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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培均等7位先生用功十年才告竣的《中华爱国文学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6年夏出版。徐先生是我复旦的前辈学兄，赐我一册，令学习并作评论，恰好我正在思考文学史类型学的问题，这部文学专史是我应该关注的一种样例，便欣然应承下来。我边读边思考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动笔，一晃竟过了三个多月。现将我对此书的读后感，以及因之想到的一些不成熟意见写出，以向徐先生交卷并求教，也求教于该书其他作者和诸位同行。 众所周知，文学史形态不拘一格，有着多种类型。我们见得最多、在大学里用得最广的，是文学通史，其次是断代史和文体史或它们交叉的产物。《中华爱国文学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部以文学主题为搜集、整合史料之依据和论叙中心的文学专史。专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在总体史的笼罩之下对观察审视的角度作一定限制，因而在某个专门领域大大增扩深广度的研究方法，无论在史学界还是文学史界，近年来都正方兴未艾，表现出巨大的学术活力。特别是在文学史界，人们对数量繁多、往往因框架大同小异和线条粗简而陈陈相因难以出新的文学通史啧有烦言，故文学史研究更必须自觉向天地广阔的专史方向转移。《中华爱国文学史》就是近年来文学史研究和著述这一新潮中一个可喜的收获。 在时间的维度上，《中华爱国文学史》仍是一部截至现代（即只包含古代和近代）的文学通史，既然是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分支类型，通史的大框架总是隐然可见，不宜摆脱也摆脱不掉的。但它又必须有自身的特性，与作为总体史的文学通史有明显的不同。就其所述内容而言，它不能也不必像通史那样面面俱到，它仅涵纳历来文学通史的某些部分，而略去了与爱国主题无关的种种，比如它就基本上不用涉及写家庭伦理或婚姻爱情主题的作品，至少不必从那个角度分析问题，虽然那在一般文学史中十分重要。视点集中犹如光束聚焦，被照的范围有限，但照到的那一点便格外清晰凸出，《中华爱国文学史》就是这样一种与一般通史相区别、边界较窄而开掘更为深细的专门史。 问题是以爱国为主题或与此有关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向来倍受尊崇，本来就是文学史书写的一大重点，《中华爱国文学史》之所述并非“前无古人”。那么，它的特色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以为，此书的独特与优长之处，与所有的文学专史一样，是在于它的“专”。 《中国爱国文学史》的著述目的崇高而正大，是以爱国主题为全书唯一核心，为编史之根本宗旨，为选择入史作家作品之刚性标准，该书自然最大限度地突出了爱国主义思想主线，编撰者又从各方面努力充实和丰满这条主线，读者读后也就对这条主线获得深刻而强烈的印象。在具体操作上，本书即使对于那些文学大家，如李杜苏辛，也不作全面评述，而只紧扣爱国主题、紧扣他们与时代风云的关系以揭示他们这一方面的创作成就；可是另一方面，除了一般文学史书中也会提及的著名爱国主义文学以外，此书又讲到了更多的相关内容，这里既有对我们熟知作品的崭新分析，更有许多我们以往所不熟悉的作家作品的推介和评论。浏览全书目录，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新的内容，特别是到了国难深重的清代后期，爱国思潮汹涌，更出现了不少一般文学史不大写到的人物，像鸦片战争时期的陆嵩、朱琦、鲁一同，像中法战争时期的彭玉麟、张景祁、陈玉树，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倪在田、杜德舆、张罗澄，以及这一时期不少台湾籍的作家等等。就爱国主义文学这个特定范围来说，《中华爱国文学史》之所涉就比任何一部文学通史都广阔，而且都要讲得深透细致，这就是“专”的好处。 应该说，“专”是《中华爱国文学史》的第一个贡献：它引领读者从一个意义重大的角度开拓了视野，加深了我们对中华爱国文学的理解，让读者集中而鲜明地领略和感受到，在我国文学史的光辉历程中，存在着如此众多和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家作品，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处存在着如此深厚强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先辈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遗产，值得珍惜，更要发扬。通过讲述爱国文学史来高扬爱国主义，无疑既是当今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需要。《中华爱国文学史》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是关乎国民素质教育百年大计的。 但是，让我们还是回到学术上来——以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为题旨撰写文学专史，撰写者必须用“是否包含爱国主题”为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学，这就首先需要界定“爱国”二字的含义，界定好了，还要一以贯之地贯彻于全书之中。这是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既是学术性的，有时又似乎超出学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汉族主掌国政的时间较多，但少数民族也曾入主中原建立王朝，还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对峙和发生战争的分裂时期，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究竟怎样才算爱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沙文主义）应该如何区分？对此，学界的意见从未统一，没有现成结论可用，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然而不解决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华爱国文学史》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徐培均等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绝不等待，而是勇于在这个难题上探索，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用中国文学史的丰富事实对此做了有力论证。他们的看法在学术上富于创新意义，启发性很强，关键就在于他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爱国主义的历史阶段性，具体细致地阐述了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书前的《导言》，并贯穿于全书的叙述之中。 《导言》的第一节论述了我国“爱国文学发展的阶段及其特性”，文字很浓缩，但要点很醒目。它指出“血缘是凝聚的基础，文化是凝聚的内在动力。……从血缘、文化两个角度观照爱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展示的正是从血缘凝聚到文化融合的爱国思想发展史，爱国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从上古先秦到隋唐以前，可以说是民族血缘融合为主的时期；从隋唐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完善之后到晚清，可以说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相互整合、融汇，爱国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近代以来则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爱国思想走向高潮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爱国思想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作者秉持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就指明了全书的分期依据和大致结构，指明了各编各章具体展开时的阐论准则——本书应当写出爱国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涵及其文学表现，充分展现爱国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当然也绝不忽略其局限性。 综观全书，以上原则得到了认真贯彻。从爱国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入手，同时不忽略传统爱国思想的种种局限（《导言》第二节有集中论述），以此为科学标尺，衡量、烛照、描述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全书三编二十四章从纵向上勾勒出了中华爱国文学的演变轨迹，清晰地描述了各阶段爱国文学的表现特征。从《诗经》时代的“麦秀”、“黍离”之叹和屈原《离骚》、《九章》的泣血歌吟，到汉唐国力强盛时期诗赋文章中的豪情壮志，从两宋志士遗民对国土破碎的锥心忧愤，对恢复河山的强烈渴望，到晚清人对国权沦丧、民族危亡的痛切呼号和激愤抗议，尽管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中国人热爱祖国、忠于民族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是百折不挠、万死无悔的，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彪炳于史册的。这一切在《中华爱国文学史》中得到了深情的叙述和理性的分析升华。这实际上就是以历代文学为例证，对“爱国”的含义作出了界定和演示，对这个久争不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爱国的实质和根本特征是对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忠诚。对一个合格的国民来说，这是凛然大节，又是一条基本的道德底线，其实践标准在历代人们心目中其实是很清楚的。因此，一国之人众，尽管在各方面（从阶级地位、经济状况、文化水准，直到政治见解、党派立场等）存在差异和矛盾，但在忠于祖国这一点上（特别是大敌当前、大难临头时），却不应有什么分歧和含糊，对历史人物之爱国与否，也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分。当然，爱国既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处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对爱国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这一点《中华爱国文学史》是充分注意到的。 书中对不同历史人物和作品的分析是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因而很有说服力。比如，有时爱国与忠君、与拥护王朝和政府不妨一致（如抗金斗争中的宋人），而有时猛烈批评甚至反对现政权，却可以是勇敢的爱国行为（如晚清的革命志士）；在某种情况下，主战是爱国（如宗泽和岳飞），而另一种情况下，主和也可以是爱国（如对汉唐和亲政策的肯定）。总之，此书主张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不赞成一概而论，尤其强调不可混淆古今以至于弄得是非不分。这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今天和今后能否对岳飞《满江红》词作出肯定评价这个曾有争议的问题。岳飞词中确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文学性表述，这是针对当年以铁蹄和血火杀戮中原百姓、意欲灭亡宋朝的战争对手，而不是在谩骂与宋和平共处的民族友人，更与今天生活于中华大家庭的兄弟民族无关，岳飞有岳飞的时代，他只能发出这样的时代最强音。但这悲壮激越、豪气干云的诗句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又一次生死存亡的关头曾鼓舞激励过多少中国人！这首词早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如果连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爱国作品都不敢颂扬，难道当年和金人暗通、甚至愿将国家和人民拱手奉送敌人的秦桧式行为倒是可取的，倒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吗？这不是彻头彻尾的颠倒黑白和贻误子孙吗！ 《中华爱国文学史》还从横向上阐明了爱国思想及其文学表现的复杂性。书中的叙述显示，爱国从来是具体的，总要体现于种种言行之中。爱国思想在文学表达中也有多种方式，比如热爱乡邦，赞美祖国河山，关心时政，拥护正义战争，同情民众，为他们的疾苦呼喊，鞭笞社会黑暗面，揭露侵略者狰狞面目和卑鄙手段，在强敌面前无畏地捍卫国格人格誓死不屈等等，都可以是以爱国思想为灵魂的，若诉诸文字也都可属爱国文学（成色不等而已）。 书中还通过具体分析显示，对作家作品不可仅看字面就下结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爱国，既要把握其主导方面，也不能忽视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总之，一切以时势和事实为依据，我们要把握的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这里有一个观点在思想上很深刻，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此书还显示，因为创作爱国文学而被写入本书的作家，其实各人思想面貌是很复杂的。最典型的是晚清时期，不但改良派和激进的革命派有情绪高昂的爱国作品，就是洋务派、维新派乃至政治上更落后些的保皇派（康有为后来就堕落为保皇派），也未尝毫无爱国思想和抒发忧国之思的作品。此书的做法是既不因其人在政治上落后乃至顽固保守，就连他的某些爱国作品也予以抹杀，但也绝不因此而无视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以爱国与否为准绳，恰如其分地肯定该肯定的，同时指出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局限，这不仅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公正，保证了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还能够产生良好的现实效应。首先，这实际上就从一个独特视角触及到了中国为何历尽灾难而始终巍然屹立的深层原因，就因为我们的国人虽有种种毛病，但在爱国这一大是大非的关节点上却有着无比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当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处于统一还是分裂的历史路口，绝大多数人一定会矍然奋起，会捐弃前嫌、分歧和隔阂而求同存异，紧紧团结在爱国的旗帜之下。其次，这也使我们从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联想到当下现实，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全世界的中国人，无论在思想和生活习惯上甚至政见上有多少差异，那都尽可保留，从长计议，但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爱国这一点上凝聚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中华爱国文学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这启示是学术上的，又不仅仅是学术。此书虽从上古讲起，但特别突出的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期的爱国主义表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南宋和晚清近代的爱国文学。此书以浓墨重笔传达了那个时代爱国作品的悲愤与豪壮，很能够鼓舞民气，激励斗志，至今不失教育意义。爱国主义教育本来就应长期坚持，而当今世界全球化形势逼人，中国自身则正处于转型期，整个国家要从数百年来的积弱积贫中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非常时期，爱国的旗帜就更要高高举起。 作为一部专题文学史，《中华爱国文学史》充分利用了现有文学通史的成果，包括总体框架和某些资料，也发掘、使用了不少新鲜史料，即使利用常见资料，本书作者也往往力图作出新的解释和开掘，这种努力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在编排上，它明显地以文体为中心，诗词文赋、小说戏剧一一分开讲述，如果一个作家在几种文体上都有成就，都有爱国作品，就会分别在不同的章节出现。这种编写体例的缺点是把一个作家分成了几部分，不合传统纪传体的模式，不易给读者留下完整印象，而优点则是文体意识鲜明，使读者对文体发展轨迹和成就形成更深印象。任何编写体例都会有长短利弊，就看作者想突出什么，本书的预设任务并不是要为作家编写传记，而是综合地显示爱国思想在历代文学中的表现，显示爱国主题的文学成就，它选择这种突出文体的体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个方针到第三编时似有些变化。此编共十一章，前八章完全以作家标目，一个作家便占一节，虽非完整传记却已俨然酷似传记。尽管这些章节都写得很好，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书体例未能严格统一的现象。一部成于众手的大书，存在这种小疵是难免的，就《中华爱国文学史》而言，类似情况，如行文风格的差异，引文出处标注的不一致等也都存在。此外，某些分析显得勉强，有的名家名作，并非抒写爱国之情，而是另有更显著的主题，且为众所公认，但本书却在爱国的名义下将其阑入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鲁斋郎》，以及无名氏的《陈州粜粮》之类，但书中对它们的具体分析实在与爱国主题没有多少联系。还有清初的朱彝尊，本书编者明知他是“少经离乱而故国之情并不强烈者”，却仍以不短的篇幅写他，写到顾炎武虽很赞赏其文章之学，但当朱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后，便断然与之绝交，这些究竟想说明什么呢？又给读者何种印象呢？编者说“从现在的眼光看，朱彝尊的人生态度也并非一无是处”，“片面强调遗民情结”是不对的，看来是主张对古人宽容，这自然未尝不可，但又何必非要把朱的行为上升到“爱国思想”的纲上去呢？也许编者是有考虑的，不妨再作讨论，但我读到这些地方总觉得甚为不妥，故一并在此提出。 此书编者的文学观，具体来说是文体观，有其很值得称道之处。那就是书中不但写到了诗文词赋小说戏剧等主流文体，也没有排除一度被纯文学观逐出文学范畴的许多中国传统文体，主要是章表奏议等应用性颇强的古代文类，表现出超越纯文学观的狭隘性而向新的大文学观回归的态势，这是符合文学史研究时代潮流和发展方向的。 回观上世纪20年代以来多数的文学史著作，不难发现，由于秦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上述应用文体还受到一定注意，但到了明清近代，小说戏剧逐渐发达，日益占据文坛中心，此类文章就往往被视为“非文学”而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这既失去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色，又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厚度。但《中华爱国文学史》却能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爱国这个主题，给此类文章以适当的关注。如在彭玉麟一节，提到并分析了他的《力阻和议片》、《各军力战破敌实情疏》；在易顺鼎一节，述及他的《劾权奸误国奏》、《筹战事六条疏》、《拟陈治倭义疏》等；在张罗澄一节，论到他的《上李鸿章书》；在罗惇曧一节，介绍了他的《中日兵事本末》、《威海卫熸师记》、《割台记》；在洪弃父一节说到了他的《中东战纪》、《台湾战纪》，在19世纪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诸节，更以相当多的篇幅述介阐论了他们的政论性散文。这里涉及的文体很多，除朝章书奏等应用文章之外，有的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政论，有的是类似于现代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叙事文字，是文学而兼为史料，是史料而不乏文学色彩，它们的存在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体的丰富，而把它们写入文学史，又使中国文学史更加丰满和具有民族特色。 这部文学史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色，是非常注意对历代具体作品的引述和论析，不引则已，凡引述则必有讲解分析，除对典故作说明外，并有要言不烦、点到为止的串讲，这对引起阅读兴趣，帮助读者领会和理解，是很好的做法，也使本书的学术性和普及性良好地结合起来。限于篇幅，全书只是勾勒了中华文学的爱国主线，编者一再宣布自己的叙述并未穷尽爱国文学，只是述要和举例而已，其用意显然是想使本书形成一种开放型的结构，今后，倘若有人再以爱国为题来重编文学史，仍将大有可为。 《中华爱国文学史》是一部以文学主题为核心的文学专史。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值得我们专题研究的主题是很多的，爱国主题只是众多文学主题的一个。此外，像劳动、爱情、婚姻、妇女解放，像战争、侠义、友谊、游仙出世等等，都是有意义或有趣的主题，都有大量具体作家作品支撑着，当然也都可以成为主线，用来梳理和结撰文学史。《中华爱国文学史》的成功实践启发研究者们，主题文学史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还有更多的主题文学史可写。 再深入思之，主题只是构成文学的诸种要素之一，而与文学有关的要素还有很多，从文学内部来说，如题材、意象、人物、地域、情节、结构、语言、声韵等等，都是构成文学的重要因素，以它们为观照审察的依据，不是也可以对文学史进行一番别致的清理，并从各种视角写出新颖有趣的文学史著作来吗？如果考虑外部因素，则更有作者、读者、出版、传播、接受、稿酬制度以及政策政令、经济背景、交通运输、民族状况、文化环境与中外交流，以及文化艺术各个门类等等要素与文学相关，以这些因素作为文学发展史的观察点和搜集整理史料的主要依据，当然也能结撰出侧重和意义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来。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近年来不少有影响的文学专史，特别是博硕士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文学专史犹如七彩丝线纵横交错，合力织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文学史，丝线愈多愈美，中国大文学史也将愈加绚丽而厚实。 文学史类型丰富多样，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前景广阔无垠，从《中华爱国文学史》的成功，我们再一次获得充足信心。 原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