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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的国际视野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北大与德国的学术思想关系可谓久远矣,且不论同文馆时代的开设布文,就以蔡元培掌校北大算起,也已是跨世纪的壮举了。没有蔡校长留德时代对洪堡大学思想的“心领神会”、“默运于胸”,又怎能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新北大?又怎么可能一举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基础?更不用说,因了蔡氏在北大的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生根发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当然,从一个微观的意义角度来说,蔡氏一力推进北大创办“德国文学系”,也可看作他对学习与接受德国学术文化重要性的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与北大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不密切。经由北大这一孔道,德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与意义,才会显得如此的突出。所以,北大之研究德国,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了。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由德国官方资助的13家德国研究中心之一,北大的德国研究,确实也显示出他们“合纵连横”的强处来。该中心虽是一虚体机构,但却联合了众多人文社科专业以德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诸如德国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法学、艺术等均有涉及,在国内的德国学研究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们所拟议中进行的“文化记忆与全球化———欧洲启蒙和现代中国视野中的德国文化、历史和社会”大型合作研究项目,让人耳目一新。从单纯的语言文学扩展至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也显示了北大人的气魄。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作为第一部著作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其特点就在于以教育史研究为背景,又不局限于教育,而是把学术、思想、文化的东西都兼及纳入,所以其论述就有了相当的宏阔视野。同样是一部学术著作,问世后的反响与效果可能大相径庭,何以然?这样的问题,牵涉者过众。不如就将问题限制在中国的德国学建设领域之中,我们该如何建设自己的“德国研究学科”?我们该如何面对曾经的历史与未来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择定自己前行的步伐与努力的目标?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德国学的评价,要看四个指标。一是“从无到有”,这是指历史的比较,与历史上前人所做过的工作比,与当代汉语学界其它有关德国的学术研究相比,它在选题、思路与理论上都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决不能简单重复与炒冷饭。但这种比较是中国学术史传统里的比较,就是中国学者做过的东西一定要清理;而外国学者的研究应适当兼及(即同类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不应忽略,不仅是德语世界,也还至少有英语世界,乃至斯拉夫的德国研究等),主要考虑还不是资料的困难,而是由于学统不同与语境有异,而必须做出的区分。也就是说,“德国学”的概念,在这里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德国研究”,是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生成的“德国学”,而非其它。
    二是“相互沟通”,即德国学研究本身之间,要能达到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即研究德国文学、德国历史、德国哲学、德国教育、德国艺术等等的学者,能彼此明白和理解,至少是阅读并尊重对方的研究成果(当然是指严谨扎实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成果),这样就有可能相互借鉴、力图融通,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自家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似乎值得特别强调。因为,一般而言,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不看或不屑于看国内同行的著作文章,认为还不如直接看原文。其中所包含的“学术殖民”潜意识与“无端骄傲”就不谈了(也不是全无道理,国内研究的整体水平确实欠佳),至少有一个大的问题,你不看国内同行的研究,怎么知道进展到了何处,又如何来推进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进步?学者治学固当强调“自力更生”,但在个体研究之外,仍需要有更宏观些的“集体意识”,这样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德国学”的建设才有可能“积跬步以致千里”。
    三是“对话主流”,就是要获得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承认乃至尊重。毕竟,处于中国学界边缘的“外国学研究”,其目的并非简单的为研究而研究,背后关怀意识的有无、思考问题的深度,都关系到学术本身的气象与力度,如果不能与主流学界有共同呼应的命题、有相互生发的意识,这样的研究仍很可能陷入到“闭门造车”乃至“井底之蛙”的陷阱中去。当今有一种说法是:“外文系的会翻译,中文系的有思想。”外文系出身的讥笑中文系的不懂外语,“盲人摸象”;中文系出身的则鄙视外文系的水平低下,“亵渎学问”。这样的说法,都有各自的误区在,想当年,多位学者提出过中文系与外文系应合并的主张(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最终因为体制的原因而未能实现。仔细想来,这样的提法在学术上确实有道理,事实上,象钱钟书他们那代人很多都是中外兼通的。这且不说,但作为以外国学为研究对象者,确实应关注本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情况,用冯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冯至《我与中国古典文学》,见冯至著《山水斜阳》第142、147 148页)他这里强调的是“致用”的一面,即便就“学术”的一面来说,也只有“对话主流”,才有可能在优游涵养中达到“学术预流”,站在学术世界的制高点上,创造出有气魄、有血性、有自我的“大气学问”来。
    四是“同步国际”,至少设一个标准,就是要让德国人重视我们的“德国学研究”,能达到我们对待海外汉学的态度。这里的论述,都排除了功利的考虑因素,而是看重纯粹的学术标准。如果你的研究水平真正达到了那个层次,人家就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你。但这里强调“同步国际”,却并不是说一定要以德文或英文发表论著,我们看外国的汉学家,他们在汉语语境内获得重视,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用汉语撰作论文发表,最多不过经由他人译介而达致,包括一些华裔学者亦然。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颇有用德文或其它外文发表的论著,甚至有这样的集刊,能坚持下来当然难能可贵,至少它是一块阵地。但试问德国人是否对其有足够的重视?毕竟,学术性的标准是统一的。作为学者,大家公认的会是你的学术水平,而非仅以外语之长,善于表达而已。故此,作为研究外国学的学者,适当参与外语语境中的“国际写作”则可,如参加以外语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但如果津津然以此为要务,则未免有忘却作为中国的德国学研究者本分的嫌疑。这里涉及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德国学”研究者,其设定的位置应该在何处?应该承认,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相比,我们的德国学绝对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家积累了多少年多少代,而我们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最多只能说是刚刚上路。所以,立足于本国的“德国学”建设,仍是根本立身处,一者只有用汉语写作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大程度地惠益于本国学界与读者;二者本国的德国学“学术空间”的建立,也端赖于为数有限的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是从获得国际影响来说,学者看重的显然也更是你学术成果本身的分量,而不仅是你是否有外语表达的能力。如此立论,并非是说外语不重要,作为外国学研究者,“外语”当然是立身之本,读书、衡文、交流,哪样都离不开外语,甚至不仅是一门外语;但仅仅以此为炫耀资本,难免不被人指为“亵渎学问”。国内有些很好的文史学者,本身就是外语出身,但从未以此为标榜,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这些年来,国人一力推动海外汉学的译介引进工作,我认为是极必要的。这固然表现出我们与国际学界的差距,但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我们的气度与心胸。从来只有虚心学习的国度,才可能真正地超越自我,海纳百川,从而更上层楼,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境界。将中心放在 “自我”上是非常必要,因为这样才能“有我”;但如果仅仅停留于“自我”之上,又是难免局限乃至有“坐井观天”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德国学”,整个的“外国学”研究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其意义绝对是非同小可。这样一种“国际视野”的有无,对于我们中国人在未来建立起真正的“世界胸怀”,实现近代以来从未实现的“崛起之梦”,实在是可谓“关系重大”。设若如此,即便是静坐于书斋之中的学者,其纸上谈兵的治学道路,也可能关涉非小。
    作者:叶隽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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