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阐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承续与创造性转化，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突破的学术难题。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极其复杂，有许多层面和门类，也有阶段性的差别，要找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并非易事。福建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廖诗忠博士的新著《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8月版），就是直面困难的奋力掘进。 《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体现了廖诗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开阔的理论视野。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是个难度颇大的学术前沿课题。鲁迅从未就先秦文化问题做过专门的系统表述，有关材料散见于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中，表层事实材料的极其有限决定了单纯实证式的研究行不通。在廖著之前，尚无此类专题的研究著作，就连较为细致深入地研究鲁迅与某一先秦文化人物或文化现象的关系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自1956年王瑶教授发表名文《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以来，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传统文化中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魏晋文化。廖诗忠通过对相关材料耐心细致的“深度解读”后指出，比起魏晋的嵇康、阮籍来，鲁迅更为喜爱和推崇屈原和庄子；魏晋文章的根在先秦，特别是在老庄那里，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比起魏晋文化来更为紧要、更为内在。况且，最具原创性的先秦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具决定意义，先秦文化典籍具有“元典”意义，是后世文化人无法绕开的；因此，探讨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诚然，廖诗忠较为充分吸收借鉴了相关研究成果，但鲁迅与先秦文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是鲁迅研究领域全新的拓展，具有开创意义。鲁迅学专家张梦阳就指出，《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无疑是中国鲁迅学史上首部系统、深入论述鲁迅与先秦文化深层关系的专著。……整体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把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廖著内容丰赡，洋洋洒洒近37万字；结构宏大，导言和结语外总共5章。第一章总论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总体上阐明鲁迅与先秦文化联系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第二章论鲁迅与先秦神话传说。第三章论鲁迅与先秦诸子思想。第四章论鲁迅与先秦诗歌散文。第五章论《故事新编》与先秦文化，从先秦文化的角度入手透析鲁迅《故事新编》的深刻意义。全书涉及到先秦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方面，旁及西方文化，对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做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爬梳剔抉和理论概括，体现出作者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体现了廖诗忠睿智的思辨能力和果敢的学术创见。廖诗忠不止于对鲁迅著作文献和先秦文化典籍的熟悉，还表现出较强的思辨能力。廖著导言敏锐指出，鲁迅文化思想中具有“复古”的建构性的维面，“复古”的思想意向必然要与文化的归源之思——追寻“固有之血脉”相纠结，而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开端，亦是本源性开端——隐含着文化“再开端”的可能性，深入探究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将使鲁迅文化思想中最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复古”这一重要的维面得到适当的把握。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复杂性，廖诗忠提出了一种在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方法论立场。第一章就说，鲁迅文化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寻求中华民族现代“新生”的路径，对民族“新生”的希望与绝望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基本张力结构，鲁迅的绝望是因希望而起的，要真切地把握鲁迅的绝望，就要从鲁迅的希望入手。鲁迅曾赞叹汉唐文化的“闳放”“魄力”，那时中华文化的原始创生机制较少受到压抑扭曲。具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和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的先秦文化造就了灿烂的汉唐文化，那么它能否成为开启民族现代“新生”的源头活水？廖诗忠从容不迫一一道来：鲁迅在先秦神话中捕捉到了民族原初生命力显现的踪迹，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对先秦神话做了创造性的转换；鲁迅从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出发，根据民族生命力显现的状态来重估先秦诸子思想，以民族“新生”为批判继承的旨归；在先秦诗歌散文中聆听民族古老的“心声”，在大量的创作中对民族古老的“心声”发出现代回响；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呈现出对先秦文化深层结构的整体把握和民族“新生”母题的建构意向。廖著按这样的逻辑思路来依次敷设章节：“‘新生’祈愿中的文化归源之思”、“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再造”、“民族原创性观念的价值重估”、“民族古老‘心声’的现代回响”、“民族‘新生’母题的深层建构”。这就体现出一种思辨的深度。 廖著不时闪现睿智的思想和新颖的论断，难怪姚春树教授在本书序说“一路读来，惊喜不断”。哗众取宠、猎奇浮华，也能够给人惊喜，但廖著给人的“惊喜”是实实在在、有理有据的创见。廖著认为，鲁迅充分利用先秦诸子之间的争论来克服各派思想的片面性，利用道家的智慧来消解儒家仁义道德和虚伪礼教对本真生命的压抑，又以儒家积极进取精神来克服道家的消极无为，最终又以墨子的大爱和艰苦卓绝的实践精神超越儒道两家的局限性。这一把握是宏观周全又细致明晰的——比如把鲁迅批判孔孟的具体针对面一一指明。廖著指出，鲁迅暗中汲取了庄子思想自由境界，但庄子的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追求的是心境和情绪的自适自足之感，鲁迅的自由是一种“意志自由”，追求的是生命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是否坚持价值关怀的意向，是区分鲁迅与庄子的虚无体验的根本标尺。在论及鲁迅与墨子时，廖著提出，鲁迅之“诚爱”对应于墨子之“兼爱”，鲁迅之“抗强”对应于墨子之“非攻”，是呼应、汲取也是升华、超越。关于鲁迅与先秦诸子思想部分，饶有趣味又启人深思。廖著深刻指出，韩非之“毒”的要害是“明于知人心”，鲁迅与韩非的关系当着眼于此，鲁迅文章的雄辩和犀利亦受韩非的潜在影响；《庄子》“寓言”“重言”皆为“卮言”——随心所欲、不拘常规的诗性语言，鲁迅文章与庄子散文在“师心使气”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所有这些可圈可点之处均说理绵密、论证有力。而从寓言思维的角度考察鲁迅创作，对文体互渗的深层原因和鲁迅小说、杂文的思想艺术魅力做出的解释，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显得丝丝入扣。从先秦文化的角度切入《故事新编》研究，是廖著的首创。提出《故事新编》是对先秦文化的一个整体隐喻，属于“文化寓言小说”的独特创制，“认真”与“油滑”的复调性是《故事新编》的一个整体特色，要把建构与消解视为一体两面的结构来看……凡此种种论断，都对以往权威观点提出了挑战，使得探寻《故事新编》与先秦文化的关系这一章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学术研究是灵魂的探险，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廖著也不例外。廖著有些内容可进行调整归并以避免切割断裂，各章副标题的命名应具体明确些——本文第三段的表述就是一种尝试。因鲁迅是在思维方式和行文表达方面受韩非影响，把鲁迅与韩非关系部分安排在论述鲁迅与先秦诗歌散文的那章或许更妥。既然《故事新编》是鲁迅一贯的寓言创作思维的一次出色的展现，把“先秦寓言：一种艺术思维原理”并入论述《故事新编》与先秦文化这一章或许更妥。“鲁迅旧体诗对屈辞的吸收融化” 这一节尚欠丰满。但瑕不掩瑜，《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声，堪称鲁迅研究的一部力作。 肖剑南，福建永定人，文学博士，福建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邮箱：xiaojiannan@sina.com 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柳河路61号省委党校文史部（35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