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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19世纪前期就已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命题，他在1827年时说过：“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所以，作为一个特定文化史概念的“世界文学”的起源，始自于19世纪早期。而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集大成者，马克思所涉及的命题，基本涵盖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全部根本问题，这也是当代世界众多思想家都一再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里的根本原因。他提出的“世界市场”与“世界文学”概念，不但具有自觉的理论内涵和问题意识，更将其作为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代表来论述，其要点则在阐明彼此之间的关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世界以其武力之强，不但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也通过殖民主义而使其价值观随之传播四海，与此相适应，在思想家的心目中，“世界”也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理念，从“世界公民”到“世界历史”，从“世界文学”到“世界精神”等等。可以认为，“世界市场”确立了“全球化”的根本性物质基础，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也随之散遍世界各地，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评价很高，他总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正是因为出于这一原因，它忽略了任何不能用价格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应该说这一分析，颇为准确。资本主义因其极端的“功利价值”取向，很难代表人类发展的终极理想状态。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突出阶级斗争的基本立场，所以强调“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艺家”、“艺术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说“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表达工人们的普遍情绪”等等。这些论说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 大致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文学认知也基本反映了他们的理论思维特征。就其关于德国文学的论述来说，基本可以勾连出一条文学史线索，即由文艺复兴以来至19世纪（他们的当代）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他们视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史家，亦未尝不可。 17世纪的德国文学本身处于过渡期，马、恩对他们殊少论述。而18世纪则是德国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对几位大家他们都有涉猎，包括：克洛卜施托克、莱辛、歌德、席勒，而歌德更是论述颇多。其态度基本上是一分为二的，需要时援引之、肯定之；必要时讽喻之、否定之。譬如马克思一方面引用席勒《信仰的话》：“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同时，将席勒《大钟歌》里的警句“惊动狮子很危险”视作对法国革命“市侩味的抨击”。他们一方面将席勒的判断作为权威以论证其关于德国市民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借黑格尔辛辣地嘲讽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庸人倾向”。对歌德的评判亦如此，恩格斯一方面肯定歌德的人性思想：“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洞察出歌德身上的双重矛盾，并予以美学和历史的批判：“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像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他投以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旅行》里他称赞他，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他冲来的历史浪潮。”接着，恩格斯得出了那段著名的结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而“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说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从特殊到一般的论证由此得以完成。 大体说来，马、恩论文学，往往一针见血直奔文本背后的思想意识，更将作家作为一个认识世界的主体来完整看待。而之所以如此，当然与他们的理论构建与论争需要密切相关，这样做的好处是“淋漓尽致”，但有时难免对文学文本的艺术性方面关注不够。不过后者自有专门的文学史家去“清扫藩篱”。这一点，到了论及尚处于进程之中的19世纪文学，就更明显了。马、恩的视角和眼光非常特殊，所以他们最为标榜的是诗人海涅。这固然与彼此之间的交往有关，但更是因后者能有助于他们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们特别注意挖掘“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海涅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符合或接近马、恩的理想。 当然，马、恩并非对民族文学毫不关心，对阿恩特的《祖国之歌》与青年德意志派都有所提及。而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对弗莱里格拉特与贝尔塔等的拔擢。作为小说家的贝尔塔，其实在文学史上无甚地位。马克思并不掩饰自己对德国小说的轻视：“对德国小说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我认为它无足轻重，由于我十分偏爱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小说家，因此我也曾带着惯有的怀疑来读您的《苦难的一年》。”此言说于1879年，足见马克思对德国小说的态度。 一般来说，我们会特别注意“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背景，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古典哲学亦同样离不开“德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温润。不仅古典时代，整个历史进程其实亦如此。就马、恩的德国文学认知而言，他们更多地是站在“哲学建构”的角度来对待文学的，并没有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考察与研究。“群书为我开生面”，就此意义来说，马、恩的德国文学史论述，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德国文学，强化文学史与政治史、思想史的关联性认知，无疑是极有助益的。当然，此中不可忽略的，还有马、恩整体理论框架的大背景，他们对文学、艺术与美的论述与认知，也都应作为参照的体系。能如此，我们进行德国文学研究，也就可以不仅停留于“就文本论文本”的层次，不但有可资凭借的“犹识庐山真面目，异域慧眼观彼土”，更可“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求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与气魄，对全面而客观地认知德国文学与思想的进路，显然良有启迪与助益。 作者：叶隽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