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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会学”这一强调将文学放在其现实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力图发现文学整个运作过程的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不如说是对文学的一种认识。这一认识态度由来已久，放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讨论，可以上溯至维柯的《新科学》。而上世纪二三时年代后兴起的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流派强调文本的自足环境，渐渐把文学社会学挤至边缘。70年代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的热潮，“文学社会学”卷土重来，一些理论家也开始反思文学社会学的内涵及其根基。 不过，几十年来，随着“文学社会学”的内涵越来越广泛，这一研究方法散见于许多学科或亚学科中；其“适用性”越来越高的同时，它在文学研究本身内的轨迹却似乎“消失”了。而且，没有人遗憾它的逝去，因为“它不过是种过时的方法”；似乎也没有学者相信，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未来，会存在一个新的社会学转向，因为就像那旧的文学社会学太“过时”一样，新的文学社会学未免也太“当下”，它的命运也许会跟许多人文学科一样，被越来越由社会-科学为主导的学术研究推挤到一个渺小、悲哀的角落。 为什么文学研究开始疏远“社会学”了？面对目前特定的学科机制，文学研究学者能否生产出一个新的文学社会学？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L•恩格里希（James.L.English）在2010年第二期《新文学史》（New History Literature）中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作为这辑专题“‘文学社会学’之后的文学社会学”的客座编辑，恩格里希指出，虽然一种新的文学社会学正在形成，此领域令人关注的著作也已经或正在出现，但文学的新社会学转向依然困难重重。 文学研究者坚持文学研究是一门“非计算性”学问，即便是跨学科研究的兴旺也无法挑战文学“无关数字”这一特性。但如今的学科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越来越“数字化”，一切都在量化评估中，在美国，基本上所有人文博士研究都要经受统计学方法训练，这让许多肩扛抵制量化模式蚕食这一艰巨任务的文学研究者对社会学有一种误解，以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被数字霸权所统治。其结果是，文学研究开始“避谈”社会学一词，而对于文学批评家写就的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社会学著作，研究者也只吸取其结论而忽略其方法。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拉德葳（Janice A. Radway）的《阅读罗曼史》（Reading Romance）探讨中年妇女阅读爱情小说的种种，启发了许多对通俗小说文类、文化价值性别等级的研究，影响深远。这一基于调查问卷的著作虽然是经验性研究，但并没有采用什么严格的科学范式，其中没有什么样本分析，没有图表、没有数字。对被采访者的访问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人种研究的定性分析构成了书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与常规的文学研究非常不同，标志出其朝向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新方法，但可惜的是，在上述误解下，几乎没有文学研究者继续拉德葳开辟的这一道路。 而另一方面，像斯坦福教授福兰克•墨罗蒂（Franco Moretti）以《图、地图、树》（Graphs, Maps, Trees, 2005）一书为代表，呼吁一种对文学史的更为“科学”的研究，更加深了文学与社会学泾渭分明这一普遍错觉。墨罗蒂的批评方法结合了“大范围的数据和来自数学及生物学的抽象模式”，十分依赖于量化信息的视觉呈现，在小说史及比较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引发了对文学研究中的数据及数学模式的争论，但他对“科学精神”的信奉，对“不严谨”的人文学科的蔑视，似乎传达出一种信息：文学研究是“非常不理性”的，而运用“社会学方法”则能导出精确的、真正的“结果”。但其实社会学并不是墨罗蒂所谓的“科学”，它本身一直倾向于混合各种方法的研究，而且也一直致力于在理论及实践中消解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古老二分，文学研究者或是没有注意到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见，或是错误认为社会学方法就是用数字来研究文学，从而对它敬而远之，甚至视为一种威胁。 这两种倾向都阻碍了文学与社会学的真正结合。不过，恩格里希仍然认为，文学社会学并没有真正消退，相反，它已“悄悄前往”许多学术前沿，进行着意义深远又极富创新的探索，这一期《新文学史》的许多文章即是佐证。数十位学者针对新的文学社会学产生的可能、其“描绘性”（descriptive）或“实证性” （pragmatic）方法特征、文学与社会学的双向结合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也有些文章本身就是新文学社会学的实践。 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约翰•佛柔（John Frow）撰文认为，墨罗蒂自称的那种“纯粹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其计算及图示过程需要确定分析单位，但这些分析单位“却不是社会学分析方法所预先设定或任意建构的，而是必然暗含于、也来自于阅读及阐释的过程”。因此，墨罗蒂所谓的“社会学”方法，本身仍然依赖于文学实践。不过，佛柔并不主张抛弃文学的实证研究及统计学方法，相反，他思索“跨越文学与社会学的界限何以成为可能”，如这次专辑中的其他学者一样，他们都认为这一跨越是文学研究可行领域的必需前提。 学者艾尔沃斯（David Alworth）和马圭尔（Mark McGurl）都尝试将文学形式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不过，他们并非在提出一种文学（或文学理论）的社会学，相反，他们提倡“文学与社会学互为阐明的并置”。他们的文章都力图实现佛柔所谓的“跨越”，比如艾尔沃斯认为，超级市场不仅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中心暗喻，也是文学文本与社会学文本都在表现的地点、主题和对象；这里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可比性在于它们都不认为超市是表达现代性异化的场所，而是人与非人之间的节点或接替。虽然文学文本（比如德里罗的《白噪音》）无法提供“后现代超市”的“完整社会学”，网络工具ANT也无法提供“小说陈述世界的想象厚度”，但两者结合在一起，却暗示出一种“针对社会中所出现问题的新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模式”。而马圭尔的跨越实践认为，文学研究总是着眼“过去”，社会学研究总是致力于“现在”，两者都无法应对越来越不可预期、充满威胁的未来。但是，如果结合社会学家贝克的“反思现代性”及20世纪重要文学作品（从艾略特的《荒原》到科幻小说经典《时间轴》）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融会贯通，文学研究也许可以重新校准自己的时间框架，使得新的文学社会学得以可能。 物质文化研究学者弗里古德（Elaine Freedgood） 和后殖民理论家奎亚松（Ato Quayson）的文章，使得后殖民研究视角呈现出对文学文类的社会学兴趣。这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新实践。通过探讨通俗小说《加拿大鲁滨孙》（1850）如何无力处理真实与虚构空间之间的交互关系，弗里古德表明，作者的这种无力，正反映了所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果：小说通过虚构掩盖现实元素，但是，因为小说自身的说服力，被隐藏的现实却又必然被揭示出来。这与殖民行为并无二致。小说作者伯尔•特雷尔（Parr Traill）将关于加拿大拓荒者、当地地理、气候、动植物的信息放在脚注中，看上去与她的虚构小说格格不入，但这一尴尬却是后殖民研究的财富，使得弗里古德可以从这部看似描绘少年历险的“天真”故事中，一窥殖民征服的严酷现实。奎亚松的文章也显示出与当下后殖民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他关于非洲公共阅读的研究，其对象并非学校教室里那些受教育者，而是那些“街头读者”。通过考察撒哈拉以南地区随处可见、书写在各种空间表面上、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嘲讽评论、口号、题词，奎亚松发明了一种原创性的“社会学范畴”，即都市街头的无业“地区男孩”或精明的年轻人。在此基础上，他展示了在这些人社会地位的变动性中，在他们作为“都市细节的评论者、阐释者和使用者”的角色中，他们如何成为都市书写的显见的阅读公众。奎亚松的研究不仅具体体现了他所赞成的一种“能说明非洲都市阅读与写作形式的新文学社会学”，也表明一种新的文学社会学也许可以不止是两个学科之间的简单跨越，他的研究就显示出取自人类学、哲学、历史及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的各种概念来源。 其实，恩格里希所构想和力图证实的这一新的文学社会学转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经初见端倪。比如法国史学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的目录及书籍史研究，帮助我们走出文学交流的“核心循环”，重新观察作者、文本、读者封闭循环之外的生产过程，为研究“编辑、出版人、书商、船运商、书贩、注释者等等”开辟了空间，填补了以往学者对书籍贸易和出版专业的忽略，而宾西法尼亚大学斯坦里布拉斯教授（Peter Stallybrass）则把这一研究推向物质文化领域，探索书籍出版这一文化实践所运用的技术机器和物质对象；又比如以色列古里安大学帕露许教授（Iris Parush）等人对阅读群体之社会性别、读书俱乐部的研究，既开辟了读者反应批评的新领域，也推进了前述拉德葳的研究；再比如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莫里教授（Simone Murray）、耶鲁大学安德鲁教授（Dudley Andrew）等人关于文学与电影之关系的新探讨，也被形容为“改编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许，询问新的文学社会学会否发生，不如思考它如何发生，就如恩格里希所说，思考文学与社会学如何去利用它们之间未被承认但一直存在的持久“合作”。 作者：严蓓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