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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倪婷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 巡视“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往往会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研究角度或理路的调换就能给“五四”文学的探讨带来新的学术景观，产生一批显示新角度或新理路的独特功能和逻辑威力的新成果，标志着“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层次的新递升。尤其新时期以来的“五四”文学研究始终是个热门话题，研究视角或思维方式及其生成的学术果实层出不穷；但是真正把“五四”新文学整体纳入文化心理学视野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寻胜探幽的富有立体感的深度研究却实为罕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倪婷婷的新著《“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具有开拓性的创新价值，它不仅填补了“五四”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薄弱环节，而且把“五四”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文学史即心灵史”的学人们所期待的高度，为深化“五四”文学研究增加了新值也提供了范式。此前以文化心理为思路对“五四”文学的研究至少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只限于一些“五四”文学的经典作家的文化心理透视，而未将“五四”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置于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予以深入探察；二是尚未把作家主体所受的多元文化影响与其文化心理建构有机地融合起来研究，而影响与吸纳、刺激与接受在对主体文化心理的考察中常常是游离分裂的而不是整合统一的；三是“过分热衷于判断‘五四’创作的某种现象归属于何种文化范畴，缺少对其中复杂精神内涵的细致分析和深刻思考”，更没有把人本心理世界的透析与文本深层文化意蕴的剖解辩证地结合起来。著者针对上述文化心理视角探析“五四”新文学所存有的缺陷，以理性自觉的学术姿态和切实严谨的治学精神将对“五四”文学整体研究的文化心理角度和思路通道的运用，真正落实到“五四”作家主体意识与“五四”文学思想意蕴的深微而复杂关系的探究上，使本书达到了著者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只有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包含的文化意蕴进行更为细致、审慎、深入的辨识、探究和判断，才有可能对作为个体的具体作家和作为文化群落的‘五四’作家群体的精神基调有所把握，才有可能对‘五四’文学的整体文化价值作出合理的诠释和准确的评价。”由于著者较为成功地运用了文化心理学视角与理路，不只将“五四”文学研究从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并且从逻辑框架、论述内涵、思维运作和话语表述中呈示出新的理论创新点、新的价值增长点和新的思维范式，以及研究主体的治学个性特点，最重要的表现有三： 一、“五四”新文学的建构，既少不了社会现实人的心理参与更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心理作用，主客体心理的撞击方可产生新文学，故而以心理学作为探究新文学深层内涵的通道应是最佳的角度和理路。不过，究竞选取何种心理学作为理论视野和穿行理路才能卓有成效地勘探“五四”文学的深不可测的文本世界，则成了创新的关键。倪婷婷较明智地选择了文化心理学，因为“五四”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一翼又是新文化的重要载体；她并对文化心理学作了这样的界说；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文化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在社会组织、心理、习俗、行为、教育等多个层面上探讨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且借用了美国学者J·R·坎托的“文化心理”即指个体的“文化行为素养”的观点，以此形成的文化心理学视角运用于“五四”文学研究，探讨“五四”作家的文化行为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试图要探明的是‘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嬗变如何影响并作用于‘五四’文学生成、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将“五四”作家的“人格建构、人生态度、情趣倾向、道德选择、审美取向、宗教意识、环境心理纳入重点阐述的范畴，考察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中最突出的特征对创作直接、间接的影响，以及影响的途径和程度”。然而，在“五四”作家如此多维的文化心理或文化人格内涵中最核心的一维和最突出的特征却是“自我”主体人格或文化心理的个性主义意识，它不仅是“五四”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潜在的起决定作用的内驱力，也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型文学而区别于传统型文学的根本特质和突出特征，所以新著首章便探究了“自我”主体人格的建构。它不仅从理性层面剖解了“五四”作家自我主体人格设计和构想的深刻内涵，指出个性主义思想对“五四”现代人格塑造既确定了人格构架中的个人的主体价值又确定了“自我”作为个体的存在意义，而自我主体人格意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五四”先驱者把“自我”个体的权利则置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之上；同时也从感性层面分析了“自我的确信和怀疑、自我的肯定和否定，纠缠于‘五四’作家的灵魂深处，也纠缠于他们的文学表现”，以及主体人格建构所遇到的内外阻遏和主体人格理论设想与人格建构实际及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的悖反矛盾。尤其可取的是，著者在“五四”作家自我主体人格建构过程中发现了个体主体意识与集体主体意识并非完全异质相对，而在确立个性主义意识时所解构的只是扭曲和扼杀个性的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并不是与其同质同构的集体主体意识。“我们没有遇到过外在于个体意识的集体意识，也不存在任何与个体意识割裂开来的意识。”这是因为“个体的建构只有在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之衍生(becoming)的诸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即“通过集体主体，历史才成为可能”。不是所有研究“五四”个性主义思想的著作都能达到这种辩证认识的高度；而且这种独特发现对于深化“五四”文学作家文化心理研究至关重要，“作为个体或超个体(集体)的主体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总是对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都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陈独秀语)，而发动这场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塑造的自我主体文化人格的心理意识的核心则是与奴性意识相对立的独立自由意识，没有自由意识不论个体主体意识或集体主体意识都会丧失思想灵魂与精神支柱。由于著者对“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自我”主体人格的文化心理意识有了深度的辩证理解，并紧紧把握住主体文化心理“自由意识”这一主轴，因此构成了一个以自我主体人格建构为核心而扇面层层展开的逻辑结构，即纵横捭阖地探索人本与文本、人心与文心、情与理、主体与客体、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古与今、城与乡等多种张力关系。如果说“五四”文学整体好像错综交织的网状结构，那么本书的框架则是从创作主体意识人手来发掘网状结构下所隐藏的以主体个性意识为聚焦的丰盈而深邃的文化意蕴，使对“五四”文学深层灵魂的勘探达到相当的深度、精度、细度和广度。正是从创作主体人格的自由建构、自由创造和自由选择出发，著者精辟阐明了对“人生究竟”的追问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从人本与文本的复杂关系中深刻地阐释了先驱者的“求乐”人生观及其对“死亡”的独到见识，“中间人”精神和“悲观心理情感”的论述更有创意。至于传统文人的名士气与“五四”作家其人其文之关系、传统文化“孝道”与“五四”作家其人其文的道德情感之两难、宗教文化对“五四”作家其人其文的深微影响、地域文化之于“五四”作家其人其文的复杂关系等的深入探析，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但是这种多维度的发掘与阐述，无不围绕“自我”主体文化人格建构而展开，它既是对主体自由意识的文化心理建构的精神资源的发掘又是对“五四”新文学文本营造的主题意向的拓展。至于在人本心态与文本心理的重新铸造上如何汲取接纳传统文化、外国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等，都是以主体的个性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作为价值尺度进行衡估，以充实和优化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及文学文本的意识内涵。这不仅使全书的逻辑结构呈现出有机统一的整体风貌，而且也从缜密细致的思维运演中不时地闪现出耀目的思想亮点。 二、倪婷婷清醒地意识到，“人的灵魂世界微妙而精细，深邃而隐秘，要全面揭示一个时代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内涵及其变异升降的来龙去脉，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她在对“五四”作家自我主体人格的建构进行既深且广的探析中，着力阐发的则是其思维模式的调整或转型。这是从根基上深化对“五四”一代作家文化心理深层的研究，不只因为思维模式的转型能全面带动作家主体心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也因为它能内在地推动整个“五四”文化和文学形态循着现代化轨道转移。虽然思维模式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是不易变动的最稳定的部分，很难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五四”启蒙运动所掀动的强大人文思潮和现代理性精神终于冲决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心理防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维矢向渗透并改造了“五四”一代作家的文化艺术思维结构。著者认为，“五四”启蒙者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而在思维范式上则表现为以求异为主导的多样化统一的特征，并在总结了一味认同经验和以过去为本位的思维定势的同时，也初步瓦解了由来已久的民族心理保守封闭的凝固格局，为更好地把握个体与整体世界的关系，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做了必要准备，并在致思途径方面，“五四”启蒙者把变革的重心放在反拨传统直觉思维和直观体验方法所导致的中庸和模糊混沌的思维观上，他们尝试通过倡导科学理性精神，消解折射在一般妥协和行为模式上的心理阴影，促使人在矛盾和运动中获取真实、精确的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五四”作家思维转型所形成的现代思维范式的功能特征与其话语方式的变革是同步的，“如果说‘五四’语言的变革为国人的思维从直觉到逻辑，从含糊到明确，从笼统到精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中介，那么，科学思潮的引入，则首先改变了人们惯有的以‘差不多’为满足的笼统模糊的看法，理性的觉醒激发了对传统思维习惯的反省和反思。”尤其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先驱者与“新青年们”所构成的双重关系，既是显性的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的关系又是隐性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而在启蒙话语结构中启蒙主客体身份的确定并不是被指认和被赋予的，却是由启蒙行为实施过程客观呈现出来的。这种充满自信的姿态不仅直接规约了启蒙者的言说方式也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并通过对一些典型句式的具体分析，作出这样的结论：“‘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中那些决断甚或独断的因素，印证了启蒙主体‘真理在手’的自信以及俯视的姿态向下传播‘真理’的意向”。这些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论分析将对“五四”启蒙文学作家的文化心理探究引向纵深，并且又联系文学作品对求异思维进行了探赜发微的论述。“求异性的创新思维”不仅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得以合理存在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得以完成现代转型、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关键；艺术审美结构中的求异矢向以及创作主体思维解放的多向度有利于“五四”一代作家整体上形成有意识追求创新、追求个性化的良好气氛，而新文学作家的开放视野、艺术创造激情以及个性主义观念的崇奉也为个性化多元竞争的创作局面形成提供了有力条件。虽然以批判和否定传统为主导精神的求异思维矢向影响并决定了新文学的“以悲对喜、以真对伪、以丑对美、以恶对善”的审美品格，但是这一代作家又是“中国文化的现代继承人，与传统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时时引领着他们的审美思维向着传统回归，致使‘五四’文学的审美选择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求异思维在求异过程中的超越与偏离，衍化与变异，都属于这一代人早已经预料到的正常而自然的现实”。这种辩证而深刻的透析，来自于著者对“五四”启蒙者文化心理及其启蒙文学精神结构的独到理解和把握，它从思维模式转型这一特定角度揭示了“五四”启蒙思想与启蒙文学所蕴含的哲思真理与文学内在规律，达到以前研究者尚未完全达到的整体认识深度和高度。这是本著作又一创新点与增值点以及探究特点。 三、心理学视角之所以能穿越“五四”文学的人本和文本的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的文化精神结构，颇有效地成为勘察“五四”文学灵魂史的寻胜探幽的通道，其关键取决于研究主体具有深微的艺术感悟力、敏锐的发现逻辑机制、坚实的史料知识结构、缜密的辩证逻辑思维和诗化的语言表述。本著作这一特点彰显于每章每节之中。“五四”作家文化心理是在多元文化的交汇、冲撞中形成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对“五四”作家文化心理铸造起着制导作用的西方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同质的文化形态；况且作家主体塑造自我文化人格的选择取向、渗透程度和吸纳分量更是存在不少差异，就是比较定型的文化人格也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每个作家文化心理都处于嬗变的动态中。这一代作家在整体上既趋同又差异的文化心理，作用于或投射于或渗透于或积淀于“五四”文学异彩纷呈的文本中，虽然不能说“五四”作家文化心理决定“五四”文学的文化心理，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同质同构关系，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五四”文学文本是“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载体，它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或彰显出“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内涵特质。因此要从心理角度切入探究“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以及它对“五四”文学文本营造影响的深广度，必须先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史料或各种样态的文本进行大量的占有、充分的激活，史料占有得越丰、激活得越多就越能逼近“五四”文学创作主体和文本主体的灵魂，就越能走进作家的心理世界和文本的意识领域。本书著者不仅掌握了丰盈坚实的“五四”新文学的原始资料以及相关的心理资料，并且能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思维穿透力将诸多沉睡于历史河流的资料激活或唤醒，以发现逻辑机制进入“五四”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深层文化意识世界，以辩证思维对作家文化心理和文本文化意识所充斥的各种悖论关系进行了有创意的论述，使文学史料的丰富性实证性与逻辑思维的超越性辩证性达到有机统一，在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互动互映的真实镜像中呈示出“五四”作家文化心理与文学意识世界及它们之间错综关系的本来面貌。尤其六、七、八章的书写，既具有这种求真的史学品格和出新的学术品格，又在语言表述上体现出诗化品格，形成精确、深邃、严密、鲜活的学术话语系统。 文学研究的最本质的意义就是通过不同思维渠道去发现创作主体、作品世界的独创性因素；新著的最重要价值也在于以心理学视角这一通道穿越了“五四”作家文化心理、文学作品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发现出一些前人未发现的独创性因素，形成一部富有个性色彩和创新品质的学术专著，充分显示出研究者的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的成功运用以及“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的出色发挥。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