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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2015年10月14日，在座谈会举行一周年之际，“讲话”全文发表。为了更好地落实讲话精神，不久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暨新时期文艺观回顾与反思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读原著，悟原理，结合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现象，对当前文艺领域创作和批评实践，畅所欲言，交流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意见和建议，并对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和可能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讲话”为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关键方法和举措，更为重要的是着重强调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这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会会长赵铁信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脉络上解读“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在我国全面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时代，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和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炯、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也讲述了学习“讲话”的心得，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意义重大。 当前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除了肯定文艺工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外，更直面现实，痛陈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一针见血，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洞察力与勇气；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条分缕析地指出这些问题来，既表达了他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深切忧虑，也表达了他对文艺界的要求和期待。与会者认为，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归根结底，在于历史观出了问题，在于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为此，与会者结合实际，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诸多表现进行了梳理。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指出，在文艺研究领域，核心问题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史，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逐步确立的革命文艺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忠说，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革命历史，否定了革命文艺史。仲呈祥分析了影视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表现，他指出，一些影视作品不仅无视革命文艺的历史真实，甚至不尊重古代历史，打着创新的旗号，到处解构历史、戏说历史。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陈漱渝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鲁迅研究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做文章，颠覆了鲁迅的“革命家”称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健提醒与会者注意新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广东《清远日报》副总编辑唐德亮对文艺批评界的问题表示不满，指出某些歪曲历史、丑化人民的作品，不仅没人批评，反而被吹上了天。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文斌则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言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某些海外人士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是非颠倒的评价，是由其固定的立场和价值观决定的，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该多一点自信，少一些盲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创作及其翻译为例，指出了翻译界、出版界存在的为了经济利益不考虑社会效益的问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说，现在有些号称学习“讲话”的文章内容与“讲话”背道而驰，因而，他呼吁学习“讲话”，首先要真诚。 一些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还对这些现象的理论工具、演进过程进行了勾勒。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新历史主义，其观点归纳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文本才能解读，二是自然界有内在秩序，人的历史则没有内在秩序。这就取消了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在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史观转向轨迹进行勾勒后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向越来越疏远、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和我们党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一条路线，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创作的负面表现完全吻合。 对新时期重要文艺事件的再思考 除对当前文艺领域诸多乱象及其理论根源进行梳理外，与会者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发生的“三个崛起”“重写文学史”等文艺事件进行了再思考。 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三个崛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器友认为，“三个崛起”出现之时，“文革”刚刚结束，持论者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学术视野都不免受到限制，他们在清算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把“五四”后左翼诗歌、延安诗歌和新中国30年诗歌的主流也否定了，他们把不能代表中国新诗“方向”的一种诗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当成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把其中所显露的、中外诗歌史上并非新的诗学倾向当成了新的美学原则，导致新诗探索的狭窄化和浅表化，对由此而泛滥的非理性主义、非诗化倾向，以及消解新诗“人民本位”的价值理想等，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30多年过去后再看，“三个崛起”未能崛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任崔柯也对“三个崛起”进行了细致研究。他首先指出了这一争论的一个要害，即今天的文学史叙述往往把“崛起论者”和“反崛起论者”视为艺术和政治的对立，进而赋予“崛起论者”一种因反抗政治对艺术的干涉而遭受迫害的身份，使得“崛起论者”获得某种悲情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看待这一问题，应该区分三个方面：作为创作现象的“朦胧诗”、从阅读经验出发围绕诗歌是否应该“朦胧”的论争以及“崛起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越对“重写文学史”进行了深入解读。他认为 “重写文学史”是在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思与创新，承接着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美学热、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争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的一场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学运动和思想事件。他认为，文学史写作要坚持历史的、审美的立场，应充分理解作家的历史处境，充分尊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能任由研究者的所谓主体性任意膨胀、对所谓审美性极端强调。 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与可能 与会者还围绕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与可能这个问题交流了意见。 郑伯农、李正忠和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执行主席严昭柱等人认为，重建人民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一些事实的清理工作，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丁振海则认为应该重新激发批评的活力，对文艺界的不良现象要敢于表明态度。李准、董学文、曾镇南等人建议一方面要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错误理论展开有针对性的批评，另一方面要下工夫把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讲清楚，把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范畴讲清楚。 浙江树人大学副教授周锋则本着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对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诗歌，尤其是其中的“自我”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说，抗战时期，在战争洗礼下，诗人们完成了两重否定，这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艺术是“远为巨大些的综合的形式”，在这种“综合”中，“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获得了内在统一。经由这样的“综合”，我们才能真正从诗学本体的角度，从哲学、史学、文学三位一体的角度深入解读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诗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