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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的确，学术研究的发展，不外乎领域的拓展和观念的演进，而这两者又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杰所著《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下引该书均只标页码）一书，既为传统词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又在这片天地中以现代观念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作为唐宋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词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样也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近一二十年来，从文化学的角度和观念探讨唐宋词，是当代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相对而言，宏观性的文化研究较为繁盛，而专题性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有鉴于此，《宋词与民俗》一书从词与民俗的角度切入是其最大的特点，独具慧眼。因为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俗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都是超越时代甚至历史的。另一方面，作为通俗音乐文艺形式的宋词，对民俗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表现能力。正如吴熊和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云：“2万多首宋词中，与当时民俗直接间接相关的，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过去不论研究宋词或研究民俗，对这一点都缺少应有的关注。两宋词中涉及南北社会的大量民俗现象，未能予以重点开发和广泛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因此，对于词学研究来说，从民俗学着眼是极其广阔的一个新的领域；对于民俗学来说，宋词所提供的涉及婚丧喜庆、饮食服饰、市井游乐、行话俗语等各方面的生动如实的记录，也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材料宝库。 以大量的实证材料揭示了宋词与民俗的复杂关系与内涵，是本书的另一特点。该书选择了宋词中最为重要的节序、礼仪、花卉、宴饮等四大类别专力进行探讨。例如宋词中的各类民俗，以节序数量最多，如汗牛充栋的元宵词、七夕词、中秋词等。虽然从宋人的许多记载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岁时广记》中可略窥其盛，但这些风俗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其原生态的面貌往往在宋代的节序词中得到反映，作者用力之处，端在于此。譬如从事宋词研究的学者都熟知“客来进茶，客去进汤”的礼仪民俗是导致宋代茶词、汤词兴盛的原因，但究竟宋词中习见的“分茶”、“点茶”是何种活动？所谓“汤”是沸水还是药汤？这些一直都是语焉不详或颇有争议的问题。该书从民俗学角度入手，以茶叶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材料和出土文物为佐证，许多争论不休的疑点就迎刃而解了（第174-248页）。此类的专题研究不但基本理清了宋词与某一具体民俗的复杂关系，事实上也对于反映其他民俗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基础。通过四大类专题建构了完整的宋词与民俗的研究体系。 陈寅恪先生开创的“诗史互证”方法是划时代的，对于现代学术有深远的影响。该书继承了这一方法并有所发展，作者所采用的以俗证词和以词证俗，即“词俗互证”之法，在第六章宋词与民俗的若干杂考中得到了精彩的运用。如张先《归朝欢》词末句，向有“帘押残花影”和“帘幕卷花影”等不同异文，作者则从以“帘押”镇帘这一古代生活风俗的角度，从帘押的形制、作用来断定该句应以“帘押残花影”为是，这即是典型的以俗证词的方法，与其类似的还有“小山考释”等篇。而“说胜源流”等篇则是以词证俗的具体运用。这种词俗互证之法的娴熟运用，显现了作者在词学与民俗学不同领域的游刃有余，这实际上也是传统学术得到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虽然《宋词与民俗》一书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如宋代词人创作民俗词的心理、动机与文化环境，除节序礼仪花卉宴饮之外的其他丰富民俗在词中的反映等。另外，书中以今推古的方法还有商榷的余地。但综观全书，可谓近年来词学和文化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新收获。 原载：《文汇报》2007/09/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