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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中共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并将“扩大文化消费”作为重要举措之一。本文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及鲍德里亚早期的“物体系”、“消费社会”理论为审视视角，从物-文化产品，人-消费主体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在经济社会在向文化工业/消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消费将成为生产的变相延续，文化产品逐渐会丧失满足人真实需要的初衷，而变为消费意识形态的载体，以及营造人们个性满足幻象的符号-物，物与人都可能会被更深的异化。而这些在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道路中，足以起到警示与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产（工）业；阿多诺；鲍德里亚；消费；同一性；意识形态；常人；生产；物体系；符号-物；收藏；批判理论；社会原子；个性；广告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共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虽然我党始终将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我国的文化建设固然也因此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实事求是的讲，在实际的助推过程中，我们在科技力量、传统经济增长等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和强度，还是明显优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从国家发展的实用角度而言，倒也是不能苛责的——《决定》再一次强调要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坦诚“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 ，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不足。但是，一个民族国家想要增强综合国力，得到更为长足深远的发展，想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得不重视、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种充分的认识已经体现在了《决定》的字里行间之中。 如果说传统工（产）业大多情况还只和普通民众生活的某一部分直接相关的话，文化产业的影响则无疑会将渗入到现代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当中。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自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战后）至60、70年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大学的逐步扩张、拥有高等学历的民众迅速增加，由此引发的具有一个人数更为众多、文化水平均匀提升的新群体出现，文化出版物的价格愈发低廉，大众文化日益盛行等等。而20世纪40年代至60、70年代，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的理论先后成熟的时期，他们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及“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理论尽管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但从这些相似性看来，这些批判理论对于我们用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应当仍然是具有现实的警示和反思意义的，尤其是在我们即将逐步把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将“扩大文化消费”作为重要举措的今天。 一、文化产品：从同一性意识形态载体到消费社会的符号 事实上，《决定》中现已被普遍使用的“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术语，其源头其实正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最早出现的“文化工业”。 2003年9月，我国文化部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我国的界定当中，文化产业更像是一种文化娱乐的集合，而有别于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另一概念——“文化事业”。而意识形态性问题，也许正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与我们的“文化产业”提法的最大区别所在。但是，这种去意识形态性的定义，便一定能够消除阿多诺所批判的种种问题么？ 阿多诺的文化批判，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启蒙理性批判之上的同一性意识形态批判。他指出，在对启蒙理性“救赎叙事”的坚信下，受18世纪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数字化成为了启蒙的规则，任何不符合计算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被认为可能导致人们走向谬误和堕落，破坏体系和谐性的异质性存在，从而必须加以拒绝。 为此，启蒙理性用抽象的标准取代事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将一切不等的质都归结和转化为抽象的量，以使不等的东西变成可以比较和计算的东西，最终只突出事物的同一性，使对象完全屈从于总体性体系。 在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的这种工具化操作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求以制度的形式对体系内部加以监管和控制，相应的也就会产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以及纪律和惩戒。由此，阿多诺提出，在这种工具理性建构的现代社会中，真正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实际已不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即具体的个体或群体，而是获得一种匿名的、无所不在的控制权的同一性意识形态，整个世界也便成了在这种意识形态统领下的“被管理的世界”。 在这种世界中，管理不会考虑具体客体的质，不会搀杂任何主观情感和个人意志，而必然呈现为一般对于特殊的压制，将一些从普遍性抽象出来的标准和范式强加给后者。管理成为了一种通过适当的对应部门协调来解决问题的科学，众多与人相关的重要问题都被简化成为一种操作标准。从而，能否有效管理，而不是人，逐渐变成了核心问题。难怪阿多诺要感叹：“管理科学，实际上是管理东西的科学，而不是人的科学。”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很大层面上就是致力于在现实层面上批判同一性意识形态不透明的暴力性，而“文化工业”正是他在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中所选择的主攻标靶。 阿多诺使用“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目的就在于将它与“大众文化”相区别，强调那些特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性质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按照计划炮制出来的。在这个机器复制的时代，艺术品早已丧失了本雅明所说的独一无二的“灵韵”，文化产品的制造采用了和商品同样的标准化原则。而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至少能彼此适应，并由此组合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系统。就文化工业中同类的文化产品而言，“所有细节都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以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 。差异只不过是一个既定模式的适当调整；而不同的产品，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在形式的结构和含义上也体现了惊人的类似，因为文化工业已发展为一个水乳交融的体系，它不会被局限在小说、音乐之类的分类上。 文化工业甚至将“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 ，并使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总体性目标，于是，看似不同的文化产品共同制度化为心理控制的手段，用不断地重复、同一的方式致使人的反应自动化，并削弱个体的力量，文化工业也就更多变成了一种控制人们内心生活的意识形态。 同时，在阿多诺看来，以电视为主的媒介也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引导了观众的反应，以此使观众产生符合总体性统治需要的依赖、崇拜及盲从，从而使人们屈从于文化工业的总体性要求。 大众传媒私人生活场景当作表现对象，使一切私人化空间都可能被公众化，逐渐消解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 ——这在Twitter/微博、Facebook盛行的今时今日更加明显。 由此，在日常生活这个私人领域中，愈发形成和呈现出了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力量，它常常以流行时尚、公众舆论等被海德格尔（Heidergger）称为“常人”（das Man）意志的东西为表现形式。这种“常人”意志，使原本因种种差异性而可能意见冲突的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并为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范本，使人们总能在一种无差异的“平均状态”下为自己找到一个恰当得体的正确位置。但实际上，这种标准并非属于某个具体个人，因为这些常人“不是确定的他人……任何一个他人又都能代表这些他人” 。这样，人也就逐渐从“本真的此在”，沉沦为受“常人”意志支配的玩偶，逐步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抵抗能力，从而也就消除了一切革命的企图和异己存在的可能性，并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自觉地以否弃自身差异的方式，认同和融入这个总体性社会体系。从实际显像层面来说，就是让人们在被构建的需要基础上，经过诱导，在“自由选择”的假象之下，消费各种在本质上一致的文化产品。 在这里，文化产品的生产，指向的是被“消费”。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是资本的运动过程，而消费是资本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与逻辑延伸，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所以消费仍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不过依照马克思的逻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也必将逐渐摆脱自然经济时代的自发过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驱动力。 事实上，正是从《启蒙辩证法》出版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生活开始从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 对于这种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向，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只有从交换角度的分析中才初现端倪——在他看来，同一性的现实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它“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同一，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总体”。 然而，由于交换规律不能直观，只能由某种中介性的东西呈现出来，交换价值作为中介概念就担当起了这种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市场化，一切产品的出现都是为了被交换（消费），获取交换价值以创造利润，而生产者的创造性贡献乃至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反而渐渐被忽略了。就这样，能指逐渐代替作为所指的使用价值成为被推崇的对象， 交换价值这种能指也就变成了它自身的所指物，被符号化的一切“商品”除去为转换和交流的目的存在，实际上不再具有任何别的用途，整个文化工业也就成为一个意指其自身的符号系统。 尽管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一种具有符号学意识的批判，但阿多诺基本上还是从生产体系出发的。也许是因为消费本身在当时尚未蜕变成生产体系的替代，也许是法国学者更多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将批判的立足点更多的基于对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式的解码，更好的弥补了阿多诺甚至法兰克福学派在消费问题上没有深入分析的“不足”的，正是鲍德里亚。对于他而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本身已不是一种主动地追求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转化为一种为生产的目的而采取的被动行为，甚至已取代生产，成为维持一切社会活动运转的先决条件及社会运行结构的核心。 在消费的这种转变背后，其实是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在鲍德里亚所谓的“风格盛行”的“古典时期”，即早期商品社会当中，消费是直接与物的本质相关联的，消费更重视物的使用价值，目的也通常在于满足基本的需要，而这种针对物的有用性进行的消费本身也因与物欲的关联，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背景下，是被倾向节制欲望的社会普遍意识所抑制的。同时，作为商品的物品也常常被人们投注以私人感情，以及道德、权威等象征意义。此时人与物的关系是：人拥有物，物则更像是人的镜像存在。具体到文化层面，也就有相应高雅文化产品和民众文化产品的分野。 而随着现代社会愈发向功能性世界发展，消费对象的物质性，已逐渐被广告等各种媒介创造出的意象性所取代，消费逐渐变成了对于意象，以及被意象激发的需要的消费，真实的消费也就逐渐向幻觉的消费让渡。更多的情况下，物品成为商品不再是为了被使用，而是为了被消费——文化产品尤其如此。甚至，消费品也就不再仅仅限于物品，更包括人的身体、观念乃至自然性欲，“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抽象化为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 从而，物品，或者说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消费品，已经剥离了人私人感情以及象征意义，它们的指涉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语言结构的关系结构，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消费品此时也转化成为一种“符号-物”。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因此，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就必须成为（物体系中的）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是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 。 因而，成为消费对象的物品，也就必须是物体系中的物品，呈现为系列的存在。汽车、手机会不停地依照某个序列推陈出新，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也会以续集（前传）、衍生、同类以及各种相关的周边产品不断推出，像《星球大战》就可以绵延几十年。只要选择消费其中一种产品，系列中的其他产品便会形成一串相互暗示的诱惑之链，刺激、构造着人们继续消费的需求和欲望。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 。 如此一来，消费也就成了对物体系的消费。消费的行为也就越来越接近一种对物的系列的“收藏”（Collecting），总是努力倾向于该系列的完满性，以使自身获得一种私人世界扩张、填充的价值和意义感，但这种热情的投入注定将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因为系列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完满，收藏式的消费行为也只有“至死方休”。从而，这里这种作为驱动力的，已不再是个人的真实需要，而是物体系自身的冲动，消费的主体也不再是真实的人，而是符号的秩序。 这种消费活动不会给消费/收藏者带来真正的满足或快感，系列的恒定不完整性只会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头上，令人感到焦虑，愈发在追逐中疲于奔命。此时，人便逐渐变为被物背后的符号体系所构建的意象和幻觉驱使。 物品也因这种从属于系列的处境变化，不再像以往那样经久耐用，甚至成为代代相传之物，而是无可逃脱地沦落到“朝生暮死和随波逐流的命运”中，被人为的创造为有技术缺陷或未完成的（对于文化产品而言，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那些影视作品结尾处故意留下的“悬念”），甚至被人为地缩短寿命，被预设为“简短的共时状态”， 以便能够使系列中的其他产品能够尽快得到继续消费。 由此，凭借着以广告为主的媒介手段，消费逐渐取代了被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批判的技术，成为了消费时代权力控制的手段，消费“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 的重任。阿多诺所批判的同一性意识形态已随之转化成了消费意识形态。 而就像鲍德里亚强调的那样，“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在资本运作的逻辑中，消费也就成为了新的生产方式，甚至成为了对新教伦理的别样承继，成为新的伦理和义务。 正是这种义务的履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巩固了总体性的地位，成为了一种与总体性社会保持关系的方式。那些不追逐欲望的满足，不去进行消费的人，那些追求自律性、高尚理想的人才是“不道德”的，才是消费社会的大敌。相应的，在西方社会中，大工业时代“生产主人公的传奇也已让位于消费（及创造消费）的主人公”。 也许，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依托，从文史田野的角度考究这种变迁，同时对比我国相应的变化，将是一项十分有趣且有意义的研究。 反观自身，正如《决定》当中指出的那样，我国的文化产业仍存在“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而从“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的解决思路上看，在实际操作上很容易便会将西方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作为借鉴参照，而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种宏观、功用的目标角度出发，也极易落入精于算计的工具理性窠臼。从消费角度讲，在网络盗版资源无比丰厚的情况下，2011至2012年的国产电影，尽管很多品质和评价都非上乘，却已将票房过亿视作平常，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我国民众已经开始形成了较为牢固的文化消费习惯。有鉴于此，扩大文化消费的举措，就更应避免经济增长至上或消费至上的观念，避免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逐渐被消费符号体系构建出来的虚假需求所取代。 二、人：从社会原子到个性化消费主体的幻象 尽管前文的论述大多是从物-文化产品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涉及到了主体-消费者的问题。 回到阿多诺对同一性意识形态下人否弃自身差异，以融入总体性的分析，这种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的行为模式” ，在他看来会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愈发成为“按抽象的分类概念即行政管理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原子”（the social atom） ，变成了一个经由总体性秩序的逻辑归类划分的可替代存在。而在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早期理论分析中，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的消费主体，也不过是一种幻象。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许下的种种承诺，也就无疑成为了谎言，在对人们的抚慰和催眠中隐匿、转换了人们为总体性劳作的方式。 以阿多诺对“闲暇时间”的讨论为例。在工业社会中，劳作是造成人们压抑的主因之一，因而当文明进步到后工业社会时，体现自由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缩短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的支配必然涉及到一个业余爱好的问题。在阿多诺看来，人们常被问之的“你有什么业余爱好”这类问题实际上暗藏着这样一种假定：人必须有一种甚至一系列不同的业余爱好。以至于这逐渐固化为一种社会观念，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那就会被耻笑为缺少品味或是不懂生活。 为满足人们的这些业余爱好，文化工业已将娱乐渗透到了政治、教育、新闻、信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中，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闲暇时间也就因此成为劳动时间的一种隐蔽性的延续， 正如消费是生产的延伸一样。 而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的阶段，闲暇时间就更是刺激人们消费的绝佳时机，不但已有的节假日、休闲时间会被充分利用，有意刺激消费的政府还会人为制造更为丰厚的节假日时间。“黄金周”、“长假”的假日消费逻辑便在当下势不可挡地激发、构造着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决定》中特别提到应当“积极发展”的文化旅游 ，正是促进假日文化消费的主攻方向之一。但当原本有深层文化、风俗、历史含义的节日逐渐变成了拉动消费的闲暇时间时，可能就会与鲍德里亚有关“节日消失”的讨论有契合之处了。而正如张一兵教授在研究鲍德里亚的专著中所表示的那样，文化批判领域对这种消费“异化”批判的近乎整体性缺席， 的确是令人深忧的。 诚然，我们的文化发展有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而发展文化产业在《决定》中也被强调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但良好的初衷和正确的方向设定并不能保证实施过程便毫无偏差。既然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将人民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当作的满足的目标，就不应当认为阿多诺、鲍德里亚对于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分析过于危言耸听，而放弃应有的审慎，丧失批判的纬度。 阿多诺及鲍德里亚的上述批判，也许与当代人惯常的认知会有很大的出入。在大多数人眼中，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主体”意识的明确构建，个体的个性较之以往，应当是得到了充分重视及张扬才对。而大众文化的平民化特征，更是使得文化产品不再像以往的古典、高雅艺术一样，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阳春白雪，而是以其多样性“平等地”照顾着不同阶层、文化程度的人的各自需要。 而这也正是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高明之处：向人们提供伪个体性。这些采用了和商品一样的标准化原则制造的文化产品，常被赋予一种虚假的个性光环，“与众不同”便成为它们宣传自己的共同口号， 个性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流行和商品。可那些被文化产品用来证明自己个性化的差异，不过是共性在细节上的偶然烙印。因此，阿多诺断言：“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只是一种幻象。” 对于阿多诺的这一断言，鲍德里亚恰好从消费的角度进行了更好的补充。在后者看来，如果说物化意识对人的统治还能够被觉察的话，那么消费社会当中取得统治权，恰恰是被我们认为是自己心灵外在投射的意象。物体系之所以呈现为带有差异的系列，正是要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个性化”要求相匹配——因为人们往往会认为展现不同个性的方式，便是消费不同于他人的消费品。从而，在对物体系中的消费品进行收藏时，人们真正追求的，也就不再是自我的真实形象，而是被构造的个性，以及由符号体系构建的自恋式“主体幻象”。自我认同也就变成了自觉自愿地对符号体系的认同，这也愈发证明了这种符号体系，正是“一个透过物品和信念的‘个性化’，想要更佳地整合个人的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概念” 。 而消费社会让人们竞相入瓮的制胜法宝，就是无所不在的广告。在鲍德里亚看来，“个性化、强迫的差异化和非基要部分的繁衍、技术体制在生产和消费体制中的堕落、功能失调……都在广告中得到自主和完整的发展” 。在广告中，“我们被它的关怀所攻陷、它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东西看，照顾着我们” ，在一种伪情景的设置之中，这种“体贴入微”的母性关照似乎是在针对着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使我们很容易消除戒备，从而相信按照广告的方式就能具有某种个性。同时，它又以匿名的方式表现着共同体的愿望，通过本质上是“常人”的他者，对你耳语着：别人都在按照广告的方式行事。如果说电视广告还能够让人心生提防，甚至是反感的话，如今以各种方式植入到影视、文化作品当中的广告，以及利用公众的积极性和人际网络通过网络上的“口碑传播”进行的“病毒式营销”，恐怕就更加令人防不胜防了。 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选择消费某一特定系列（比如某种商品品牌，某一明星主演的电影，某种曲风的流行歌曲等）中的文化产品，作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生活水准高下的差异标识，而既然差异导致的消费，正是人们被自觉地整合进消费罗网的原因所在，人们对物体系的消费，实际上也就是在对各自认同的社会身份与文化差异的消费。因此，虽然所有人都在努力地避免一种大众品味，期望与众不同，实际上却与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极其相似。从而，追求独一无二的过程，不过是不断地融入一个缩小了的大众中去的过程，消费在这里也体现出使“集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亦即以符号-物的标识分化阶层，让消费者认为加入某一理想团体的机制。 于是，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似乎“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对于鲍德里亚而言，“个性化的逻辑”正是在取消人们之间真实的差别同时，使人和产品同质化，同时“开启区分鉴别统治”以便于“工业垄断性集中”的制造。 换言之，差异性符号的消费就是要制造生存等级，而这种等级“制造”的效果在遇到本就因贫富差距的存在而产生阶层分化倾向时，只会愈发显著——前不久的反日浪潮中出现的打、砸“日系车”的极端案例，除去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政治因素外，不难看出中国的民众已经开始熟悉用物的系列反过来标识人的思维方式，隐含于其后的，也有着被物体系放大了的等级意识，即绝对有违和谐的所谓“仇富心态”。 但在鲍德里亚看来，那些我们愈发看重的差异，不过是服从于某种微妙等级制度的“边缘”，在本质上不过是无关风格、品味的同一性符号了。为追求个性而进行的差异消费，也就演变为不断地弥平、消灭真正的差异的行为，“对差异的崇拜”也就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日益直冲云霄。 如此看来，在同一性魅影笼罩下的后工业社会中，个人的独立选择自由实际上比想象中要有限的多。因为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先于个人选择预定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而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给予人们的却是一个事先预设、不断通过广告等媒介形式推行的强制性选择范围，人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这样，一种既定的可供选择的东西已经成为了一种他治，“自由选择也就变成了选择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便不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这种控制的整合能力甚至不仅限于传统观念中对立高雅与通俗，更包括了所有的先锋文化及艺术，甚至就连对对于这种幻象统治的反思、不满乃至反抗，也最终在消费意识形态的强大整合之下，成为更深意义上的幻觉。 正如阿多诺对爵士乐所做的分析那样，尽管爵士乐在他所处的时代，以一种解放、颠覆、拒斥异化的反秩序姿态出现，但由于它本身仍具有一套既定的规则模式，所谓的即兴演奏也不过是既定规则模式的调整；而且，它的反抗姿态伴随的往往是听众盲目的跟从、膜拜，它体现出的狂热带给人们的也仅仅是用集体代替个人的、幻想中的解放。因而在阿多诺看来，爵士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商品、技巧的产物，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恰恰是缩短个人与同一性文化之间的心理差距，让人们在自由的幻觉中忽视寻找真正的反抗途径。 在这里，阿多诺确实指出了文化工业最令人生畏的能力，那就是能够吸收和消除这些甚至是最不妥协的对手：那些以边缘化、反秩序的面貌出现的艺术品、理论，都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打上“个性”的标签加以贩卖。以这种观点审视当下，尽管后现代理论的思潮一路走来，颠覆传统也好，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好，无论是喧嚣骚动还是锐意革新，都已经慢慢地被商业化的文化产业纳入到自身的娱乐话语之中，逐渐泛滥成灾。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理论初衷有多么的令人折服，阿多诺从对爵士乐进行批判时就在深深担忧的情形，也终于不幸在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文化产品之上一一应验了。在芸芸大众忘情地追求自我个性，不加批判的沉浸在多元化及解构之狂欢之中时，也许真正大行其道的， 会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而恰恰是消费意识形态的狂欢，是借助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纵横天下、畅通无阻的“跨国资本”，以及跨国资本背后的价值利益观。 反观我国的文化产业现状，创新远远不够，山寨、低水平克隆国外文化产品的现象仍屡见不鲜，而在通过影视等文化产品构建我们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方面，方式也委实过于老旧，票房常常要靠赠票，甚至还发生过用买一赠一的方式变相偷取好莱坞商业大片票房的闹剧。用这种方式，我们连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的伪个性化幻象都不可能营造，又何来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国外商业巨制的“船坚炮利”，我们输掉的将不仅仅是票房，也许还有在核心价值塑造上的溃败。当价值观都变成相对的，是非观都变成模糊的，除了一些表面化的个性自由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值得再去坚守时，我们收获的绝不会是真正的个性自由，而是民族灵魂的逐渐消散。 结语 阿多诺和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从不同的侧重，揭示了现代性商品社会的高度发展中，人类可能面临的尴尬困境：一方面是消费型社会在表面上表现的物质丰盈，思想上的多元自由发展；一方面却是经验的匮乏和想象力的逐渐枯竭，众声喧哗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惊人趋同与一致。如此一来，充盈和匮乏形成了悖论般的矛盾，看似丰富的文化产品其实并不能弥补这种经验的匮乏。而在符号的无限膨胀，以及种种幻象的喧嚣过后，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是普遍无意义感的痛苦，或者说，幸福感的普遍缺失。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央视有关“你幸福吗”的调查，竟然回得到如此之多的“神回复”，以及不乏反讽的热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绝非仅仅是不假思索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建设，盲目地扩大文化消费。 当然，阿多诺和鲍德里亚的理论绝非济世仙丹之意，两者的批判对于处在相似历史语境下，但又有着更多复杂具体差异的我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警醒的沉思。况且，由于二者学术背景及学理上的极大差异，他们对于各自批判提供的“解答”也是各不相同的——阿多诺毕竟还是设定了一种超越的主体性，所以他仍对“同一性当中的非同一性”寄予厚望，向往着一种带有鲜明犹太印迹的审美乌托邦；但在将一切还原至符号体系的鲍德里亚那里，却显然没有此类的乌托邦情节，他随后的理论发展，就是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拟象理论，是真相的死亡与真实的荒漠——这些显然都不是我们所会去期望的解答。 因此，如何避开两位理论家批判当中指出的那些文化产业及消费社会发展的陷阱，真正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多样化需求而非被构造的需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也许都将是一道需要殚精竭虑、不断屡践的思考题。 作者：王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