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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当代文学遭遇长时期的冷落,“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十七年文学也看成是受极左路线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1999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人们才恍然大悟,就是对十七年文学,也是可以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加以阐述。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人试图给十七年的文学翻案,也想依靠某种巨大的背景故作惊人之论,那些说法不过是老调重弹,加之依然狂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能令人信服。只有洪子诚先生的研究,带有文学史的笔法,冷静老道,不露声色,切中要害,赢得学界好评。洪子诚先生也想不到他默默的研究给十七年文学重新确立了研究价值。近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不知不觉就成为热点,成为硕士博士论文反复挖掘的一片土地。最近,董之林的新著《旧梦新知》出版,就可以看成是最近几年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头成果。尽管这部著作还限于小说方面,但十七年文学经过的那段历史,那些场景和人物,那些文本和事件,都充分而清晰地呈现出来。那是一段旧梦,但旧梦重温却可启迪新知。 我与董之林算是十多年的老同事,对她知道得不多也不少。“不多”,在于董之林一直是一个低调本分的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做自己事;“不少”,在于她的文章我读过不少,且都印象深刻,她是一个是认真严谨的人,总是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令人信服。《旧梦新知》融汇了她多年研究心血,可想而知其学术分量。 《旧梦新知》总体上还是依照编年史的结构,从时间顺序来呈现出十七年小说发展的脉络。与过去的文学史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这部书在写法上的特征在于:它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的“扭结”进行叙述,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复杂的历史情境。用作者的话来说“扭结”就是“coherent”、环环相扣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环节,即历史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有时体现在政治时局和社会环境的方面,有时体现为社会阶层和接受心理的变化,有时体现为和传统文化如雪泥鸿爪、若隐若现的联系上”①。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是叙述文学作品本身,对时代背景交待与作品本身的直接关联性并不强。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则是关注文学作品创作出来的直接政治前提,作品本身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反映的现实生活,以及作品发表后引起的政治反应。十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意识形态异常活跃的时期,文学写作完全为意识形态所支配,文学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那些关联的“扭结”基本上都是被政治决定的“死结”。当然,董之林并不想带着很强的主观意向去表达对这些“死结”的批判,她倾注笔力要去浮现的是当时的更为客观的历史情境。 《旧梦新知》所叙述的“当代文学史”概念还是从1949年开始,并且把毛泽东的《讲话》确定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指导纲领,也就是把《讲话》看成是当代文学的起点。这就使作者在给定当代小说的最初形态时,要追溯到前此的左翼文学思潮。这一点,作者采取的策略是以《讲话》为线索引出中国当代小说的前提,那就是左翼文学已经奠定的基础。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小说”这一概念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概念难以严格区别,几乎没有多少更明确的标志。董之林显然注意到这一难题,她在历史的流变关系中,使“当代小说”的概念与“现代小说”连接在一起,以《讲话》为标志,是对现代左翼文学的概括和廓清,也是对随后的革命文学的指引。看得出,董之林的文学史观念是相当清晰的,她对已经形成的当代/十七年与现代的文学史分野,保留有谨慎的态度。 对于十七年小说的“早期形态”,董之林认为,在建国初期,“小说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方面,体现了素朴、平实而不尚奢华的文风”②。这种素朴平实与建国初期的作家对新中国诞生怀有的认同态度相关,作家们由衷地通过描写不同的生活侧面来表现“新的历史进程,讴歌新的时代,新的社会风貌,勾勒新人素质及其思想道德风貌。”因此其表现手法有多样性:既有传统的白描,也有受西方小说影响的心理剖析,有英雄乐章,也有表现复杂人生的低吟浅唱。董之林的概括无疑相当全面,作为一部偏向于“史”的著作,对十七年小说的早期形态的分析是出色的。尽管作者对十七年的小说在总的倾向上是持肯定的态度,以正面的历史叙述方式去理解十七年小说所表达的文学意义,但作者在对历史“扭结”的客观叙述中,也就呈现出那个时期政治对文学全面支配的状况。例如,1950年,《人民文学》发表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紧接着1951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的文章,对作品存在的“不健康倾向”提出批评,随后《文艺报》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实际作者就是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则提出更严厉的批评,这篇文章的题目已经有些耸人听闻:“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该文认为,“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现在看来杀气腾腾而荒唐无稽的批判,在当时都是家常便饭。萧也牧后来在“文革”中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死于乱坟岗,据说至今也未找到真正的坟墓。 这些作者曾都满怀着热情歌颂新社会,努力去写出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但总是遭到无情的批判,革命式的大批判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的主要活动方式。在那样的年代,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革命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对文学寄予着无限革命的愿望,这些愿望被无止境地放大,被推到极端化的地步,文学就这样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然而,写作本身总是把作品作为文学来写作,总是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文学性。革命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反文学的,革命与文学本来就不相容,是革命俘获了文学,是革命以文学的名义来建构革命文学的实验。革命文学是实验文学,不幸的是,它是在革命的场域中进行这项实验,而不是在文学场域中实验,这就是“革命文学”的不可能的命运。 对胡风的评述也可以看出董之林的独到与深刻之处。关于胡风的研究这些年可以说汗牛充栋,但关于胡风的叙事类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见。胡风解放后的叙事类作品数量有限,却反映出他依然抱有的文学观念。在董之林看来,那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上的投下的印记。董之林看到,胡风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依然坚持了五四启蒙时期建立的文学观念,他不能把革命文学完全归属于革命的政治,而是要固执己见地强调文学的意义。革命文学依然要具有文学性,甚至,文学性被放在平等的位置。这就是胡风的悲剧。胡风本人早在1944年就说过:有二种理论“等于不要文艺”,其一是要求“创作从一种思想出发,尽可能地离开现实的人生”;其二则要求“作家写光明,写正面的人物,黑暗或否定环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写,至多也只能写一点点作为点缀”。在胡风看来,这二种理论都是要“掐死文艺”。胡风认为,中国的启蒙不彻底,受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面的曲解,“所以这场启蒙不光在中国内地生根,中国还需要新的启蒙,继承‘五四’传统要注入新的内容。”③建国后,胡风迅速遭遇冷落和打击,虽然他也写了热情赞颂光明的《时间开始了》,但他的骨子里还没有放弃他的文学观念,依然信奉着他的“新的启蒙”理念,要继承五四的传统并注入新的内容。胡风的悲剧在于,他不能把革命文学中的文学性抹去,他要顽强地把革命和文学统一在一起。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要用理论话语理性地表达出来,这就使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后来的三十万言书成为反革命文艺的纲领。事实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不可能在“革命文艺”的场域中被消除干净。但胡风作为现代左翼最杰出的理论家,他要说出真相。董之林对胡风的叙事类作品(或称“特写”)的分析阐释,就揭示出胡风的作品在这样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董之林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当代小说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精神的一个扭结;而且当年左翼与当代小说创作的关联,不只是延安时期文学的一种表现或承接方式。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主导下,创作包含了不同的实践内涵。”④在对胡风1950年底写的《坚韧的郭俊卿》等特写作品的分析中,董之林评价说,“这些作品寓深刻于纯真,于质朴中见高洁,作品在传统的审美观念里寄予了对现代人性的理解和把握。特别是胡风把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人文精神,引入到他作品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和阐发中,使作品体现了一种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小说,又不同于解放区文学的独特的审美风格。”⑤董之林对胡风的作品的评价难免有偏爱,胡风那些作品意识形态的色彩也相当浓厚,但相对而言,胡风还是努力赋予他的作品更多的文学性特质。董之林的分析表明,胡风的经历和他的写作汇集了历史的多重关系,这个历史扭结包含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文学中不能被清除的那种韧性;以及文学写作在十七年所经受的政治磨炼。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