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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改进文艺批评研讨会发言摘登 回归文学批评常识 当我们将文学批评的无力归咎于功利主义、商业化和学术体制僵化的时候，无疑这些都是外部原因，或者说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对于文学批评内部的反省。当下的文学批评者是否有明确的文学主张？读者从文学批评中是否能窥见当代文学之流变？文学批评是否有史家眼光？是否能够从文学批评史印证文学史，从而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彰显文学批评之担当与责任？ 一 旧邦维新在于古典传统的现代学术转型，回溯古典文学批评传统，“通”古今之学，才能“通则不乏，变则其久”，直面当下文学批评缺乏家传来历、独立思考和学术底蕴的问题。当下学人对于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古典传统的理解往往是盲人摸象，很难有着通识意义上的学术准备和训练。我们如果回顾两千年来古典时代的为文之法，依然能够发现诸多可供借鉴于当下的批评路径。80年前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经详尽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特征、意义及价值，尤其强调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及学术思潮的变化互为表里。纵观文学批评史，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似乎没有特别独特的理论体系建构，一方面又在如缕的文学思潮和学术思潮中闪现着独特的光亮，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就往往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文学创作的厚度上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灿若星辰，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观念多在儒家思想中，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至今依然有效。魏晋、南北朝则释、道并行，儒家影响弱，此时文学讲求“义归于翰藻”，使得文学能脱离学术而显示出独特性质。隋唐则儒释道并重，文道也就并重，文学则尚气势，重在语势之自然，其文学重在体制和风格的创制，自然之气与势成就“盛唐之音”；北宋尊儒而尚质，而重在对唐诗文的“变”，文学批评讲究理趣及文人味。南宋理学发达，文学批评因袭前人，诗论、诗话多讲求“法”，偏于“道”的表达，同时语体演进加速，语录体流行，小说戏曲发展，方言文学兴起，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批评转向提供了文学上的准备。明代学术风气偏文艺，大多在文章体制和技巧上谈文艺，所以又因“空疏不学”而导致文人分立门户乃至互相攻击的状况，但是受“心学”的影响，时见卓尔不群的洞见和卓识，极端的文学主张也会盛极一时，影响后世。郭绍虞先生对清代文学批评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人在诗集、文集的序跋和论文论诗之书翰中都能张扬各自的文学主张，且无谀辞敷衍，又能往复辩难，是文学评论极为普遍和集大成时期。 由此可见，凡有真正文学主张的评论者自然不会仅仅说溢美之词，相反一切见诸文字的批评都是其文学观和学术思想的体现，所谓有想法、有见地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没有发出清越之音，对于当下文学无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是评论者本身对于学术和文学认知的高度与厚度不足，很多文学批评文章无家法来历，少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更缺乏学术理论修养的支撑。但凡文学批评掷地有声的年代，或是文学灿若桃花，文人文化风骨奇绝，或是学术鸢飞鱼跃，名家大师辈出。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学批评来说，学术修养和文学实践的深度与厚度，依然是文学批评具备气度、风骨和力量最为重要的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溯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依然是我们诗意凝视当下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古老文化旧邦维新的姿态。 二 当下中西文学批评在理论上颇多阐释，但是缺乏真正融合中西学术的文学批评实践。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目的在于再造汉语白话叙事的辉煌。汉语的现代转型经历着文言到白话、繁体到简体、汉语拼音创立、文体划分等等，语体和文体的转变是现代民族国家启发民智的选择。与此同时，民国学术多在清代学术基础上贯穿中西文化，用新兴的现代白话文来阐述古老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新文学正是在这种中西交融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背景下产生。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对于西方人道主义和启蒙时代“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体认和解读，现代白话文学的写作和批评取得了诸多的创作实绩。在新文学传统中，写作和批评互为表里，人生现实和小说宇宙并行不悖，“写实主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京派与海派”等等，诸如此类文学观念无不是在中外交融的理论背景下产生，又在一代学人“通古”“融西”的文学和批评实践中转换成汉语叙事的骨髓和血脉，由此现代白话文学才能穿越强大的古代诗文，成为当今时代的文学主流。 西方叙事传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白话小说创作，从拉美魔幻到欧美经典都曾经或正在影响着当代汉语写作。对于当下批评者来说，面对文言传统的古典文论很难达到“通识”和“洞见”，自然会寻求异域他邦属于现代社会话语方式的理论体系，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时文本细读和批评实践则穿越在西方各类理论话语体系中，社会-历史-审美、精神分析、神化原型、形式主义、叙事学、接受反应、后殖民、新历史、女性主义乃至文化批评等等。当下文学批评话语依然可以在现实主义创作批评中谨守再现、模仿、社会、历史、形象、真实等话语表达；如果遭遇现代派文本，又可以通过分析个体、心理、自我、主体、移情、表现、意识流等，阐释现代社会个体的差异性和人性的幽暗区域；在美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也擅长用结构、符号、陌生化、历时、共时、反讽、叙事、隐喻等进行文本的“内部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生活”被放置在文化的层面，成为美学和文艺学新的研究焦点，当青年亚文化及其文学写作琳琅满目，视觉、图像、媒介、时尚、身体、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无疑更加具有阐释的有效性。从批评实践上来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于后现代理论依然能够部分有效地解读新旧杂糅、现象复杂的中国当代社会及其精神特质。文本批评实践很繁荣，也随之产生了学术、媒体和大众的多层面分化，只是这种批评实践话语呈现多声部至芜杂漫溢的特征，社会公共空间众声喧哗又自说自话，无法形成有精神影响力的声部，甚至于无法达到一个最起码的文学批评共识。十多年的多声部话语表达和无中心的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对于文学本身的怀疑，以至于在创作异常繁荣的年代，我们依然还需要为小说及其文学性申辩。问题的实质可能正在于我们离开文学的基本价值太久了，以至于模糊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事实。 三 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现代社会更为多元的外部文化语境。精英意识和人文情怀被精致的利己主义所消解，文学批评的确面临价值与审美认知上的艰难辨识与选择。我们处在一个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裕，大众文化的日渐繁荣，文学受众群的日益细分化，多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这些让当下文学生态呈现多元生长态势，文学格局也逐渐实现了从单级到多级的转变。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可能在于分层细化和多元共存，但全球市场却促成了世界性的审美趣味大众化和趋同化，文学独特的艺术体验和审美特质一再被流行和时尚文化趣味所稀释。 进入当下语境，文学的精品意识犹在，而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无疑日益退让。尤其是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其传播更具大众娱乐的风格，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功能。当下文学写作更多接受西方叙事的技巧，以先锋的名义从文体到内容都在革故鼎新，也出现了一批技巧成熟风格独特的精品力作。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自己的人文传统如此隔膜过。自现代社会以来的中国人其实是文化断裂语境中的一代新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叙事的众声喧哗与集体失语，代际身份表达的焦虑与个人欲望书写的汹涌澎湃，构成了中国作家进入现代精神体验的文本特征。当我们的写作进入现代日常性经验之后，恰恰如一片片飘浮的羽毛，在精神涣散的城市与乡村上飘零游荡。 之所以出现多元芜杂的文学文化现象，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有着转型阶段文化价值断裂的显著特征。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终于和日常性接轨，殖民统治、战争、物质匮乏、各类政治斗争等等，这些不再是中国人现实生存的重心，物质主义生存，欲望化表达、平庸化心灵模式和大众化娱乐方式成为某种生存价值取向。于是，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群体性的世俗生活经验成为很重要的故事和叙述对象，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进程，人们又急需通过个体化的经验确证自我意识，不断地重复“我”是“我自己”这一现代性的标志答案。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所谓的个体性生存经验正在被巨大的资本、技术制度、甚至于媒体环境推向某种虚无的状态。在自我确证的过程中，“自我”却正在丧失。因此海量的文学叙事依然无法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这些是当下文化中的“困境”，也是文学批评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困”从词源学上来说，是从甲骨文衍生而来，本意是废弃的房屋，“困”最早也是《周易》中的一卦，为困厄之意。作为深陷当下文化情境中的当代文艺，应当意识到流行文化、时尚功利和资本技术所形成的困局，大工业社会和高科技带来生产力和物质繁荣的同时，人的精神生活却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中走向了轻浮浅陋和庸俗势利，精致的利己主义侵蚀了个体精神维度的理想性，也败坏了群体生存的道德性。当我们从传统进入现代之际，从苦难忧愤转入衣食无虞之境，如何从知识储备和人格建构方面来寻找一个稳固的精神支点，在这个支点上安放自己日渐开启的现代心智和日益丰盈的灵魂？当我们谈论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文学和文学批评如何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彰显存在和存在之价值？ 对于批评个体和批评生态而言，“知困而行”彰显的是现代智识者的反思和践行能力。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知晓自身的困境与短板，毕竟可以对症下药，以期未来长足之发展。《礼记·中庸》中谈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毕竟是少数天才，这个时代的常人大多无法生而知之。同时面对传统的时候，往往又不能真正做到学而知之。无疑，我们是先天不足的一代人！但是意识到当下的困境，补先天之弱症，修后天学养之不足，才能困而勉行，真正在中西古今的文学坐标中，回归文学批评的常识，恰切表达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的现代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