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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崇杰先生的《走出后现代》书稿我拜读了两遍。第一遍是在2005年春夏之交，当时毛先生提交的结项书稿长约40万字。2006年春末，我电话询问毛先生该书稿的出版情况，本意想收存一本，以期抽暇再细读，认真领悟其中精神。毛先生得知我曾是该书稿的匿名评委，并对结项书稿评价甚高，遂约我为该书写序。毛先生是前辈，我无资格、也不敢不知高低地为前辈的大作写序，但愿趁此机会褒扬书稿的一些观点和精神，并申述自己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遂表示愿以“读《走出后现代》”的形式写一篇学术文章，或可代充序言。于是今年仲夏以来，我又认真拜读了《走出后现代》的修订稿。修订稿长约60万字，与结项稿相比，增加了20万字。就我的记忆而言（2005年的结项稿我已按规定交回文学所），毛先生主要增写了一些务虚方面的内容，使原稿更趋完善，但也增加了一些新观点。 我之欣赏《走出后现代》书稿，主要因为它的下述特色： 首先，作者对西方现当代的一些思潮和概念进行了恰当的梳理和中肯的符合其历史风貌的评价，并对其中的错误思想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和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解构主义；现代性；文本主义和文化研究以及与未来世界图景相关联的种种乌托邦思想，如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沃勒斯坦的“有托之乡”、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和“再部落化”思想、科思洛夫斯基的“后现代文化”和杰姆逊的“未来文化”思想、阿尔布劳等的“全球主义”以及哈贝马斯新近提出的“社会系统自调节”思想等。由于还有一些思潮的文本没有翻译过来，这里提到的当然只是西方现当代的部分思潮，但却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与作者论题相关的重要思潮。在评介这些思潮时，作者注意到它们的多面性和自身矛盾，注意给予相关思潮以细微的区分。为了把某些思想潮流说清楚，作者甚至追溯到西方的古代思想以及不同学科的相同概念，如谈到本质主义时，毛先生追溯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并旁及现代逻辑学中的模态逻辑本质主义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言语哲学思想的误读等。这些评介足见作者学养积累的深厚和观察之细致。这里的主要特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对某些后现代主义错误思潮的犀利批判。在中国学术界一片盲目欣赏和张扬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氛围和语境下，作者挺身而出，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潮，足见其作为一名正直学者的责任感、勇气和本色。即使以“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诩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反本质主义者罗蒂2004年来中国时亦曾说过：“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有问题的。”[1]国内一些学者脱离后现代主义的西方语境，把其照搬到中国的语境下并大力张扬之，甚至抬到了相当吓人的高度，引起了思想上的一些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作者对我国实行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出现的某些主流口号和经济及社会现象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严厉的批评或批判。如对贫富分化现象形成的分析以及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些错误指导思想（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和“腐败不可避免”论调）的批评，对取消国家监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对利必多生产中出现的“解构大叙事”、“告别革命”和“吃饭哲学”等思想的批判，对文化消费主义的批判，对作为文化消费主义之谋略、与拜物教合谋、带有异化和反审美性、以“美学革命”面目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对实为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和颠覆谋略、实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美学和文化表达以及意识形态之反映、其哲学基础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的批判，对试图把儒家宗教化、搞政教合一的倒退行为的分析和批判，对我国某些畸形消费现象的批判，对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畸形发展现象的批评，对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行径的批判等。这些分析、批评和批判总体上都很深刻，有的甚至很精彩，体现了一个学者之凛然正气、洞见和深邃思想的统一。这是作者长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并认真观察社会现象的结果。做到这一点并达到这个高度是颇为不易的。在联系实际这条线索上，作者有批评也有褒扬。他对第六代电影导演新写实主义风格的肯定和赞赏，对小说《尘埃落定》在颠覆后现代中重建历史的肯定，也显示了不追逐流俗的很高的认识水平。在谈论各种问题时，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其中少量比较“惊人”的数据未交代出处，其可靠性需要进一步核实。此外，笔者还有两点申明。其一，作者批驳“科学美”的全部文字和所有论据都未能说服我。我对他的每一个论据都能找到不能完全同意的理由。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客观美和主观美，自然美和社会美都是存在的。这即是说，美既是形式，也是判断和体验。大千世界里有美，科学领域是大千世界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美，科学家们既能从科学领域中看到形式美，也完成着判断美和体验美的过程。概言之，毛先生以为，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真理，这自然是对的。但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到当代的杨振宁、丘成桐以及8月份刚刚接受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大家论坛”栏目访谈的数学家王元等许多科学家，都谈到“科学美”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我个人以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所有情况下），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体现了真理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统一。自然，作者的分析和说明是必要的，避免我们误把真理价值取向混为审美体验，或者误把某些庸俗现象和常见语言表达形式混为真正的审美感受。我未被说服的另一原因是，我个人即常有这种混合体验。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当我在诗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中有新发现时，我都既感受到了取得真知的喜悦，同时也感受到了深刻的审美喜悦：我把自己的发现对象视作审美对象，从中看到了形式美，把这种发现过程和研究过程视为审美体验过程，并感到由衷的喜悦。我曾说过，这种喜悦超过了聆听音乐和欣赏绘画带来的美感，且久久萦绕胸怀。这种现象多次发生，那是一种陷入获得真知兼审美享受的痴迷状态。相信毛先生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其二，自从人类有了自主意识和清醒的精神活动以来，审美现象就发生在各种职业、各种人群以及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民耕耘土地和打土坯这样的活动中，都有审美感受。审美的普遍化是客观存在。这里当然要把以丑为美、以俗为美和以恶为美的价值异化和审美异化现象排除在外。作者一方面肯定这种普遍现象，一方面又数次用学科意义上的美学理念规范它们并限定它们。这样实际上就把许多生活中正常的审美现象排除在美学学科的范畴以外。上述两点都说明，鲍姆加登以来建立的学院式的美学科学出了问题，它的范畴太狭窄了，不少理念过于学究气，不能涵盖人类的所有审美活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应该大大拓展。这与眼下时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是两回事。如上所述，我完全赞同作者对作为文化消费主义之谋略、与拜物教合谋、带有异化和反审美性、以“美学革命”面目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对实为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和颠覆经典价值之谋略、实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美学和文化表达以及意识形态反映、其哲学基础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的批判。把审美和身体与金钱挂钩、作为赚取金钱之诱饵的理念和行为背离了审美的天然性和淳朴性。 第三即“走出后现代”这一口号和宗旨的明确提出。在种种后现代思想充斥着各种媒体和著述、种种后现代现象占据着我们的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当下，这个口号令人耳目一新，使困惑中的人们思想清晰了，看到了希望。作者把自己的书稿命名为“走出后现代”，并在导论部分肯定，“走出后现代是从全球化/后现代/现代性引出的一道历史的绝对命令”，走出后现代“不是历史总体演绎而出的，而是历史自身运动所展现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在当前语境下思想者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意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坚定信念。不过这里还是留有演绎的一丝痕迹。笔者更多地是从现实的感性体验中，从后现代思想的种种混乱中，从后现代现象的种种不和谐中，看到了走出后现代、走向后现代之后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性。相信作者也经历了先有感性认识之积累、然后才通过系统研究而后得出必须“走出后现代”这一结论的心路历程。毛先生在自己的书稿中痛陈了后现代思想和后现代现象的种种混乱，倘能明确加上诸如“这也是当代人类思想实践、经济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证明和要求”之类的话，他的“走出后现代”的思想和诉求将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第四，作者通过先秦经典文本的细读，重新发现先秦经典文本张扬尧舜之道、“公”和“同”、人与自然相和谐、民主、革命和和平的思想，通过跨文化对话，把这些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发展模式之中，从中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亦颇有新意，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老子《道德经》中“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第十六章）所体现的“大公文明”思想，《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所张扬的“大同政治”思想，《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后来“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货力为己（私有制）… …是谓小康”，但“既隐”之“大道”并非永远消失，还会有“远曰反”之未来再现的发展路径等，对我们今天思考人类社会之未来，都会有新的启示。这些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作者并据此肯定，原初的未被遮蔽未被扭曲的孔孟之道“不是封建专权之道而是尧舜之道，即奴隶制时代的政治民主制度。儒学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哲学，是对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精神之传承”（第四部分）。其他一些新解也很有意义。但作者论述孔子的天命观和革命思想时引述的论据几乎全来自《易传》，似不甚恰当。毛先生列举了数条理由，断定《易传》乃孔子所作。这些理由可以构成毛先生的一家之言，但还不足以成为定论。《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仲尼翼其终”之说，但毕竟言辞笼统。关于孔子作《易传》十篇只是一种说法，没有可靠的考古证据。体现孔子基本思想的《论语》都是他的学生们所写，他能亲自写《易传》吗？如果他能写《易传》，何不亲自写出几部著作全面申述自己的思想呢？另外笔者阅读《易传》时，发现《易传》的宇宙观、时空观和运动变化的思想，概言之，即《易经》的思想真谛，更接近道家思想，而孔子似乎更脚踏实际、更关注现实政治和现实生活，很少谈论形而上问题。然而，《易传》亦是先秦典籍，说明这些思想源自中国先秦典籍就足够了，不必一定认为它们都是儒家思想。 第五即全球化/后现代/现代性的观照视野，这是统摄全书的主导视野。作者用这条线索组织全书并串联自己的学术观点，应该说也是成功的。它使我们明白了前现代性/现代性/现代性麾下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之后等历史哲学或曰社会哲学概念，也使我们明白了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观照的全球化的四个阶段以及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作者的“走出后现代”以及“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走向非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观点就是从这条视线上得出的。书中谈论的“非民族国家化”问题让我不禁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谈到的“国家自行消亡”现象难道就以这样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倏忽显露其萌芽状态？这倒是始料未及的。看来，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并非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轻松和惬意，反之，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练和磨合过程，通过磨练和磨合慢慢地走向轻松。作者在这方面一些看似很尖锐的观点和言辞，其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例如下面这段话：“这种国家功能的改造与转化之实质是彻底消除国家机器的阶级统治属性，强化其法治管理与调节保障民主人权之功能，通过彻底的民主化使之发挥最大程度的利益覆盖面”［“七，非民族国家化（下）］，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非民族国家化是未来很长时期内的发展趋势，眼下只是出现了一些萌芽状态，它绝不意味着应该淡化国家利益的观念，而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应该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统一起来，把爱祖国与全球主义统一起来。在用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种视野观照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时，毛先生常有敏锐的见解。例如对近年来美国经济形势的分析。“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一度困难，2002年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和维旺迪环球公司的假账丑闻使其股市下跌。但是，经济丑闻、股市泡沫、恐怖主义打击等，都没有造成美国经济的全局性衰退，它仍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长势头。毛先生不仅看到了全球化（即商品和资本输出）和高科技为主要支柱产业的新经济之强大生命力的作用，还看到美国在世界竞争中把其危机一次次转嫁给欧洲的玄机。其实，美国不仅把其危机转嫁给欧洲，也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输出和文化输出而转嫁给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笔者的理解，90年代中期倏忽而至的新一轮全球化旋风，就是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停滞状态下各种力量积蓄、碰撞的结局和出路。美国借助知识经济捷足先登率先出击占尽了先机，让自己首先走出困境并挤压了别人，欧洲国家则由于力量分散和机制老化，迟迟走不出危机的阴影，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获取丰厚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又一次被迫应战，高价购买多种高科技产品，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目前联合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20年前仅20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出经济的停滞状态，平拟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主要就是通过全球化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 [1] . 见《社会科学报》，上海，2004年6月17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史忠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