其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卑躬屈膝，再也无法“做自己”，被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凤凰”般的目标吸引着，一步一步地、不可避免地最终陷入“做他人”的命运，就如同卡利普，因为失去了如梦而不由自主地踏上“做耶拉”的命运。由此，卡利普个人的角色追求，借由侯鲁非教派的兴衰这一中介，与土耳其整个民族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角色追求交织在一起，成为《黑书》的核心线索。 在追寻之旅初期阶段的耶拉看来，失去了“文化中心”、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做他人”是其重新获得幸福的必由之路。因此，当班迪师傅的儿子向耶拉诉说，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纯正姿势因西方电影的侵袭而改变，其父亲为此痛心疾首之时，耶拉却认为，这些不文明的姿势，“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67页）在耶拉看来，一成不变、不求更新的姿势必遭漠视，难逃其被肢解的命运。这里，被肢解的模特儿影射了奥斯曼帝国崩溃时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耶拉的专栏文章“阿拉丁的店”既写出了店中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很多物品都无情消失的事实，也对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粗制滥造的国货和人们的盲从心理，以及低下的国民素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耶拉看来，这样的国民素质也需通过“做他人”的卡夫山之旅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目的。当班迪师傅的儿子告诉耶拉，其父亲坚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会再模仿别人”之时，耶拉心中想的却是：“这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67页） 在追寻如梦的早期阶段，卡利普的思想也同样如此。当如梦的前夫向卡利普义愤填膺地讲述，西方的文化入侵“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136页）之时，当如梦前夫以自己从事左翼运动的失败经历来描述“做他人”的荒谬——“我们乐观地认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138页）之时，在卡利普的眼中，如梦前夫的言谈举止呈现为一种令人不以为然的滑稽可笑。当卡利普走进耶拉曾经参观过的地下模特世界，班迪师傅的孙子慷慨激昂地讲述其祖父的理想之时，与耶拉一样，卡利普从那些假人模特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土耳其人身上的种种落后粗鲁的毛病和茫然悲伤的表情。因此，“当另一个人的拙劣模仿者，还是当一个没有过去、记忆和梦的自己？”（213页）面对这个问题，卡利普毅然决然选择了要成为耶拉，要成为另一个人的模仿者，即使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卡利普的选择也是土耳其民族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角色选择。 三、耶拉的觉悟 “一直深信人们只要活着就会去模仿别人，就会渴望当另一个人”（125页）的耶拉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倚着清真寺的墙壁审视自己，坠入一种“喜悦之境”（124页）。清真寺在这里象征了宗教促使人内省的功能。在苏非神秘主义术语中，“喜悦”（bast）指灵魂的一种舒张、扩展状态，④ 往往是人在获得觉悟时的心灵状态。的确，终日奔波着想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耶拉，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疲惫与空虚中放松下来，不再想模仿“他”时，忽然间获得了心灵的觉悟，认识到自己一心渴望成为的那个人“他”，其实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一点一滴地被塑造出来的，“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我自己”（124页）。获得觉悟的耶拉终于长出一口气：“我成为了他。”（124页）贯穿在耶拉的觉悟中的正是阿塔尔的“我即凤凰”这一理念。 关于卡夫山之旅，没有获得觉悟的修行者往往将“凤凰”视作一个外在于“我”的“他人”，其目标是“我”最终变成“凤凰”，其着眼点是在追寻终点的“凤凰”上，其过程是改变，乃至抛弃、泯灭原有的“自我”，最终实现变成“凤凰”这一心理期待。帕慕克在《黑书》中将之阐释为一个人一心一意地想成为“他人”的过程。这种追寻的特征表现为对终点目标的狂热崇拜。已然觉悟的耶拉在其专栏文章“我们全都在等他”中，在既没有否定神性“他”存在的前提下，层层推理出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宗教拯救终将成为虚妄，论证了所谓救世主与达贾尔（dajāl，假救世主）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将希望寄托在“他”的化身救世主身上也同样荒谬，所有被视为真主的化身或救世主之人，随着其肉体的被处决，寄托在其身上的希望即成为虚妄与荒谬。因此，不论是对西方的狂热崇拜，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的宗教狂热，都是把追寻的目标锁定在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凤凰”身上。然而，随着“凤凰”子虚乌有的荒谬性被揭示，这一追寻的过程也就随之变得荒谬。 卡夫山之旅在苏非神秘主义的本意中，着眼点是在“我”追寻“凤凰”的过程上，这是苏非的修行之旅，其过程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觉悟自我的精神历练之旅，在这个过程中“凤凰”起着督促修行者观照“自我”的作用。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卡夫山，因为追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卡夫山；也没有什么蛇，因为阻碍追寻的种种欲念即是蛇；终点更没有什么凤凰，因为觉悟的“我”就是“凤凰”。一切的一切，追寻本身才是关键，正如小说所引用的鲁米的诗句：“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272页） 充盈在追寻过程中的是爱，对真主的爱。神爱学说是苏非神秘主义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它认为人只有淹没于对真主的神秘之爱中，焚毁私欲，灵魂才能得以净化，才能达到爱者（指人）——爱——被爱者（指真主）三者和谐完美的统一。因此，神爱被苏非神秘主义视为人觉悟真主存在的根本途径。⑤ 爱的过程即是苏非的修行过程，也是追寻者获得觉悟的过程。正如《黑书》中“三剑客”所言：“爱是一种追寻”（95页），卡利普也正是出于对如梦的爱才踏上了追寻之旅。《黑书》讲述了重重叠叠的众多爱情故事，它们几乎都是波斯古典诗歌中神爱故事的幻化。在这些故事中，最核心的是鲁米与夏姆士（《黑书》中译本译为“贤姆士”）的故事。⑥ 聆听了“三剑客”关于“这个秘密就是爱……关键的字眼就是爱”（97页）的忠告之后，耶拉用专栏文章“吻”表达了自己爱的情感的苏醒。已然觉悟的耶拉在“我必须做自己”的信念中，对历史上的“夏姆士之死”这桩疑案作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是鲁米杀死了夏姆士。鲁米杀死夏姆士这一杜撰故事，其主旨并不在于揭示谁是凶手，而是在于阐述爱的目的不在所爱对象，而在爱的过程，即追寻的过程，“寻找的过程变得比结果更为重要”，“最根本的并不是爱人，而是‘爱’，爱人只是一个借口。”（281页）夏姆士之死使鲁米消除了一个外在于“我”的“他人”，从而使鲁米的追寻之旅避免了陷入“做他人”的荒谬。 那么，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是什么促使人从“做他人”的思维逻辑转变为“做自己”，从而发现自我，获得“我即凤凰”的觉悟呢？是镜子。苏非神秘主义认为：宇宙是安拉之镜，而人的心灵是宇宙之镜。⑦ 正如《黑书》中老专栏作家所言：“我们之中，能有几个具备真胆识的人，知道他们自己便是整个宇宙，而自己所寻找的谜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整个宇宙便是正在寻找谜底的自我？”（356页）大多数苏非神秘主义著作都将人的心灵称作镜子，人的修行即是打磨镜子，滤净心性，让镜子光亮无比，才能映照出真主美丽的容颜。也有一些苏非神秘主义著作将真主安拉称为镜子，映照出人的本质存在，比如14世纪的苏非诗人苏莱曼·恰勒比的诗句：“我把你当作我的镜子。”（400页）《黑书》采用的是后一种，镜子让人觉悟“自我”，因为人从镜子中看见的是另一个自己。耶拉在论及鲁米对夏姆士的痴狂追寻时说：“他在寻找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自己的脸孔和灵魂。”（277页）因此，夏姆士是鲁米的镜子，他映照出鲁米的另一个自我，鲁米对夏姆士的追寻，“其实是在卡夫山上寻觅自己”（282页）。耶拉还在其专栏文章“神秘绘画”中挪用鲁米《玛斯纳维》中两个画家之争的故事，⑧ 进一步阐明了镜子让人直见本性的特性。小说还运用土耳其语中镜子背后的涂料与苏非术语中的“秘密（谜）”为同一个词（382页）的巧合，阐明镜子与“秘密（谜）”对人获得觉悟所起的启迪作用。 若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中不要把“镜子”当作一件“物品”，而当作一个“人”时，那么，“镜子”就是照镜子者的另一个“自我”，就好比生活中一对双胞胎面面相望之时，就好像在照镜子似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姆士是鲁米的另一个自己。鲁米在追寻的最后把自己的诗歌全都归在夏姆士的名下，汇编成著名的《夏姆士·大不里兹诗集》，实现了爱者与被爱者的同一，即波斯苏非情诗中一再出现的神爱主题：“吾即汝”。 参透了鲁米对夏姆士的追寻之旅的耶拉把文章中鲁米的名字替换为自己的名字，本文前面讲到“耶拉”即是鲁米的本名，这又是一层追寻者与被追寻者的同一。整部《黑书》就犹如镜子对镜子，映照出层层叠叠的追寻故事。 四、卡利普的觉悟 在苏非神秘主义的卡夫山之旅中，被爱者与被追寻者是一体的，并最终落实为觉悟之后的“自我”，鲁米与夏姆士的故事所诠释的核心思想即是如此。然而，《黑书》却是用“如梦”与“耶拉”两个角色来分担被爱者与被追寻者，这大约是为了避讳“同性恋”题材之嫌疑。鲁米与夏姆士就被西方人视为同性恋与双性恋的典范。如梦与耶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种关系揭示了这两个角色既是一体又是二元的性质。“耶拉”这个角色担负了卡利普在追寻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做他人”的命运，正如卡利普站在班迪师傅地下模特世界中的耶拉偶像前，不无感慨地说：“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无法做自己；就是因为你，我相信了所有试图把我变成你的虚构故事。”（208页） 卡利普在“做他人”的追寻过程中一度陷入迷途，明知道“我所寻找的那张脸在最后一千零一个房间里面，然而我手里拿到的最后一个钥匙却打不开最后一扇门。此时我才明白，唯一能开启最后一道门的，是我最初看到压在自己胸口的那把冰冷钥匙。可是，那把钥匙现在到哪去了？在谁手里？这一千零一个房间，究竟哪个才是我最初离开的房间和床铺，我完全没有头绪。我悔恨交加，眼泪直流，知道自己注定要和其他绝望的影子一起，跑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交换钥匙，惊异于每一张熟睡的脸，直到时间的尽头……”（370—371页）然而，卡利普并没有绝望到时间的尽头，他通过了解侯鲁非教派的文字之谜，从“镜子”（苏非神秘主义的抽象概念在这里以具体的实物出现）中看到了自己脸上写着的文字，“这个字的寓意有多么骇人”（347页）。小说尽管没有写出这个字是什么，但根据侯鲁非教派的教义，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字就是“安拉”（ ）。由此，卡利普觉悟到“我即安拉”这一“人主同一”的奥秘，从而豁然觉悟他苦苦寻觅的那一千零一扇门里面的那张脸就是他自己，他的另一个“自我”。已然觉悟的卡利普“不愿意再去回想那具属于过去的可悲皮囊，那具自从他带着恐惧从脸上读出字母后，便抛在身后的残破躯壳”，并“乐观地相信，如今我能够彻底做自己”（364页）卡利普重新发现自我，获得觉悟，并最终替代了耶拉的角色，实现了“我即耶拉”这一追寻者与被追寻者的同一。小说最后，卡利普让其朋友易斯肯德对要求采访耶拉的外国记者说：“就跟他们说我是耶拉·撒力克。”（442页） 由于整部小说由开头的寻找如梦转变为寻找耶拉，因此初看小说，会误以为如梦这个角色并不重要，她只在小说开头为引出耶拉而存在，其实不然。如梦这个角色的隐喻乃是全书的关键，它直接启迪我们探究：卡利普在寒风雪夜中追寻的究竟是什么？如梦是卡利普深爱着的妻子，卡利普出于对妻子的爱才踏上了追寻之旅。苏非神秘主义的神爱思想把爱者／追寻者－爱／追寻－被爱者／被追寻者三者统一为一体，神爱的精髓就是发现自我。卡利普从镜子中看出自己脸上的文字，获得“我即凤凰”这一觉悟，重新发现自我，与此同时，他也觉悟到“你就是你的挚爱，你的挚爱就是你”（396页）。因此，如梦即是卡利普，是卡利普“自我”的隐喻。由于“自我”失落，卡利普才踏上了“做耶拉”的命运。这也正是老专栏作家所说的诡异命题——“妻子抛下他去追求的男人其实就是他自己”（109页）的谜底。由此，爱者／追寻者（卡利普）－爱／追寻（对卡利普而言即“找如梦／做耶拉”的过程）－被爱者／被追寻者（如梦／耶拉）三者统一为一体。因此，在卡利普的觉悟过程中，如梦与耶拉表面呈二元，实则为一体。耶拉是卡利普的“镜子”，为促使卡利普发现“自我”而存在；如梦则为卡利普的追寻而存在，即“爱是一种追寻”。追寻，一定是在原“自我”迷失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苏非修行者最初的修行动因即是发自对“自我”的追问——我是谁？我何处来又何处去？因此，追寻的过程即是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 耶拉在知悉侯鲁非教派的文字之谜之后，逐渐介入侯鲁非教派内部，似乎忘记了他曾在自己的专栏文章“我们全都在等他”中论证过的救世主与达贾尔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观点，不断把侯鲁非教派惯常用的明喻、暗喻、密码等编织在他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痴迷的侯鲁非信徒们也将他视为救世主。然而，在整部小说中，耶拉如同卡夫山上的凤凰，始终只闻其名，不见其影，最后现身的也只是一具死尸。耶拉之死，再次证明了追寻者把获得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外在于“自我”的“他人”身上的荒谬性。也可以说，耶拉正是以他自己的死亡对救世主与达贾尔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最后的论证。 耶拉之死对于其盲目崇拜者来说，揭示了追寻终点的荒谬，而对于卡利普来说，则成为其找到自我的必然。卡利普通过对耶拉的透彻了解，而最终成为“耶拉”。若套用小说中耶拉认为是鲁米杀死了夏姆士的逻辑，那么最有作案动机杀死耶拉的人是卡利普自己，因为作为外在于卡利普的“他人”之耶拉必须死亡，必须成为子虚乌有，卡利普才能实现“我即耶拉”的精神觉悟。 因此，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而不是他人的救世主，一旦将他人当作救世主就必将陷入荒谬。哈拉智与法兹尔·安拉宣称自己即真主安拉，正是因为他们达到了对自我本性的认识，正如佛教所言“每一位觉者都是佛”，错的是人没有觉悟到自己可以成佛，而去崇拜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偶像。“我即安拉”这个命题只能针对个体的觉者“我”，“我”只能以此向内观照自己，伊斯兰教一元的核心才能维系，不能用来向外观照他人。苏非神秘主义的“人主同一”论之所以会被认作泛神论，被视为异端，皆是因为下定义者本人是用它来向外观照他人，必然会得出“人人都是安拉”这样的泛神论的结论。 五、伊斯坦布尔的未来 卡利普为寻找如梦／耶拉，游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与现状，借由卡利普的追寻，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马悦然在《黑书》中译本前言中所说的：“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该算是帕慕克的小说《黑书》中的主人公。”的确，《黑书》的真正主人公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的城市，土耳其民族的辉煌与屈辱都浓缩在这座城市中。耶拉在做报纸专栏的过程中，勘探到伊斯坦布尔的过去，从而发现失踪的文化传统之谜；而卡利普在对如梦／耶拉的追寻过程中发现了耶拉所发现的世界——失落的伊斯坦布尔，一个比现实中的伊斯坦布尔“更真实的想象的”（马悦然语）伊斯坦布尔。之所以说“更真实”，按笔者的理解，是因为她是处在迷茫中的现实的伊斯坦布尔的“自我”；之所以说“想象的”，是因为她已经失落。正因为她的失落，现代土耳其人才如同失去如梦的卡利普一样，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做他人”——亦步亦趋地效法西方——的命运。 针对土耳其民族在现当代的“做他人”的角色追求，耶拉作为一位积极关心时政并介入宗教与政治活动的著名专栏作家，对其中的谬误与必然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剖析。其专栏文章“刽子手与哭泣的脸”寓意十分深刻：当刽子手对受刑人首级那张哭泣的脸无法忍受之时，他用刀子强行改变其脸孔的纹路，将之变作一张笑脸，结果却是受刑人身份失落，不知究竟是何人。前面讲到，人脸孔纹路是侯鲁非教派文字之谜的核心，它象征着人对“自我”的认知。小说中，侯鲁非教派对人脸孔纹路的解读被用于解读城市面貌，二者可以两相对应，“人的脸和地图非常相似”（343页）。这样，人的脸孔就与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都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耶拉在探究鲁米在大马士革追寻夏姆士的过程中，通过这种对应方式揭示了“大马士革、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地图中惊人的相似处”（288页）。笔者没有去比较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或许是真的很相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小说此处所说的相似是指精神面貌上的相似。这三座城市曾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皆是伊斯兰历史文化名城，都曾在历史上辉煌过，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在600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中，曾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领头羊。但在近现代时期，三座城市皆衰落，其大市场皆呈M形——一张沧桑愁闷的哭脸。在接下来的全面西化进程中，伊斯坦布尔这座曾长期代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峙的桥头堡，被强行纳入西方的发展秩序中，整座城市的面貌在急于“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⑨ 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强行人为地改变一座城市的面貌（脸孔纹路），意味着对城市（国家民族）属性的强行改变，其结果是城市（国家民族）的身份失落。土耳其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不东不西的尴尬角色正是这一强行人为改变的结果。耶拉在其专栏文章“不会说故事的人的故事”中，以几个失去话语权的人的愁闷，象征了土耳其民族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中因被强行改变了属性而找不到“自我”，因而失去话语权的难堪处境。 既然每个人都最怕失落自己的本性，那么，一个人可不可以只做自己？小说最后的“王子的故事”，尽管列举了很多历史上因找不到自我、无法“做自己”而毁灭的王国，警示人们“做自己”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论证了倘若像故事中的奥斯曼王子那样极端地坚持只做自己，彻底否定追寻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在我的记忆花园里，一无所有”（467页）。小说还讲到，古代苏丹或皇帝们总爱乔装出巡，体验另一种身份，因为“那些无法忍受长久扮演自己的人，唯有假冒另一个人的身份，才能得到慰藉。”（279页）一个人无法忍受长期做原点的“我”，是因为长期固定的角色缺乏自我更新，必将成为一潭死水，或就如同“黑洞”一般，落入其中的东西都会沉淀，淤积，直至腐朽。因此，换角色（乔装成别人），其目的不是要变成所换的角色，而是通过对另一个角色的寻求以图从中发现一个新的自我，以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因此，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能只做自己，“孩童不也是通过模仿别人，才开始牙牙学语的吗？”（359页）因此，倘若否定追寻的过程，片面强调只做自我，那么这个“自我”必是原点的“我”，甚至连原点的“我”也不是，因为原点的“我”已经迷失。这即是《黑书》提出的另一个命题：“一个人不可能只做自己。” 在苏非神秘主义的卡夫山之旅中，追寻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追寻的过程，就无法实现“我”与“凤凰”的同一。而在这追寻的过程中，在获得觉悟之前，又必然面临“做他人”这个问题。然而，“做他人”并不可怕，关键的是对终点目标“他”的认知。倘若将“他”看作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追寻的过程必然就是抛弃自我、改变自我的属性去做虚幻的“做他人”之梦。并非“只有成功地与所有的他人成为一体同心的人，才能达到对自己本性的认识”（马悦然语），而是要将终点目标“他”当作一面镜子来观照“自我”，认识到你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就存在于你自身内部，从而实现“我即凤凰”这一觉悟。“我即凤凰”，这是无数苏非哲人与苏非诗人阐述过的“自我的秘密”，也是《黑书》这部小说所欲揭示的核心主题。 追寻，若旨在“做他人”，因其终点的荒谬性而致使其追寻过程也变得荒谬；追寻，若旨在寻找另一个自我，则必会在过程中获得觉悟，找回自我。笔者由此联想到蚕虫变飞蛾之喻：倘若一味地坚持只做自己，那么小蚕虫将永远停留在小蚕虫的阶段，永远变不成飞蛾；小蚕虫长成了大蚕虫，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忽然看到飞蛾的美丽，便自惭形秽，不愿再做蚕虫，要抛弃自己蚕虫的属性，要去做飞蛾。那么，不做蚕虫的蚕虫会陷入什么样的处境？必然是既不能变成飞蛾，也不再是蚕虫。因此，只有在坚守自己蚕虫的身份的同时，不断吃桑叶（外在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把桑叶化为自己身体内的营养（正如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才能不断蜕皮长大，每一次蜕皮都是“自我”的一次更新，也是“自我”的一次再发现，直至结茧闭关冥想，终于有一天豁然觉悟，破茧而出：我就是飞蛾！ 作为个体的人，卡利普在经历卡夫山之旅之后，最终获得了“我即凤凰”的觉悟，重新找到了自我，从容自如地替代了耶拉，并且最后把如梦用过的东西也抛进了“黑洞”般的天井，意味着抛弃了对所爱对象的最后一丝幻想与依恋，完完全全地“做自己”，正如“卡利普”一词的本义：胜利者。然而，土耳其民族在现代“做西方人”的追寻之旅中又是否能够重新找到自我，寻回自己的身份，觉悟到“我即凤凰”并重建自己失落的文化传统？尽管小说在“谜之发现”中，提出了用拉丁字母重构文字之谜、重塑自我的设想，这是耶拉或卡利普的理想，抑或也是帕慕克本人的理想？但是，帕慕克并不持乐观态度，小说最后写道：“伊斯坦布尔，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491页），因为“很久以前，他们曾经一起过着充满希望与意义的生活，但由于某个不知名的原因，他们如今不仅失去了这个意义，也遗失了他们的记忆。每当他们试图挽回这个意义时，结果却迷失在自己蛛网满布的内心隧道，找不到回头的路，也永远找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入口，因为钥匙已经掉在他们失落的记忆库深处。他们只能茫然呆立，被一股仿佛失去家庭、国家、过去及历史的无助的剧痛所吞食。流亡和失落的痛楚如此强烈，如此难以忍受，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找回意义和秘密的努力，只能顺从地听天由命，安静地等待生命终结的时刻”（212—213页），只能绝望地眼睁睁地等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16页） 注释： ①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王家瑛：《伊斯兰宗教哲学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385页。 ③ 奥尔罕·帕慕克：《黑书》，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63页。本文中引自该书的引文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④⑤⑦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188，161，184－185页。 ⑥ 关于“鲁米与夏姆士的故事”的历史原貌，可参阅拙文《穆拉维与〈玛斯纳维〉》，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⑧ 可参阅拙译《玛斯纳维全集》第一卷第349—352页的相关故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⑨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02页。 作者：穆宏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