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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阅读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历史。摆脱“文革”那种几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三十年，这是一代人的时光。三十年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 从1978年秋到上世纪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他的“短缺经济学”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经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市场导向改革的短暂质疑后，中国在1992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背景下，而且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弗里德曼的学说从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内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受到重视。上世纪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大规模“登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而在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上世纪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在萨特之后，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弗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更不知摆在多少青年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在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红极一时，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在近三十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林毓生、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渐已蔚为一时之盛。 8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经过一场巨大“风波”后，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伊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许多人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都在数十年前引起过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在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等人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顾准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遗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却反响甚微。但跨入“新世纪”，思想界却突然“重新发现”顾准，甚至兴起一股“顾准热”，顾准遗著和有关顾准的作品随之畅销。 三十年“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三十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三十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 原载：《文汇报》2008-04-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