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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远先生的情谊真可谓“以文会友”，具体地说，是“以文艺社会学而会友”。大概是98年的光景，忽然收到平远先生一信，告知他正在做一个文艺社会学的课题，希望得到我的《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此书在书店里已经脱销。其时我虽与他素昧平生，但同道之谊，自然亲近，随即应命将书奉上。与平远先生第一次谋面是99年春南京会议的事，真是一见如故。此后多次在学术会议上相聚，谈论的话题多为文艺社会学问题，共同语言既多，感情也日见深笃。期间不断读到他发表的研究成果，后来又获知他的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总之时时感受到他在文艺社会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从而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文艺社会学》一直将他的有关研究成果列为重要参考文献，要求研究生认真研读。日前收到他的最终成果《文艺社会学史纲》一书，60万字的煌煌大著，理应写些文字以示祝贺，同时也是一种纪念。 首先要说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文艺社会学建设卓有成效，涌现了多部相关著作，但大多属于“论”，亦即文艺社会学基本理论，旨在论证该学科的性质、范围、方法、范畴等问题，致力构建该学科的理论框架，但是尚未有一部全面清理和勾勒我国文艺社会学发展演变的专门著作，尽管在上述著作中也有一些文艺社会学研究历史沿革的介绍，但大多比较简略和粗疏，让人了解一个大概而已，不过这也难怪，“论”的性质使然。因此平远先生的《文艺社会学史纲》一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它的问世，使得我国关于文艺社会学史的研究不再缺位，从而“史”、“论”结合、时空交叉、纵横交错，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可以相信，这样一种交融构成了推进当今乃至今后文艺社会学研究更上层楼的一个契机。 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中国20世纪文艺学主流形态研究》所示，这是一部对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文艺社会学发生发展和因革演变进行总体研究的著作，而且作者是将文艺社会学作为文艺学的主流形态来看待的。该书共十章内容，作者并未按照时代顺序来描述这部历史，而是按照问题来展开论述：第一、二章从知识背景和文学语境来说明文艺社会学20世纪在中国产生的精神条件，前者描述了从晚清到五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风气，分析了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成为显学并分化为不同流派的历史；后者概观了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总结了这一过程中所作的理论构建。第三、四、五章分别从欧美、日本、苏俄三个方面梳理了国外文艺社会学理论学理输入的不同路径。第六、七、八章分析了在上述知识背景、文学语境和学理输入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艺社会学思想分化为不同学派的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三民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说明了这种分化在学科发展的跌宕起落中隐跃着历史风云的涌动。第九章专门就庸俗社会学的发生发展进行学理分析和历史描述，就它与文艺社会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厘定和界说。第十章对于20世纪最后20年文艺社会学的学科重建进行审视，介绍了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实绩，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发展作出了思考。 该书将文艺社会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来看待，也就是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学进行新的审视，从而能够解读出以往被忽略的个中内蕴。例如第二章旨在说明，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人们提出的文学理论问题其实都带有文艺社会学的性质，对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患，是那一代文艺家精神中的母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那一代文艺家心中解不开的结，“革命”是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而欧美、日本、苏俄的文艺社会学理论其时作为首选被中国文学理论接受，也是基于这一语境。这样一种文艺社会学取向，也就预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主题与总体走向。这一分析，显然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质的规定性有了更深一层揭示。 作“史”的描述最犯忌的是仅仅尾随历史现象作亦步亦趋的现象罗列和经验归纳，而缺乏理论的穿透和思想的烛照。史、论结合应是历史研究的常规，但是“论”在“史”中如何表达、如何体现，又各有巧妙不同，这里有着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该书在这方面可圈可点：一是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凝聚，使之成为一个合乎理论规范的存在，例如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归结为以“反映”为关键词的文学本质论和与文本、作者社会学相关的若干理论命题；将“革命文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为由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批评论构成的有机整体。虽然这种具体的理论归整显得局部，但具有较强的建构性，正是这种点点滴滴、添砖加瓦式的理论垦拓和积累，才能构筑起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的巍峨大厦。二是用逻辑来整合历史，使得历史的演进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运动。例如该书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三阶段的划分是用三种“话语”来概括的，即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抗战文学的“民族话语”、延安文学的“党性话语”。这样一种“话语逻辑”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充分依据的，从而用以概括此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思想的发展是准确到位的，也是深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自身规律的。三是在史的描述过程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使之成为史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学理分析，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庸俗社会学的认识论根源和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指出了庸俗社会学并不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派，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史早期的庸俗社会学失误。乍一看这些分析论证游离于史述之外，乃是相对独立的理论表述，但是个中原由与中国建国前后的庸俗社会学的发生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缺少了这番理论表述，则无法理解日后中国庸俗社会学的滋生和泛滥。因此这番学理分析，恰恰成为史的描述不可或缺的支撑和补充。由此可见，该书的史述所含有的理论成色，并不是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之类说法可以说尽，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其史论结合的模式所显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 该书的再一个颇见功力之处在于对20世纪中国文艺学流程中出现的相关论著作了充分的胪列和评介。虽然这些论著距今不过大半个世纪甚至更短时间，但已经散失零落而难以搜求、难见全貌。作者做了大量搜集、钩沉、整理、鉴别、校订的工作，显示了很深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功夫，考订了每一本书的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等，进而遴选确定合适的工作底本。其中有泰纳、蒲克、卡尔弗登、本间久雄、平林初之辅、藏原惟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弗里契等人的论著，应该说迄今还未见到对这些论著如此详尽、确凿的版本研究，例如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据作者考证，共有两个中译本，不同时间在两个出版社出版，至于它们译自何种版本、翻译时参照了何种版本，也都有清楚的交待。下了这番功夫，该书拥有了一个明显的优点，即丰富的资料价值。一般说来，讲究资料功夫，这是古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的特点，然而晚近以来要求加强现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的资料建设的呼声日高，应该说这是合乎规律的，随着斗转星移、沧桑变迁，以往觉得还近在眼前的历史现象已经渐行渐远，慢慢走入了历史的深处，以往觉得不难搜求、不难取证的文献资料在整理工作中逐渐变得繁难起来，从而资料功夫成为现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必备的乃至基本的素质，成为进一步解读和阐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该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对于该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十章。如果说前九章主要是谈过去的话，那么这一章则是谈今天、谈未来，对于我国今后文艺社会学的建设特别具有理论参照意义。经过新时期以来直至世纪之交将近20年的建设，我国文艺社会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一个标志是在作为学科的文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上认识走向自觉，例如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尽管意见互有分歧，但总体上已经摆脱了草创阶段那种幼稚、盲目的状态而趋于成熟和理性；另一个标志是提交了一批带系统性、体系性的著作，改变了以往在这一学科中专门著作阙如的苍白状态。这些问题该书都有具体详尽的交待，不多去说它，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它们对于今后文艺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不能不属重大和紧要： 一是如何看待文艺社会学体系的建设。该书在评价近20年来重建文艺社会学的理论实绩时指出，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热衷于建构文艺社会学宏大体系的学术研究在90年代中期已告终结。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一说法，但却认同它所陈述的事实。确实，国内文艺社会学的建设到了90年代中后期，很快失去了建构体系的兴趣和热情，在后现代语境中，去中心、去深度、去边界、去体系，一时蔚为风气，跨越边界，填平沟壑，推倒壁垒，清除障碍，举世视为时髦。值此时世，再来构建什么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一种令人嗤之以鼻的不合时宜之举，于是此后少见有新的带体系性的文艺社会学著作问世，也就不难理解了。问题在于，有此一厄，人们对于文艺社会学体系建设的热情延续的时间也就过于短暂了，总共算起来也就10年时间!该书在这一问题上的提醒十分重要，实际上我国文艺社会学建设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是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关系。文艺社会学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沉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文化研究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力，一些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了文化研究。那么，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的关系如何呢？追根溯源，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生来结有不解之缘，以霍加特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以埃斯卡皮为代表的法国波尔多“文学与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一直被世人视为文化研究的中心，也被视为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薮，霍加特、埃斯卡皮们的研究成果既具有文艺社会学的内涵，又带有文化研究的性质。从学理上说，文化研究打破了既有的学科界限，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社会学、传媒研究、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其他人文性质的文化领域，并将其加以交叉融合，本身就已包含了文艺社会学的取向。时至今日，现实中的文化已呈多元、多维、多向的发展格局，文艺社会学研究缺少了文化研究的背景和内涵、与文化研究分割开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有人提出将文化研究作为今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前景，这都说明这二者的联系已变得越发紧密和复杂。但是说到底，如果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艺社会学也终究是不可行的。我同意该书的一个论断：“作为一门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定位比较清晰、范畴相对稳定、形态比较成熟的学科，文艺社会学是不可取代的。”理由就在于，文艺社会学有其明确的学科规定性，说它是“关于文艺的社会学”也罢，说它是“文艺—社会之学”也罢，反正“文艺”是其中的关键词，一旦离开了“文艺”，你可以是文化研究或其他什么研究，但恰恰不是文艺社会学研究。接下来的问题是，既要肯定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相互交融的必要性，又要保持这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那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何在呢？在我看来，解决的途径就在于，必须找到这二者之间相互过渡和转化的桥梁，找到文化在文艺中的表达方式、文化研究在文艺社会学中的表达方式。而这可能就是今后放在文艺社会学面前的又一课题了。 原载：文化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