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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学· 语言学 《论文字学》的文本结构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他讨论了文字产生之前和文字产生之初的一些哲学关系，以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第二部分名为“自然、文化、文字”。他“选择莱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的例子作为阅读卢梭著作《语言起源论》的起点和跳板”，之后对《语言起源论》进行逐段剖析，以批判人种中心主义。 “对文字的反思和对哲学史的解构不可分割。”[8] 德里达批判了以亚里士多德、卢梭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认为“拼音文字是最聪明智慧的文字”的表音文字优越的观点，语言是“语音、词汇和逻各斯的统一体。……与这种统一体相比，文字始终是派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外在的，它是能指即语音的再现。亚里士多德、卢梭和黑格尔将它称为‘符号的号’。”[9] 并由语音模式产生“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文字概念，语言是一种‘工具’，文字则是‘工具的延伸’。”[10] 他认为，语言起源“与近三千年来将技术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的历史融合在一起”[11]：1）由于拼音文字是神创的，这种神创的语言最初追求逻各斯，后来追求理性，应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即表音文字（如，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12]，因此反对语言神授说，必须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技术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相结合的理性。2）这种形而上学“支配着一种秩序时，基本上不过是最原始和最强烈的人种中心主义（l’ethnocentrisme）”[13]。人种中心主义还来自认为“拼音文字是最简便、最具智慧”的言语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因此反对人种中心主义必须反对言语中心主义。 莱布尼兹认为中文模式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他想要按照汉语的方式，创造一种非表音的普遍文字系统。德里达同时也批判了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汉字偏见”：“莱布尼兹的普遍文字（本质上是非表音文字）计划丝毫不会中断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相反，它证明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像黑格尔批评的那样，它产生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且求助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在此涉及的正是这两种矛盾运动的系统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限论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某种技术主义有着极大的统一性。我们在此设想的原始的前表音（pre-phonetique）文字和元表音（meta-phonetique）文字完全会导致机器对话语的‘超越’。在原始的非‘相对主义’意义上，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14] 德里达的表述常常是晦涩难懂，很难找到一段具有确切定义的陈述，这就是解构主义的一种叙述方式。笔者只能根据他的意思自己进行综合，说得再简单明确一些，那就是：拼音文字是神授的，而此后这种神授的文字具有某种神性，使西方人具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优越感，以掌握着真理自居，以掌握着逻各斯自居，而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形成了西方的人种中心，西方文化中心。因此批判西方文化中心，必须批判语音中心，批判拼音文字中心。这就形成了德里达的“语言神授说、语音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人种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六个阶段性的连环推论性的结论。 1．语言神授说 人类语言是从那里来的？文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困惑着各个朝代的学者。语言神授说是最古老的一种解释方法，《论文字学》也正是从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开始对哲学命题进行解构的。德里达引用弗雷列对希伯莱文赞誉的话：“‘它们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判定“受这种神学主义蒙蔽的那些民族的文字本身──拼音文字，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的历史尤其如此。”[15] 他这段话的意思有两个要点：一是说只有拼音文字有语言神授的观念，二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是文字。显然“神授说”本身出现歧义，有两个神授说：一是指言语，或口语，是语言神授说，二是文字神授说。上帝创造的是语言还是文字？ 反驳：一，上帝创造的不是文字。据《圣经》（当且仅当《圣经》是一种陈述）记载：上帝不过是创造了1）原生态的物质、动物和植物，如，造了光；2）教了亚当说话，使其具有说话的能力，即心智；3）变乱了人类语言的统一性，而不是创造了它。是人类把光的物质叫做光，或 light，或свет 的，而不是上帝： 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赫尔德评论说：“这种东方式的诗歌手法表达的意思正是：人自己发明了语言！”[16] 如果算作“神授说”的话，也是语言神授说。 反驳：二，文字的记录使历史有案可稽。语言神授说的文字证明是文字神授说。 在没有文字的神话传说中，不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印度的雅利安神话，都只有智慧女神，而无“语言”女神。一切古老的文字都有文字之神。“钉头字（即楔形字）是命运之神那勃（Nebo）所创造。圣书字是知识之神托特（Thoth）所创造。希腊文是赫耳墨斯（Hermes）所创造。印度的婆罗米文（Brahmi）是梵摩天帝（Brahma）所创造。”[17] 但只有汉字例外：“汉字是‘黄帝之吏仓颉’所创造：” 严格地说，汉字不是神授的：仓颉是只是黄帝手下的一个小官，是个人，不是神。但是文献是把他当作神来记载的──“‘仓颉四目’，‘生而知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不夜哭。’”[18] “生而知书”说明此人具有神性，把他神化了。 由此说明，“神创”也有两个含义：一是“天授神意”，另一个是将人神化。 典型的“天授神意”是西方的上帝创造人的心智说。 “仓颉造字”是“将人神化”的例子。因为依据考古学家的考证，汉字创造的时间很长，即使从陶文算起，到黄帝时期历时几千年，而且“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而论，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绝不是天授神意或出于某个‘圣人’的灵感。”[19] 好几本文字学的书上都说，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而且用于占卜之事，所以又被称为“卜辞”、“契文”。从这一点上说，汉字虽不是神创的，却用于神事。不过我对此说法有所怀疑，因为，考古发现陶瓷刻痕早于甲骨文，大约在公元前六千年～五千年之间，而且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文属商朝，仓颉造字的黄帝（约公元前26世纪）年代早于商朝（约公元前17～11世纪）。不能说仓颉造的字只有“卜辞”，哪怕当年的文字最重要的部分是卜辞，而无生活用语，应该说，由于卜辞是写在甲骨之上，所以保存下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卜辞，并非仓颉当年只创造了卜辞。 黄帝命仓颉造书，创制文字，可以说是黄帝要求统一各部落之间的文字符号，是第一次统一文字的工作，秦始皇的“书同文”的工作是第二次统一文字。到许慎的《说文解字》应算第三次对文字的规范。 另有一例。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是“毗耶娑”，但他为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成书的年代由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漫长的八百年的成书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无法超越的。而且从“毗耶娑”的词义来看，它具有“划分、扩大、编排”的含义，即使他是最初的原始史诗的真实作者，在后来的史诗创作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一个集体创作的代名词，可以称谓“包括《摩诃婆罗多》在内的、古代印度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累积而成的一些庞大作品的编订者”[20]。毗耶娑已经被抽象化了，神化了，他可以与神对话，并且出现在史诗之中。再如荷马，此人有无，也成为一些史学家争论的焦点。这种把创造的功能归功于一个人，使其神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以具象代替抽象的办法。 尽管有细微的差别，我们姑且把这些说法统称为语言神授说。这种说法一直统治着人类的思想，妨碍着学术研究的进步，直到17、18世纪，一些人类卓越的头脑开始反思，并著书立说批判这种神学观点，其中最有名的三位斗士是：法国的孔狄亚克（1746）和卢梭（1775），德国的赫尔德（1769）。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因为，反对语言神授说似乎还很有必要，即使像莱布尼茨（1646～1716）这样的科学家，也仍然宣称：“我的文字的基础也是上帝存在的证据”[21]。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争。一年后，最终有三十篇论作呈交科学院。在这些用德文、法文或拉丁文写成的论著中，出类拔萃者就是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赫尔德是以“心智自悟说”来反驳语言神授说的，以语音自然产生来证明人的心智的作用：人的心智使人自悟，想要表达时，从内心发出了语音。“这个特征作为内在的记号（Merkwort），又是怎样的呢？羊儿咩咩的叫声由人的心灵知觉为羊儿的标志，并且由于这种意识活动而成为羊的名称。人从这叫声上识认出羊儿，叫声是一个听到的符号（Zeichen），心灵通过它想到一个明晰的观念。这不正是词么？整个人类的语言不正是这样一些词语的集合么？”“心灵已选择了这个声音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当心灵凭记忆识认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就又咩咩叫了起来，──于是语言就发明了！”[22] “心灵听到了发声，马上把它抓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有声的词！”[23]“语言是从理性最初的行动中极其自然地生成的。”[24] 如果可以称此为“语音说”的话，语音说是反驳语言神授说的论证。赫尔德的获奖是语音说对语言神授说的第一次胜利。此后，语言神授说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没有市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