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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清教授写就了《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我认为他选取了一个好题目，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创新。 真善美，历来都是中国诗学建构的价值基础。三者当中，善的地位尤其特殊，既是基本的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论语》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看来，“尽美”还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既“尽美”又“尽善”。在“尽美”和“尽善”二者当中，后来人们也始终以为“尽善”是高于“尽美”的。宋人关于杜甫《北征》和韩愈《南山》孰高孰低的争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潜溪诗眼》）总之，离开善的美，离开善的真，都是没有价值或价值不高的。相对于“尽美”而言，“尽善”才是最高艺术境界。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基于美的诗学研究过多，而忽视了对基于善的诗学的研究。忽视中国诗学当中是以善为核心价值这一特性来研究中国诗学，很难真正把握到中国诗学的真正精神。因为他们看不到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要期待，即对人生价值的探寻，对家国社稷的关切，对民生多艰的悲悯，对宇宙天地的责任。如果看不到这些，那就是没有看到中国诗学的好处，也就没有探究到中国诗学的本质。志清教授的《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诗学中彰显“善”的价值的诗学本质，意在解决长期以来文学批评中“教化”与“审美”非此即彼的“对立”、“对抗”的状态，消弥“美”、“善”二元，确立新的价值评价体系，为中国诗学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诗学的本质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实现传统诗学的现代价值的转换，以德治国，以德治心，建构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意义。该著作的一些前期成果的发表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充分证明了其应用价值。 志清教授善于思辨，才气纵横。他的影响主要在王维研究上，我也曾经写过评论其研究的文章。我以为，志清教授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十分注重自身当下的参与，强调主体审美激情、悟性和灵视的积极介入，追求与诗中性情的相接、沟通，其理论的基点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西方的近现代哲学、美学，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视域融合”的现代阐释学观点。因此，志清虽然也从历史出发，忠实于史料文本，但更主要的是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其研究便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和阐释，其解读和描述也就有了鲜明的个人体悟色彩而呈现出与传统研究所不同的景观。志清的新著《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版），无疑是开辟了一个研究的新领域，他以生态思维来研究盛唐山水诗派的发生，把作家和作品作为生态位放在生态大背景中形成“链式化”系统研究，多方位揭示盛唐山水诗派生成的“生态原因”及其作品的生态关系，展示盛唐所以出现山水诗高潮的生态优势，形成了一个以文学观为主体的、综合自然观、社会观和哲学观为一体的开放性的生态系统。 我以为，志清教授的《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也是其研究一如既往的特点和风格。从他的此著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作者在解读、描述诗人及其作品的同时，不断地与哲学、美学上的一些理论相互印证、发明，从而使这样的解读、描述呈现出独特的研究风貌。 志清教授的《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这一论题很大，表现出他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显示了他糅合多种方法而综合运用的自觉尝试与勇敢开拓，虽然此著中的论证还不是十分全面严整的，有些观点的提出还值得商榷。但其论述中时常能见到他富有穿透力的论断，见到并非人云亦云的立意，也就时常给人以惊喜之感。 志清教授与我相识多年，为人热诚真率，今大作始成，嘱我为序，虽然感到人微言轻，不能为他的大作增色，但作为友人，还是打消顾虑，愿意赘言如上，以表祝贺之意。 《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7月出版 附： 《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后记 王志清 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所有的书后面都要有个“后记”，所有的作家无论大小都要后记一下，我自然不能免俗。齐鲁书社以特快专递邮来书稿小样，又到了要写后记的时候，看来无法再拖了。 坐在赴洛阳的列车上，纷乱的思绪如眼前倒退的窗外景色，一切仿佛过眼云烟。我竭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很想逐有层次地“后”而“记”之。 丙戌仲秋，贵州骈文研讨会上识荆赵发国博士。赵博士乃齐鲁书社的编辑部主任，因为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互为知音。难得他对我的选题感兴趣，鼓励我赶出书稿来，更感谢他的撮合和编审，使拙著的出版几次提速。 其实，此著的写作时间跨度比较大，其中部分完成于2004年之前。2004年对于我来说，似乎有一种“分界线”的意味。如今看来，物故人非，真可谓动魄惊心，犹如噩梦一场。 我自2000年调入高校，由原先的业余研究，跻身专业研究的行列。人到中年，猛的感到时间真是太吝啬了，里里外外忙不完的琐事，很难精力集中做学问了。2003年7月，乃瑜不幸被丧心病狂的病魔谋算中了，更使我内外交困，身心俱疲，我日夜守在她的病榻旁，整整360天，经受着极其残酷也极其痛苦的精神凌迟。 乃瑜是我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依赖。我在每一本拙著的后记中都要虔诚地向她致谢。丙戌春，我获得文学大奖，记者采访我，问我此刻最想说的是什么？我说“感谢！”又问最要感谢的是谁？“乃瑜！”乃瑜定能在天国感受我感恩的至深衷肠。这完全是言自由衷的肺腑之言，我发现我也只能这样表示而让我的良心获得些许的慰藉。 在报纸上读到我这样的表白，小丁一点也不妒忌，更不会计较，小丁是个十分大度的人（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盛唐生态诗学》“后记”里，只提乃瑜，一字也没有言及小丁）。有好心人试探性地问小丁看报纸了没有，看书了没有。他们也许怀疑我与小丁婚后的感情，甚至断定我不能够从旧有的感情中超拔出来。 我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也是一个四体不勤的人。小丁曾戏言说我：除了每天亲自洗脸亲自吃饭，其它都不愿亲自去过问的。我极不情愿把时间耗在琐细的家务上，包括饮食起居。乃瑜先我而走了，我们同行了30年（包括5年的恋爱期），如今阴阳两隔。有几个至友每每劝慰我说：只有你活得很好，乃瑜才会安心。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在我生活陷入无序的时候，在我的情感枯竭而需要润泽的时候，小丁出现了。我在茫茫人海中一下子就认定了她（虽然是经人介绍的），即刻就生成了“执子之手，与尔偕老”的感觉。我太相信我的眼力了，与乃瑜相知相爱也是一次性完成的。平生只谈过两回恋爱，成功率竟然都是百分之一百。 在我的生活遭受重大变故之后，小丁出现了。我宁可相信是乃瑜冥冥中这样安排的。真是太神奇了！小丁与乃瑜如出一辙，一样的善良、勤劳、节俭、精干，而且都最能善解人意，尤其都是爱我爱到至炽至深处。我真是个有福之人，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我在多种场合里这样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也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拥有过两个优秀女人的爱。我只能这样理解：这是天意，是命运，是缘分。 我的思维颠簸着，飘飖着，风驰电掣的列车挟持着我离家越来越远，所有的景致皆为过眼云烟。我现在最记挂的是半身不遂的岳母（乃瑜的养母），我曾在多部拙著的后记中屡屡感谢她为我们家庭全身心的付出。岳母已到米寿之年，不久前小中风。然洛阳辞赋研讨会盛情相邀，此行前我犹豫再三。小丁说：家中一切有我照料！我相信小丁的亲和力与孝心，然而毕竟我人去千里之外而于心不安。我暗暗发愿：到洛阳后一定要在中国第一佛寺的白马寺为岳母祈祷健康长寿。 为什么要在后记里有如斯之记呢？岂非远离了“后记”？然而，这些又何尝不是需要“后”而“记”之的内容呢！对于我来说，文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活动内容。我在去年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无意辱荣拔头筹，心如古铜半喜忧。 壮时已会穷通理，老去倍感得失休。 直率平生多狷性，认真一世少奢求。 红尘未得全抛却，文字与吾太绸缪。 我好不容易来人世一遭仿佛就是为了那些文字。只有投入到写作之中，我才是我之自我，也才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和生活的无穷乐趣。而我的两任夫人包揽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关爱到入微细致的地步，让我有精力、也有条件来全身心地“游戏”文字，也让我更多了些灵感，时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处于发现的亢奋中。我的盛唐生态诗学研究，专家评论说是开了一个新领域。诗学的德本批评的选题，也具有学科拓展的意义。在此著中，我尝试着这样结构，取这样的视角，重在从历史、人文的意义上来进行诗学的阐释，破译含蕴于诗歌本文中的人文精神与德本因素，着眼于传统批评的现代建构，企图高扬新的人文理性，坚持文学批评的人文精神，既不脱离创作实际，也不回避批评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判断，而又超越价值批评的层面，找到传统批评话语的当代性表达形式，赋予诗学以强烈的现世精神和现代性格。当此书稿基本成型时，便得到一些专家的热切关注，热情为我的书稿做鉴定，作序言。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陈铁民研究员，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再庆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相洲教授，南京师大、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建忠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毕宝魁教授。特别一提的是，台湾讲学的吴再庆教授，当接到我的邮函后，即慷慨允序，不久便发来序论；周建忠教授乃南通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教育部评估在即，忙不胜忙，也序我新著，壮我行色。在此，我炳心香而谢意夥夥！虔诚致谢和祝福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我还真没有在列车上写作的经历呢，谁知道在列车上写作竟然如此的流畅，就像提速后的列车。列车呼啸而过，一站又一站。人生如同过站，做成一桩什么事，也如同过了一站。我不知道还要过多少站？还能过多少站？何时才是终点站？ 丁亥仲春记于急驰的列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