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成熟性的一套丛书。这套书的编撰不再停留于“显示”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是把目光很专注地落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的细致分析上,即如丛书《总序》所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 个案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常见的方式,尤其在“影响研究”中,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和外国文艺思潮的接受,常常是考察中西文化“碰撞”的必由之路。这类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过于注重外来影响,其中难免隐含有“西方中心”的尺度,不过这些研究也的确将研究视野拓宽了。这套丛书对以往同类研究的突破,在于将散落的视野收拢,返回到我们自身,返回到“跨文化”语境之下一个个充满矛盾、变化、焦虑、探索的鲜活个人。这些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都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吴宓、钱钟书、傅雷、梁实秋、林语堂、梁宗岱、冯至等,他们不仅有着“跨文化”的背景,往往还有“跨学科”的身份,不少人都集学问家、思想家、批评家、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可以说,每一个个案研究,面对的都不止是某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是有多个层面,这些层面可能是重叠的,可能是冲突的。如何使这些“个人”所呈现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现象展现出来,并有效地梳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是这套丛书最具难度又可能最有研究张力的地方。 在已经出版的十几种论著中,基于研究对象、资料、研究思路的不同,难有统一的体例和写法,不过也有共通的理路,那就是比较文学的视野,学术史的角度,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加上传记(评传)的形式,等等。当然,每部书的偏重是不一样的。比如,张弘《吴宓——理想的使者》、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更注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维度。前者跳出了前些年对吴宓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论断的窠臼,更强调其学理思想中“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不仅细致清理吴宓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衡》以及清华研究院的思想渊源,也不忘将吴宓与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思想见解相勾连,勾勒出吴宓所处的学术场域;后者重点考察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伦理文化特征,在这一层面上重新梳理鲁迅与梁实秋的历史公案。谢天振与李小均合著的《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则将傅雷作为一代翻译大家加以描述,把他定位于“儒家门徒”、“道家传人”、“希腊文明的皈依者”,讨论他的翻译选择与实践,乃至创作、批评、美术及音乐评论,有一个相对深邃的“景深”。而詹杭伦的《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海外文学理论家刘若愚。对于海外汉学家的著述,近年来大陆翻译出版了不少;但对于他们的学术理路及其复杂性,理解容或不足。这部书其实主要是一部关于刘若愚的学术综述,以大量篇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刘若愚的若干著述,带有一定“导读”性质,也许不够精深,但却是非常有益的。 值得特别关注的有张辉的《冯至——未完成的自我》。从张著中可以读出作者对德语文学及思想的熟悉。当作者把他的这一长处同他对诗人冯至的独到体认结合起来,就使研究有了显著突破。在讨论青年冯至同以诺瓦利斯为表征的西方文学“浪漫传统”之关联时,作者回避了冯至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接纳,而是强调冯至与浪漫精神的关系,并不简单地是看作一种诗歌艺术层面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他对浪漫精神的反思,就已经包含在他对浪漫派的学习与对话之中。同样,在讨论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时,作者也会将陈述最终指向冯至个人的内心及诗学思考,指出“简单地认为里尔克是冯至由浪漫主义向新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转变的触媒,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尽管陈述了一个普通而外在的文学史事实,却无法真正切近作为诗人与学者的冯至内心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无法清楚地展现这些问题和冲突对新诗、对现代知识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第59页),“里尔克的独特意义并不在于代替任何其他人成为冯至的唯一精神导师,而在于冯至从这个‘全欧洲性的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缺陷’——透过诗歌艺术所折射出的精神气质的‘缺陷’。”(第74页)——强调“反思”,强调“对话”,作者以此来描述一个“否定型的”中国现代“知识人”的精神历程;同时,也抓住共同的“精神象征”、“幻想因素”,将冯至诗歌中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的因素,或者冯至一再书写而不同的“寂寞与忍耐”等等,有效地进行整合分析,将问题落实到冯至的诗歌观念及创作层面上。这样推进论述的思路说起来简单,其实在我们近年来更注重建立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却往往不够“到位”。在这一点上,此书的做法可能较好地体现了丛书着眼于“个案研究”的初衷。 这里还要格外提到董强的《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该书也写得比较出色。其特色主要表现于在“跨学科”上真正下了功夫。这部书的作者既是一位艺术家,又能自如地进行双语创作及翻译,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优势。他对梁宗岱的研究与关注,果然与通常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尽相同。事实上,既有的梁宗岱研究,主要都是中文背景的专家们在做,他们大都单纯从文学、诗学的角度去看待梁的成就,比如比较关注梁宗岱身上的“陶潜遗风”这样的“中国特质”方面。这当然也是重要的方面。而董强这本书还特别注意梁宗岱的学术和艺术造诣形成的西方文化影响背景,调整了观察的角度,将梁宗岱放置到一个超越于中国文学、新诗范围的“异乡场景”中。换言之,将其创作实践与其他象征主义者的创作实践如同搓绳子一般地紧紧糅合在一起,将他的经验如同编织一般地织到象征主义的巨大帷幕之中,看出他所代表的那根线条与别的线条的相和谐处,以及它的刺眼处,从而看出它的真正独特性。这样,本书的研究就不再拘泥于“象征主义与梁宗岱的新诗”这个框架之中,作者更乐于围绕梁宗岱建立起“某种世界范围的象征主义谱系”,而梁宗岱对于这一“正宗源泉的重视”,又恰恰使得他的“象征主义”与“中国新诗”并不那么“贴切”,从而呈现并进一步分析梁宗岱身上的“矛盾”与其诗论的“超前”。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本书作了不少类似知识考古的工作,细致地清理出“梁宗岱世界中的几个关键词”,如“纯诗”、“崇高”、“契合”,乃至“瓦雷里”、“‘象征’之辩”和“绘画”,实际上更多是将相关的西欧艺术史这一“巨大帷幕”展示出来。或许在某些问题上,这种做法未免有蹈空之嫌,但整体而言,其论述的宽广度及启示意义仍然是很大的。 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不过才20年时间,其间有许多艰辛,是“掌门人”乐黛云教授所“全程领受”的。大概只有像乐先生这样视学术为生命的坚毅、热情的学者,才能更深切体会到学术创造的价值与乐趣。乐先生年届七五,仍然亲力亲为,主持编写出版这样一套整体水准很高的丛书,我想她一定又领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 (作者单位: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宪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