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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教授的论著《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内容丰富，分量厚重，是近年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收获。此书包括上编“文言小说研究”和下编“白话小说研究”两大部分。各部分均曾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不是一部体系完整、照应周密的专著，“书中各部分之所以能够有序地组织在一起，是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传统小说’是对研究对象的限定，其常见表述是‘中国古典小说’；‘小说传统’则是笔者关注的重心所在，其常见表述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察中建立或揭示我们民族的小说传统，这是本书的宗旨。”（P282）陈先生之所以长期致力于研究传统小说的民族特色，是因为他目睹大量“食西不化”的事例，深知其后果是导致了许多学术盲点和学术误区。传统小说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着民族的养料、水分和阳光。如果不从民族传统出发考察古典小说，无异于隔靴搔痒，甚至是盲人摸象。注重从民族特色方面来研究小说，注重从辨体的角度考察问题，是该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也是作者的学术信念之一。“文各有体，得体为佳”。所谓“辨体”，就是对文体规范的辨析，目的是对传统小说产生同情之了解。 一 “小说”一词，据现存资料，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中，意指讲小道理的琐屑言论；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十家之一，指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难登大雅之堂。这一观念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小说，特别是文言子部小说的发展。子部小说（笔记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既小又杂，其特性也复杂难辨，古代目录学家把它或者归入子部（如唐魏徵《隋书》），或者隶属于史部（如唐刘知几《史通》）。子部的特征是“以议论为宗”，史部的标志是“以叙事为宗”。将文言小说划入子部或史部，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子部说”与“史部说”的对峙并存，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宋元明三代即存在着这种混乱局面，如北宋欧阳修等纂修《新唐书》，元末杨维桢为《说郛》作序，明胡应麟撰写《少室山房笔丛》，都在“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无所适从，而不加区分地混同对待。清代纪昀最终选择了“子部说”，但他吸收了“史部说”的合理内核，并尊重文言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形，以叙述性作其基石。这样，把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分开，并对子部小说（笔记小说）的内部类型进行清理，“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先生从传统目录学和古代文言小说理论家的著作切入，对文言小说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联系子书、史书和集部作品进行综合研究，指出纪昀“子部说”的合理性和创新性，并进一步分析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的显著区别。传奇小说集中展示无关大体的浪漫情怀，“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是传奇小说家所热衷的；子部小说（笔记小说）从理论上讲必须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其特点是理论性和知识性。一个文体意识强烈的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家，他必然忽略细腻的描写、华艳的文辞和曲折的故事，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哲理和知识的传达上，以简练的叙事完成对事理的揭示。由于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有不同的宗旨和叙述方式，从而形成了它们在叙事风度方面的鲜明差异。这一点正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描述的“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的不同境界。所谓“才子之笔”，即传奇小说；而“妙出天然”是纪昀理想的笔记小说风范。 陈先生的见解是建立在文言小说传统之上的。因此，他欣赏文言小说史上存在的一道亮丽风景——《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双峰并峙，对二者做出同等的褒扬，而不完全同意学界依据西方文艺理论，推崇《聊斋志异》而轻视《阅微草堂笔记》，把前者当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而把后者视为非经典之作。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这部分澄清了人们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误解。他依据中国子、史、集各自独立的叙事传统，具体阐述纪昀根据子部叙事传统创作《阅微草堂笔记》，在题材选择、虚构限度、叙述手段和叙事风度上的体现，结论说：“《阅微草堂笔记》在题旨上鄙视艳遇故事，在叙事准则上反对过度虚构，自觉地以叙述服务于议论，乐于用简淡数言的方式陈述故事梗概，它与传奇小说的区别是鲜明而系统的。这一事实表明，纪昀在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既注意与史家纪传划清界限，也注意与传奇小说划清界限，而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子部小说的叙事规范。换句话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现代学者在面对《阅微草堂笔记》时，应当采用子部小说的原理来阐发文本，否则，牛头不对马嘴，议论越多，误解越深——不仅是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误解。”（P166）这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对于正确、深入认识《阅微草堂笔记》和中国叙事传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立足于小说传统，陈先生批评了一部分学者简单化地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虚构这三大要素作为成熟小说的充足条件，而理直气壮地将唐以前许多哲学家（子）和史家（史）的作品视为成熟小说或传奇小说的做法。那种情形从“五四”以来即绵延不绝，早年的胡适曾高倡此论，胡怀琛等学者相继应和，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种明确的观点，即认为传奇小说史要从先秦写起。陈先生认为，究其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传奇小说与子书、史书之间在文本宗旨和叙述方式上的重大差异。关于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和文体特征，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学界曾作过有益的探讨。文体渊源方面，早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的观点，后有“古文运动”（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科举行卷”（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影响因素的补充，又有“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乃是脱胎于史传的六朝人物杂传”的新论（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意见不一。文体特征方面，先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的两大特征：有意作小说，多幻设语；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后有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归纳的五大特征，以及其他小说史研究者的描述，虽详略不一，但其核心内容，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去不远。他们只对唐人传奇作平面描述，未能触摸其内核。针对以上对传奇小说的误解和认识不足，陈先生花较大力气撰写了《传记辞章化：对唐人传奇文体属性的一种描述》（P40-69）这一部分。 他在整体把握唐人传奇作品的基础上，细致考察传、记等正史著作和诗、赋、骈文等辞章在题材选择、艺术表达上的特点，综合三者的异同，理清了传奇小说与子、史和传统辞章的联系，判定“唐传奇借鉴了子部、史部作品的叙事方法，同时又吸收了辞章的选材角度和艺术表达方式”，从而得出一个强有力的结论：“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基本文体特征”。这一结论既包含了一个历史过程，又揭示了对象的内在品质，能够很好地解释多方面的问题。它明确地揭示把秦汉时期某些子、史作品视为传奇小说的谬误，也有力地说明了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和文体特征。其重要学术意义正越来越清晰地为学术界所认识。 “传、记辞章化”，从选材和艺术表达两个方面塑造了传奇小说的品格。选材上，传奇作家对想象的世界和风怀倾注了浓厚的兴趣。艺术表达上，传奇小说融传、记与辞章为一体，形成了若干新的写作惯例：一，在传、记的叙事框架内穿插大量的景物描写；二，注重形式、辞藻、声调的经营；三，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传奇小说的这些品格都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该书的《〈聊斋志异〉的抒情精神》重点论述了蒲松龄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将传奇精神即抒情精神发扬光大，充分抒写了他的“孤愤”之情，境界拓展得更为宽阔。例如，大量描写流光溢彩的爱情是传奇小说的共同特征，蒲松龄却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引入诗词中的比兴手法，藉以抒写他的知己情结，从而成为不可取代的“这一个”；他笔下的豪侠题材虽然是传统的，但他藉以表达的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之情却是新鲜的；他对传统隐逸题材的创新之处是将它与品格的砥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引导读者避世。《蒲松龄笔下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进一步挖掘了《聊斋志异》里的名士风度和佳人韵致，揭示了作家是根据抒情与写实统一的原则来创作的，意图表现一种新的人物。这都是根据文本作出的客观评价。 陈先生曾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杜2002年版）中对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志怪小说中的“拾遗”体、“搜神”体和“博物”体，轶事小说中的“世说”体、“杂记”体和“笑林”体，传奇小说中的辞章化传奇、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其各自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追求做出过明晰精确的辨析。在本书的《轶事小说之“轶”与轶事小说之“小”》这部分，作者又深入一步，阐述了轶事小说之“轶”和“小”的文体特征，揭示它和志怪小说、传奇小说的差别，即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轶事”而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异闻”，轶事小说偏重“儒雅”而传奇小说偏重“风流”。加深了我们对这些文体的认识。 陈先生研究文言小说，深切地感受到忽视辨体导致的种种弊端非常严重，因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中鲜明地提出了这种呼吁。他身体力行对文言小说进行辨体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具有典范的意义。 二 陈文新先生从中国小说传统出发研究白话小说，同样获得了新天下耳目的成就。其建树集中体现在著作《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本书下编“白话小说研究”中。 中国传统小说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影响的演进类型：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白话小说的产生晚于文言小说，它滥觞于唐代的“俗讲”与“说话”，到宋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元明清时势头一直很猛，其章回小说成为了传统小说的主体。白话小说的成书过程和传播方式都具有民族特色，例如早期的白话小说创作都是集体行为，其传播方式是说书。其批评方式——评点也是中国特色的。可以说，从中国小说传统研究白话小说，走的是一条正道。从西方文艺理论出发研究白话小说，虽然能够获得成就，但会让人觉得不恰如其分，有遗珠之憾。这已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研究中多少表现出来。陈先生力图从小说传统、小说文本出发，注重辨体研究，从而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其《〈三国演义〉的文体构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他考察《三国演义》的统系渊源和累积型的创作过程，从《三国演义》兼受正史（《三国志》及注）和民间故事（宋元讲史和戏曲）的影响，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的事实，发现《三国演义》的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著。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准纪事本末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所在，题材处理要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准话本体则重视装饰性描写，经常使用悬念以造成神秘感和传奇色彩，较多运用直接心理描写与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技巧，努力追求诙谐的效果，其价值取向是崇拜完美的英雄和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准笔记体的核心作用是罗列轶事，抒写作者“幽居以养静”的闲情逸致。这些重要观点别开生面，植根于小说传统，发人之未发，言之成理，让人信服。作者最后说：“这三种文体虽各具规模，各有其旨趣，但它们在《三国演义》中的共存却并非不协调。原因在于：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心理结构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侧面的；他可以兼容儒、释、道三家，亦可在不同阶段分别站在历史家、俗文学家以及笔记作家的角度审视对象；这样，不同文体便适应或满足了不同的心理需求。《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某些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对于一部集大成的小说，要准确地理解它，必须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前提，否则就会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P196） 《〈英烈传〉：历史向故事倾斜》、《〈镜花缘〉：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这两部分也是辨体研究所产生的重要成果。作者细致考察文本，梳理前代多种文体的影响，揭示出这两部小说所具有的个性以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切中肯綮，不容忽视。 小说名著研究，前人做过大量的工作，但仍有许多空白值得开拓。“悬置名著”（郭英德《悬置名著——明清小说思辨录》）的提出有特定的学术背景，旨在拾遗补阙。就整体的学术布局而言，名著研究是长青树，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常用常新。探讨传统小说的民族特色，挖掘优良的小说传统，可以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又能恰如其分地阐释问题。例如关于《水浒传》的题旨，历来众说纷纭，有“农民起义说”（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市民说”（如伊永文《〈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忠奸斗争说”（如孙一珍《〈水浒传〉主题辨》）、“投降说”等。陈先生则在《〈水浒传〉阐释中的两种路数——兼评李贽的政治索隐》中提出新的看法，他考察李贽等人对《水浒传》的政治索隐和金圣叹等人的主体批评，结合《水浒传》由宋代说话中的“小说”，经“讲史”发展成长篇小说的漫长的故事演变和成书过程，指出《水浒传》一方面依据盗侠的题材原型展开情节，具有某种程度的写实性；另一方面又从批判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盗侠故事加以改造，借题发挥，赋予小说以象征意蕴。题材原型与象征意蕴之间，并未取得完全的协调。于是，在《水浒传》的阐释、评论中，便自然地产生了两种相互区别的路数：或侧重于题材原型，不免义正辞严地指斥盗贼；或侧重于象征意蕴，不免兴高采烈地为梁山喝彩。这是对《水浒传》题材和价值观的新的阐述，可以说是对《水浒传》真正的同情之了解。 再如《红楼梦》贾宝玉的形象问题，历来人们深感兴趣，但从正面加以讨论的论文却为数不多。陈先生却从文学传统出发，独具慧眼，找到了揭示贾宝玉真实形象的途径。他根据《红楼梦》给贾宝玉的定位“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发现与他属于同一谱系的人物是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在《贾宝玉的谱系归属》这部分，陈先生具体分析了他们追求艺术化的感情生活的共同特点，以及在功利生活方面的无能或不关心，进一步指出：“《红楼梦》将贾宝玉纳入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一人物谱系，并以之作为小说主角，这是对人情小说传统的一个重大超越。”（P262）“以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痴情种’作为男主角，这是《红楼梦》别开生面之处。他不是‘浮浪子弟’（如西门庆），也不是‘正人君子’（如铁中玉），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P267）至此，贾宝玉形象的真相和意义被揭开了“庐山真面目”。 从小说传统研究小说，《明代的白话小说批评》和《〈儒林外史〉对诗性叙事传统的反省》都是在此基础上取得的可喜成果。前者，作者从明代纷纭繁复、点滴琐碎的评点中挖掘、概括出了明代白话小说批评的主要贡献。后者，作者分析了《儒林外史》以前的传统小说在爱情题材、侠义题材等情节模式的诗性传统和《儒林外史》以写实的手法对它们的颠覆，指出了吴敬梓的文化悲剧意识。这对于正确理解《儒林外史》的意旨有很大帮助。《呆子——民间故事的永恒主角》则对我们理解《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确立，其依据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将文学作品区分为诗、文、小说、戏曲等四大类别，建立了中国文学史基本的叙述框架。如果放弃这种分类，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即：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与文学概论的四分法并不完全吻合。换句话说，四分法所强调的文体特征与中国传统文体固有的特征实际上存在相当多的不一致之处。比如，赋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就不知被置于何处。文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我国学界以西方文艺理论（西方人把握世界的方式）来规范我国的传统文体（中国人把握世界的方式）显然不太妥当。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是与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密不可分的。忽视或否定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带来的后果都不会全是美妙的。在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的同时，也会因为只重外来尺度，无视中国实际而造成诸多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不去简单套用西方标准，而应适当尊重本民族的传统看法，依据其历史形成的规范来把握对象。陈先生主张中西会通的同时，着力呼吁学界从中国文学传统研究传统文学，从中国小说传统研究传统小说。 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从中国小说传统研究传统小说，取得了大量成果，除以上提到的研究著作外，还出版了《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志一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版）等专著。他的学术著作，不仅见解深刻，新见叠出，而且论述周密，语言生动，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我对他学术上的建树是由衷敬仰的。 原载：《浦松龄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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