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尼采与福柯 张 锦 摘要：本文以达尔文论生物为了逃避天敌而“伪装”的自我保护行为为理论出发点来建立尼采与福柯之间的联系。在对真理、知识、社会体制的“伪装”的批判性分析上，米歇尔·福柯既继承了尼采，又在社会批判领域延续和深化了尼采。 关键词：伪装 语言 主体 尼采 福柯 我们都知道福柯通过真理游戏、真理运作和话语建构的陈述学意识对某种真理和知识假扮成客观与绝对真实的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拆解和批判，他通过他对疯癫、知识、罪犯的研究表明了今天的真理只是一种真理的标准化形式而已。福柯的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实现了对各种先设主体和真理的警觉和批判。在此，我们想通过“伪装”（simulation）这个关键词，通过与尼采在真理批判和知识批判上的继承关系来阐明福柯这种真理游戏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正如以下现象的复杂性一样：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理论在法国被不同的哲学接受，就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派别；现象学，胡塞尔等在法国与萨特、梅洛-庞蒂的结合和与概念哲学（philosophie du concept）的结合启发了相反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在旅行中几乎介入到各种哲学派别中，反过来要描述在福柯身上发生的那种交织的化学反应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会说是尼采全面影响了福柯，我们只是借着尼采将“真理”伪装的哲学问题做以更深入的分析。这是一个小视角的分析，同时它也符合福柯对局部化批判方式的肯定：“近10年或15年出现了对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抑制作用。这些包容和总体理论并非不再继续提供在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可以确切地证实这一点。但它们在提供这些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时有一个先决条件：话语的整体理论被悬置起来，它无论如何也要被切开，……这1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局部化批判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1]5-6所以我们不需要建立统一体制和统一的影响关系，而只是深入一个问题。不过，虽然我们不是全面讲二者的关系，但是，我们基于的事实仍然是谈论福柯绕不过尼采，而且福柯的“系谱学”也受到尼采影响，这里我们就只是讨论“伪装”这个视角。 尼采的时代即19世纪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当然，那个时候“科学”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物理学、生物学等完全不同，毋宁说，那个时候“科学”并非是一种学科的概念而是一种知识之方法论的概念，是一种求索的精神的表征，是一种严肃的学科态度和批评精神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自诩为科学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当时的精神态度上界限并不是很明显，这种19世纪的知识语境对尼采有何影响呢？我们能怎样设定这种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当时重要的任何学科资源都会对哲学思考产生实际的影响，并从生物学等自然学科转化成一种哲学认识论和哲学标准的思考。这也符合福柯“知识型”的知识底部规则的概念。在19世纪，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在生物科学内的科学发现无疑影响了众多的社会思潮。达尔文在取消了人的尊贵性即人不过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环节即使是最高环节，也未脱尽动物性外，他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配合着资本主义精神渗入到社会的各领域，看看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达尔文“伪装”（simulation）这一生物学概念对尼采的影响。 对于达尔文的“伪装”这个概念，尼采颇受启发。在达尔文那里我们知道，生物为了幸存，它们有时候会“伪装”成别的东西，即不是它自身物种或状态的东西。这样尼采说道人也会“伪装”成别的东西，人也会伪造不同的状态，这样做目的何在呢？首先就是幸存，即安全，保护自己，其次还是幸存，但当然是更好的生存，那就是“愉悦、快乐”。然而，与动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人不是说从身体上把自己染成绿色，或者说换身衣服就可以自我保存，就可以避免天敌的侵犯。那么人类要怎样呢？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人类的天敌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只准备从尼采的角度做一个历史的限定和说明，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而只是我们的哲学前提。这样，我们必然找到的还是达尔文。也就是说“斗争”和“竞争”的生物学现实。参照霍布斯的理解，我们可以设定人类的永恒状态就是斗争状态，人类害怕残酷的达尔文定律：竞争，斗争。所以，这种从立法则告诉人们必须在竞争中成为胜者（当然霍布斯假设的是让渡权力保证大家）。这种生物行为反映到社会中就是人类害怕虚无，“虚无”对尼采而言不是没有，而是没有遮蔽，暴露出赤裸裸的残酷状态，这是人们谁也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也是谁也没有勇气面对的。这样“伪装”和“遮蔽”就出现在人类社会，他们要遮蔽的就是这样的残酷状态，他们要伪装的恰恰是人类不是这种状态来求得安慰。 接着，我们就要问那么人类如果不是装成别的物种，他们又如何伪装和遮蔽呢，他们伪装的伎俩又是什么呢？这就要继续前面的生物“伪装”讨论来说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复杂性。参照中国古人刘勰的说法“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2]96 而人则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2]96 ,我们会发现，与动物之“纹”，与动物之形态可以类比的不是人的发肤，而是人的心、言、文。简单说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语言、文章，用现代术语说就是人的知识活动。人可以改变的是这些东西，人可以利用的是这些东西来装扮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这样，人的“伪装”这种自我保存的行动不是体现在身体发肤上，而是体现在“言”和“文”上，我们可以不准确地说人的“伪装”体现在为了自保和快乐而不断在用“语言”、“隐喻”等以科学和真理为名义制造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谎言）的活动上。这个活动不仅遮蔽了残酷的斗争事实，而且使人们能够以看似合情合理的外表来攫取“真理”价值的地位，这本来也就是他们的目的，这样他们就借着真理的名义试图一方面遮蔽斗争现实，一方面从销蚀暂时失败者意志，告诉他们真理和意义是什么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好比曾经确立的真理标准都是善的和永恒的，曾经有的知识都是客观的。其实这都是赋予“一己之私”的合法性手段。然而，这样的运作使得人类历史就变成寻找意义、知识以对抗在时间中走向必然消失的活动。知识也演化为理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志，而远离“快乐”的生物目的。这就是尼采所谓的“真理”和“谎言”，尼采并不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将真理与谎言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与伦理学之外的生存联系起来。通向真理的途径根本不是善、美，而是“谎言”“残酷的事实”，人们不是为了善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遮蔽残酷才伪造了真理，这是怎样的尼采式的颠倒和讽刺啊。人们需要通过伪装成真理和知识的活动来获得安全和快乐，获得活着的感觉。人们用知识来美化世界，使得世界多姿多彩，而事实上，生命活动是残忍的和丑陋不堪的。所以，没有艺术和知识所假造的愉悦，试问人类会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尼采在所有的意义上翻转了知识的命题：事实上知识是被制造和发明的，而语言、科学是这种制造的工具，它们也是制造的本体和被制造的家园所在。这也就回应了我们上文所说的“言”与“文”才是人类可类比动物“纹”的地方，这种类比就预示着动物在改变“花纹”（如颜色等），而人类操练的是语言、文章和知识来营造这种伪装的事实。对此青年语文学家尼采的描述相当到位： 我们已经看到起初是语言致力于概念的建构，再后来是科学接管了这一工作。就像蜜蜂同时既用蜂蜜构造细胞又用它们来填充它们（细胞笔者注）一样，科学永不停息地致力于伟大的概念之墓穴，感觉之墓穴的建构工作。……构造隐喻的动力是基本的人类动力……这种动力通过提出新的迁移、隐喻和换喻而不断地使概念的范畴和细胞变得令人迷惑不解。它不断地表明一种重新装饰将自身呈现给路人的世界的热望，以至世界将貌似梦中的世界一样，多彩、不寻常、永无结束，同时又连贯统一、充满魅力且永远常新。……帕斯卡尔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每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我们将像我们被日间所见的事情充满一样为（梦）所充满。（快乐原则，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和艺术是如何地建构着生活和每日生活的真实。伪装是多么重要啊！）[①]。[3]2 这也是在直接意义上为何我们需要虚构的艺术家。我们从来和已然处在一种伪装和假造的过程中，大概这就是尼采所谓的我们无法面对“虚无主义”的悲剧。正如前文所述“虚无主义”恰恰是没有被遮蔽的残忍的真实，我们用伪装永远的掩饰着它，不断推迟它的到来和对它的洞见。我们已经肯定，在尼采的历史机缘中，对生物主义的人的本性的强调是达尔文与他共有的成分，只是尼采将之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的转化：“在我足够长久地字里行间严密地看哲学家之后，我对自己说：人们还必须把有意识的思想的最大部分归在本能的活动中，而且甚至在哲学思想的情况下……正像出生的行动在遗传的全部前进和进展中不予考虑一样，‘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一位哲学家的大多数有意识的思想是由他的本能秘密地引导……即使在一切逻辑和它们的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也有价值评价，更清楚地说，也有生理学上的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例如，被规定的东西比未规定的东西更有价值，假象比‘真理’较少有价值；这一类的评价尽管其对我们有规则性的重要性，却毕竟只能是表面的评价，一定方式的niaiserie（愚蠢），正像它恰恰为了维持我们所有的生物可以是亟需的，也就是设定了人不一定是‘万物的尺度’”。[4]123对于尼采而言生理学和自我保存的需要使得人们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玩弄着规则和真理的游戏，以假装其公共的合理性而掩饰其生物的需要。这种从生物学到哲学和社会学的转译，使得真理变成对某种价值的维护而不是永恒、中性和透明的了。也不能成为任何哲学和社会活动堂而皇之的借口了。 当然，这里马上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以便于我们的继续分析。我们说尼采总是敢于面对这种残忍的真实，这是不是说尼采又假设了另一种人的本质呢，而这种本质是否又构成了一种真理话语而排斥其他呢？我们认为尼采的哲学意旨在于强调人的“伪装”状态，人从来在“伪装”中而“伪装”以至于成为了生存的持续状态，尼采只是要揭示这种谎言，而不是要恢复某种真理。某种残酷的生物主义只是尼采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只是尼采所看到的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某种“遗忘”。尼采不是要恢复什么状态，而是要说明不断斗争的事实，和胜者的阴谋以恢复继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打架，而是在反抗中做一个不驯服者而创造自由的契机。这与福柯是一致的。这与基督教等拯救主题则是相反的。所以，尼采要恢复的是某种行动和行为的勇气，是实践的欲望而不是要在理论上探究人的本质。毋宁说，他要给哲学赋予行动的过程因素而不是要固化一个真理标准，这才是尼采式的破除真理的行动。不仅如此，尼采曾名言哲学的问题恰恰是假设一种本质的“人”：所有哲学家都有自身的共同缺陷：他们不自觉地认为‘人’是一种永远真实的事物，一种在一切流变中保持不变的事物，一种可靠的事物尺度。哲学家关于人所说的一切，归根结底只是关于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过程中的人的一个证明。缺乏历史感是一切哲学家的遗传缺陷；有些人甚至不知不觉地将人的最新形式，如在某些宗教影响下，甚至在某些政治事件影响下产生的人，视为人们必须从其中出发的固定形式。他们不知道，人是生成的，认识能力是生成的；而他们当中某些人则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从这种认识能力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人类发展中的一切本质的东西早在我们大概了解的那四千年之前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这四千年里人类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哲学家看到的却是现代人的“本能”，并且认为这些本能属于人类不可变更的事实，因而可以为理解一般世界提供一把钥匙。整个目的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把过去四千年的人类说成是永恒的人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开始就自然地朝着这个方向而去。但是一切都是生成的，没有永恒的事实，就像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5]16-17 尼采破处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真理策略和骄傲自大盲目自信态度。“人”不是几千年来本质和永恒存在的，而是在时间和历史的过程中生成的，历史也不是朝着人的目的的方向线性的积累而是在斗争中生成的，而认识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的。在此，任何哲学学派的假设和前提都成为需要思考的东西，目的论只是在一种哲学假设上建立起来的，历史的哲理思考成为必要，而不必总以目的论为模式。没有绝对真理，就像没有永恒的书写模式一样。尼采恢复了行动主义，也复活了哲学命题的生成性研究，分析过程而非结果的合理性，分析价值而非客观性成为哲学的主题。福柯对此的继承也是很明确的，某种谁、什么在如何说什么成为哲学思考对象，而不是接着思考已有的合理性形式内部的知识组合问题。 当然，尼采的翻转并不是建立在纯思辨的基础上。前文我们不断提到语言、隐喻、科学。可以说尼采在现代世界中首次有意识地从他的语文学背景出发来阐释知识和真理的语言建构性。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学转向就是从他开始的。上文所引已经很清晰了。尼采继续从“伪装”，开始这种哲学的彻底翻转。如果说没有知识所营造的假象人类会十分悲惨的生存，那么这种知识的来源何在？尼采会说语言的伪装不断制造着人性，制造着知识。语言的隐喻，语言这种不断的对概念的转化和现实化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所以尼采彻底翻转了历史理解的可能和路径。关于语言学这一翻转，让我们再说一说它的根本之处——媒介和表征（media and representation）。 尼采是语文学家出身，所以他了解很多种古老的语言和欧洲语言，少说也有几百种吧。在语言的世界里，他开始质疑语言与真理、真实和世界的关系，从引文中我们看到他彻底颠覆了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等工具论的观念，在他看来，语言是发明概念的活动，就像德勒兹后来认为哲学是发明概念的活动一样。概念就是语言在与物的关系中不断抽象化和否定化产生的隐喻世界。因而语言才是最根本谎言和虚构的制造者。我们通过面对经由概念的语言所转化的现实来假装我们生活在丰富的真实中，因而我们难以面对虚无和空无。这就是语言和知识的真相。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启示了所有“后”思考与“元”思考。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尼采引起了思维的重组：当语言以媒介或者表征的方式为我们制造假象和真理时，我们安乐的生活都来自于这个隐喻系统。因而，我们不再直面世界，我们面对世界的代表、表征，面对一个根本的中介物的转化和改造。所谓语言本体论与语言学转向即是自此得到思考的灵感。我们从直面思考转到直面的只是物和思考的表征物和中介物——语言，这样哲学才开启了一种表征条件是什么的关系性思考区域，否则，那种事实性联系的工具论语言观就不需要思考语言了，其实也取消了对内容和思想的元思考。尼采打开了哲学的一个新缺口。现如今在美国所引起的火辣辣的政治哲学的转向与此同构同源——即政治、政党、团体如何能够“代表”“表征”其他人，是谁如何赋予了表征和代表他人的民主可能？表征与症候分析于是成为政治哲学术语。而这源于语言学命题和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同构，正如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当时结构主义社会文化分析分享共同的思考方式一样。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可以用一个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关系的语言学问题。福柯在《词与物》中说语言学历史表明，语言经常以三元或者二元关系存在，而以其中一种存在就会构建出完全不同的认识环境。二者的根本区别就是能指和所指之间有无第三元作为连接的关系。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第三元不存在时，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任意关系，而换喻和隐喻成为表达的可能性保证时，语言与知识关系的思考必然出现。所以尼采表明了一种二元语言的运作规则。在这种显明中，哲学的问题就变成了是什么怎样连接了各种关系，福柯的考古学位置和系谱学方法就适时出现了。也就是我们本文所说的经验形式的历史合理性条件的考察成为福柯的哲学问题。一切主体、真理、权力、知识的关系将在这种形式关系的探讨中显示出不同的功能。 尼采无限意义上启发了“语言”成为问题之后的思考。他的关键词动力 (drive)、欲望（desire）都成为弗洛伊德后来解释的对象。他影响了海德格尔对艺术与存在本体的思考，他开启了福柯的真理游戏批判之路，他使德里达的语言游戏成为可能，他也影响了德勒兹欲望和概念的哲学之旅。福柯说：“无论如何，尼采的出现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哲学话语的方式因他而发生了改变。以前，哲学话语是一个匿名的‘我’，《形而上学的沉思》就带有主观的特征，然而读者仍可以代替笛卡尔。代替尼采说‘我’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才在当代西方的全部思想中凸显出来。”[6]86的确，尼采将任何扮作“我”的真理阴谋戳穿，给“我”这个以前真理的内含暴力揭示出来，并表明这“我”就是真理的价值需求和自我保存的需要生物性。因此，福柯说“尼采在哲学语言中撕开了一道伤口。尽管专家们很努力，它还是没有合上。如海德格尔在他长期的思考中，就越来越被尼采所困扰，亚斯贝斯也一样。……尼采丰富了哲学实践。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文学、历史、政治等等。他到处寻找哲学。他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是一个19世纪的人，但在这一点上却天才地走在了我们时代的前面。” [6]86-87 无疑，福柯对尼采的阅读成为他哲学理论特征的重要源泉。福柯的书写一开始就有别于追求普遍阐释力的哲学学派。对于他写于1955至1960年的他的第一本正式著作也即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他就说：“这本书不是弗洛伊德派的，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在1953年读了尼采的著作，虽然这有些奇怪，他从追问知识史、理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如何创造出合理性的历史？这是19世纪的问题。”[6]490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也是思考相似的问题，即疯癫主体是付出什么代价，经过什么样社会过程而被认定为疯癫的，也就是“疯癫”的合理性的历史过程。福柯一生受此影响，抛开这19世纪的因素，后来他就主要研究合理性形式的历史问题，但他不完全是从知识史、理性史的角度，对他而言，理性和非理性并不是划分的标准。这样的尼采式的问题的意义何在？这就是要取消普遍的“主体”预设理论：“现象学的、超历史类型的主体能否阐释理性的历史性？阅读尼采，对我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次断裂。有一个主体的历史就完全像有一个理性的历史……我读尼采有些处于偶然，而且我吃惊地发现康纪莱姆——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学者——也对尼采很有兴趣，并且十分恰当地容纳了我所尝试做的事。”[6]490主体也是生成的，是历史的结果，是理性的计谋。说到康纪莱姆，他也是对福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法国概念哲学家，无独有偶，他们二者都受到尼采的影响。作为生物科学史和医学研究者的康纪莱姆也是将科学与尼采结合得天衣无缝：“尼采在谈到真理时说，它是最深刻的谎言。康纪莱姆——他既远离又接近尼采——也许会说，在巨大无比的生命日程表上，真理是最近期的错误；他会说，真与假之分以及真理被赋予的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一种生活方式。”[6]459而康纪莱姆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给科学史以认识论观点的说明而取消其自然性：“康纪莱姆的方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科学史在它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只有考虑到纯史学家与学者本人之间的认识论观点时才可能写成。这种观点正是主张穿过某种科学知识的各种插曲、使‘潜在的有序的过程’显示出来的观点。这意味着，对各种表述、理论、对象的淘汰和选择，每时每刻都根据着某种标准在进行，而这种标准是不能被视为与某种理论结构或现在的范例相同的东西的，因为今日的科学真理自身也只是一种插曲而已，知道是暂时的终点而已。” [6]454在此，我们发现尼采、康纪莱姆、福柯他们一同的目标就是在经验，实证经验，科学和科学形式以及合理性形式的认识论观点和价值哲学的意义上取消了真理的绝对性，取消了知识的客观性，破除了真理神话所隐含的谎言，而是赋予真理化过程和合理化过程以一种具体的分析方式，在拆解合理化形式的过程中发现哲学的新主题和新领域。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伪装”的手段，那么对这种“伪装”程序、规则和过程的研究就构成了对真理游戏的解析。这样福柯才将机制、权力、知识、话语、机器等各种异质的层面纳入到一种带有条件性的交叉思考的关系哲学中。所以福柯才会在评价海德格尔时说：“我始终认为海德格尔是重要的哲学家。我在开始时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随后又读马克思的著作，从1951年或1952年起，便开始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在1953年或是1952年，我记不太清了，我又读了尼采的著作。……我在哲学方面的整个发展变化都是由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决定的。但是，我认为尼采胜过了他。” [6]522 最后，我们说到了语言对真理、概念和知识的建构作用，但同时也说到了自我保存和生物需要，也说到了“伪装”程序中各种社会机制的介入分析问题。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尼采和福柯都不是只关注语言的维度，认为语言才是唯一的真实，毋宁说他们都认为“语言”“科学”等都是真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工具。他们是“实证主义”者，是不断关注着实践和行动的哲学家。受到斯宾诺莎等的影响，也由于尼采天生身体的疾病，尼采是个关注身体的哲学家，而对身体的关注中生命活动（life activity）一直是他思考的重点。福柯也很重视身体实践维度，身体的改造维度，弗朗索瓦·多斯在论述列维·斯特劳斯与莫斯之间的继承关系时说道：“人体处于这一总体性的核心，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自然记号，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记号。不过，莫斯引入了‘肉体姿态考古学’（un archaeologie des attitudes corporelles），这个方案后来被米歇尔·福柯所采纳，福柯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7]38-39同时，对于福柯而言，在论及主体的认同问题时，他对于纯粹象征符号的研究也是有保留的：“仅仅说主体是在象征系统中构建起来的是不够的。主体不仅仅是在象征的嬉戏中建构起来的。它也是在真实的实践中被建构的，这些实践是可以进行历史分析的实践。在使用象征系统的时候，自我构建的技术超越了它。”[8]318这里的象征系统主要就是指语言符号系统，福柯没有否定主体是在象征的游戏中被建构的，但是，他也肯定“真实的实践”，所以虽然我们在使用象征系统进行主体分析，但是自我建构的策略和过程不仅仅止于象征系统。所以福柯才会认为“当你把自己建构成一个在会议当中投票和发言的政治主体，当你寻求在性关系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你并没有拥有相同的自我关系。” [8]357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福柯而言是类似于医院、军队、学校、监狱、工厂这样的社会机制将“伪装”转化为主体塑造的具体程序，将之具体化，并以身体为界限打造合理、合要求的各种主体。关于语言表意的问题是一种社会研究和分析策略而不是全部，福柯在讨论权力关系的时候还说道：“我很快就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而在我看来，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工具，语言学和符号学为研究表意关系提供了这样的工具，但是，我们还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器具。”[8]281所以福柯继承尼采破除了真理和知识的神话。打开在他面前的广阔领域于是就说对真理机制、真理游戏、话语策略、权力关系等构建、伪装有效知识的合理化程序的分析和批判，即条件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谁或者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历史限制下做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填充“真理”的演绎材料。与这一系列研究相结合的福柯的总主题“主体”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交织点，是各种程序的目标，是联结各种程序的中介，是变动的身份认同。所以“主体”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的不断形成、确立和改变也是处在异质关系中的。这正是福柯异于现象学和意识哲学而同于尼采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M].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山东：齐鲁书社, 1996. [3]Frederich Nietzsche On Truth and Liein an Extra-Moral Sense [EB]. http://oregonstate.edu/instruct/phl201/modules/Philosophers/Truth _ and _ Lie _ in _ an _ Extra-Moral _ Sense.htm [4][德]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 善恶之彼岸[M]. 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 广西：漓江出版社 2007. [5][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M]. 杨恒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法]米歇尔·福柯. 福柯集[M]. 杜小真， 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7][法]弗朗索瓦·多斯. 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M]. 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上卷） [8][法]米歇尔·福柯 福柯读本[M]. 汪民安， 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①]该段由本文作者译自以下英文： “We have seen how it is originally language which work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a labor taken over in later ages by science. Just as the bee simultaneously constructs cells and fills them with honey, so science works unceasingly on this great columbarium of concepts, the graveyard of perceptions.” “The drive toward the formation of metaphors is the fundamental human drive, which one cannot for a single instant dispense with in thought, one would thereby dispense with man himself……This drive continually confuses the conceptual categories and cells by bringing forward new transferences,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It continually manifests an ardent desire to re fashion the world which presents itself to walking man, so that it will be as colorful, irregular, lacking in results and coherence, charming, and eternally new as the world of dream.” “Pascal is right in maintaining that if the same dream came to us every night we would be just as occupied with it as we are with the things that we see every day.”(principle of pleasure, and how dream, language as a media and arts to constitute life and truth everyday life. How important of the simulation is!)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