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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隽 1789年5月26日晚6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这一区分向度，揭示了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富含德国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如此。 在歌德的推荐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薪）。这在当今功利时代之中近乎难以想象，虽说“为稻粱谋”并非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如此不介意收入状况，仍需要一种勇气。没有一种理想者的姿态，确实很难做到。正是在这样艰难坎坷的处境中，席勒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发展出自家的大学理念，不但对“德国精神”有所阐发，也是日后成为世界典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重要组成和源泉。因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耶拿时，就曾与席勒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而洪堡的大学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后来德邦的莘莘学子，包括20世纪初期留德的蔡元培。 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蔡元培就已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实际上，这一说词就是要求学子明确自己的位置，不可做“利禄之徒”。所谓“天下滔滔，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求官致富的时代潮流中，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虽说未免近于迂腐，但也真正地显示出人之为人，原来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在我看来，“哲学之士”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大学之精神尺度。它不但适用于昔贤的自我激励，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大浪淘沙。当世界学术场域都几乎一无例外地以美国为标准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德国古典一代的精神理念，包括其现代大学理念。 滔滔天下，衮衮诸公，试问有几人敢面对席勒的追问，慨然曰：“吾乃哲学之士。” 第一流的学者，是否可以直面这样的问题？而舍却求官致富的目标，人类的普遍生存是否还可能有别样的意义？我们该当如何给生命赋予意义？ 学者之流，所求者为何？有所谓“求真”之说，或曰“真、善、美”，至后人又有所谓“求趣”之说。那么，人类之追求与学者之追索，究竟在何样的交叉点上可以共汇？或许，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国古典时代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费希特就给我们明确地界定了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1]，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der in 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 übrigen Stä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die 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 darstellen）[2]，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所以，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3] 看啊，这就是学者，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毅然有所担当的“哲学之士”。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士人的优良传统，梁漱溟曾说“吾曹不出而如苍生何”×？现今观之，虽未免有过于自矜之意，但其敢于担当的主体意识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过，诚如费希特所意识到的那样：“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决不会打算用强制手段、用身体暴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4]这里将学者的社会功用作出明确的学理规定，是有其值得思考的一面。这对我们传统那种将“社会情怀”和“政治介入”混为一谈的思路有提示和纠正意义。 在我看来，哲学之士，应以真理之追索为生命标的；以理想之诉求为人生航标。造就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有作为人类精神守护者的自觉意识，人类之作为人类者，最善良的品质的最大限度的发扬，并惠及四灵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哲学之士该当承当的文化使命。 哲学之士，应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最善良的心灵，最纯美的形象（道德意义上）。他们也许也犯错误，他们也许有些迂腐可笑，但他们始终都是最为可贵的人，有最纯洁的品德，有自我的反省，有一颗婴儿般真诚的心灵。正如歌德所言，他应当是“人性之中的至人”，他应当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应当尽可能地在举世滔滔中坚守自己的原则，维护人类伦理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孔子那里，他应当是真正的“贵君子而求圣贤”；在耶稣那里，他应当具有“救世主”的勇气和毅力；在佛陀那里，他应当具有“舍己救人”的担当情怀。 但这些大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多半成为一种标杆，或理想中的“虚幻偶像”。难有真实的血肉可以触摸。而“哲学之士”则不然，他给我们以一种极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尤其是，席勒自己，通过他艰辛坎坷的生命历程，造就了一幅这样的人格理想图。 不仅是中国需要，就是在当今的整体世界学术场域里，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韩国学者被揭发出造假现象，造假可以理解，可是为何造假却是值得追问。美国学术毫无疑问居于当今世界学术的中心位置，这也不仅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留美归国居于领导地位者）一家捧之奉之的情景，同样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上演，甚至包括美国人的昔日模范——欧洲诸国（包括德国），但它没有起到当年德国学术被天下景仰时候的那种示范意义，为什么？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大学/学术在当代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可美国学术有那么强的文化生产能力，为什么会让人总觉得它缺乏根基呢？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如此，就是对的吗？ 虽然希图“和平崛起”，但就“中国威胁论”而言，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即便从客观地立场来看，中国现在还远没有资格去“交接霸权”。一个真正能担负起世界责任的大国，仅仅有经济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够的，而只有在文化、精神气度上的原创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才会使我们能更好地“面对世界”。法国人会问，“中国准备好了吗？”我想我们必须理性地回答，“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意识，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是在知识精英的层次。而要做好这种准备，首先就需要这些精英人物（如果他们自诩也是的话）扪心自问，我是哲学之士，还是利禄之徒？ 也许我的追问过于理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谁又能敢说他毫无现实生存的需要，没有“为稻粱谋”的顾虑？但请注意，哲学之士并非生来圣贤，但他能够时时拷问自我之良心，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疲软和衰颓，始终不曾枯竭求进向上的善良意志。 其实，席勒并非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学术伦理命题，正可见出学术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人之社会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必要修养方式”。我们也知道，席勒终身在为稻粱而忧虑、而筹谋，与终身无虑于物质基础的歌德不同，席勒之颠沛流离、英年早殇，正是因了他始终不得不为现实的物质生存而奔忙的制约。可即便上天如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却仍未将其变成一个利禄之徒，而正相反，铸就了他作为最为典范的哲学之士的资格。要之，则因席勒始终保持了自家心灵的澄净，这是“哲学之士”概念的必有之义。这样说，不是陈义太高，而是设定一个伦理底线。 虽然时间已跨越过四个世纪的光阴，但昔贤的论述却日益灼射出其灿烂的光辉。当现代大学的光环随着美国的“中衰”现象而黯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统，是否确实需要认真地反思？纸上苍生，也未必不重于千钧啊！ 大学的哲学系，其实最应培养哲学之士，但察其事实，亦未必然。其实，一所大学，也未必全都是哲学之士，但哲学种子，却是必须应当播栽下去的。当功利的喧嚣，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我们究竟该当如何选择，自己前行的足迹？或者，我们可以说，哲学之士诞生于现代大学是一途；另一途又何方招徕哲学之士进入现代大学，使得现代大学，真地不负大学之誉。 现代大学，如何能够成就自身的现时代辉煌呢？那么，何妨就让我们以这一最简单的标志来略作衡量，你的先生中有这样的哲学之士吗？无论教授头顶有怎样的耀眼光环，是院士还是诺奖得主，他敢自信地说一句我是哲学之士吗？ 我们危机重重，我们殚精忧思，我们还能否寻得“心灵的澄净”，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可仍逃不掉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担起自己的职责？在这个时代里，还能否存在“哲学之士”。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 德文为：In dieser Rücksicht ist der Gelehrte der Erzieher der Menschheit.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 9663 (vgl. Fichte-W Bd. 6, S. 332)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第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2]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 9665-9666 (vgl. Fichte-W Bd. 6, S. 333)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第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3] 德文为：auch mir an meinem Theile ist die Cultur meines Zeitalters und der folgenden Zeitalter anvertraut; auch aus meinen Arbeiten wird sich der Gang der künftigen Geschlechter, die Weltgeschichte der Nationen, die noch werden sollen, entwickeln. Ich bin dazu berufen, der Wahrheit Zeugniss zu geben; an meinem Leben und an meinen Schicksalen liegt nichts; an den Wirkungen meines Lebens liegt unendlich viel. Ich bin ein Priester der Wahrheit; ich bin in ihrem Solde; ich habe mich verbindlich gemacht, alles für sie zu thun und zu wagen und zu leiden. Wenn ich um ihrer willen verfolgt und gehasst werden, wenn ich in ihrem Dienste gar sterben sollte – was thät ich dann sonder liches, was thät ich dann weiter, als das, was ich schlechthin thun müsste?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 9666-9667 (vgl. Fichte-W Bd. 6, S. 333-334)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第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4] 德文为：Er wirkt auf die Gesellschaft; diese gründet sich auf den Begriff der Freiheit; sie und jedes Mitglied derselben ist frei; und er darf sie nicht anders behandeln, als durch moralische Mittel. Der Gelehrte wird nicht in die Versuchung kommen, die Menschen durch Zwangsmittel, durch Gebrauch physischer Gewalt, zur Annahme seiner Ueberzeugungen zu bringen; gegen diese Thorheit sollte man doch in unserem Zeitalter kein Wort mehr zu verlieren haben; aber er soll sie auch nicht täuschen.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 9664 (vgl. Fichte-W Bd. 6, S. 332)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第43-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译文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