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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方兴未艾。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从文化视野出发，来透视文学表层中内含的文化因素，无疑赋予了现当代文学一次延展学科疆域的绝好契机。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怎么说”应该比“说什么”更能体现研究成果的特色和价值。吴秀明教授的新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尽管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了“文化的”与“审美的”两个标准，对当代中国历史小说作出了全面系统的价值评判；它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图景，同时更从学术的层面衡定了当代历史小说的“价值”。这使得本书既不同于以往盛行的社会学批评乃至政治批评方法，也区别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批评。 首先是文化的标准。在这个领域，论者别具创意地将“现代性”概念纳入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评判体系之中，从而使其能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小说的价值。 很多人对历史题材作品的认识与分析有望文生义之嫌:一看旧时代、旧家庭、旧生活就简单化地将之归为远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与时代精神相悖。其实，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并不矛盾。在此书的“前言”中，论者指出造成这种谬误的原因是有人将“传统”与“现代性”截然对立，抽去了现代性与民族文化同构合一的应有内涵。他认为，“历史题材小说虽然写的是过去的历史生活，但它却与传统历史文化具有难以切割的精神联系”，“从当代中国文化文学的总体建设来说，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础上进行创化”，是可以“使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文明取得平衡或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时期历史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由此，“历史”对“现代”的融入，主要是通过具体切实的民族精神还原——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而这，也就是历史小说的意义、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从这样的学术立场和视野出发，论者将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归结为“作家主体意识的现代性”，并认为对于现代意识的追求，正是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因为在他看来，新时期历史小说作家不再因袭前人的思维观念，而是把自己笔下的对象，放在整个历史的坐标系中，用当代人崭新的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进行烛照。例如他从《李自成》、《金瓯缺》中看到作家在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区别于过去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意识的旧式历史小说，既歌颂汉民族为捍卫本民族利益而牺牲的英雄，又公正评价少数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体现了一种现代开放的民族观。无疑，这样的评说体系，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恢宏的学术视野。 其次是美学的标准。既然本书的立足点落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论者并未放弃对文本的审美判断而脱离文学审美，“而是努力在书中实践这样一种既文本又超文本的批评理念”。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九章至第十四章)，论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高阳等作品为例，具体探讨了历史主义典型化叙事、女性现实主义叙事、历史守成主义叙事、文化历史小说写作、大众化历史小说写作、散文化历史小说写作等各类历史题材小说的审美特质。例如，在“散文化历史小说写作”一章中，论者充分肯定了台湾当代作家高阳富有创造性地在叙事文本中融进了散文的自由不拘的表达方式，称道其是对中国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 成功的历史小说创作，应既不失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本旨，又不失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例如，《三国演义》所谓的“七实三虚”，实际上就是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个人阐释。针对历史题材创作自身存在的良莠不齐、“戏说”成风的现象，论者认为，艺术想象力的匮乏是导致有关的“历史翻案”蜕变为平面单维的历史叙事的关键。论者洞见到历史知识和文学品质两者之间甚至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前者对后者构成“压迫”的悖论现象。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应该与其作为素材的原始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使作者有独立发挥想象、“赋予冰冷的历史以温暖鲜活的人性内涵”的可能。因此，他提醒作家:“历史翻案自然以一定的历史知识为前提，尤其是历史化的翻案更是如此。但一旦进入创作的堂奥，就应将历史知识抛开，按照美的规律造型。” 近十几年来，吴秀明先后出版了《历史文学论》、《历史文学真实论》、《历史的诗学》等几部研究历史文学的专著，不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论者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以细致的文本分析、深刻的学术洞见、宽广的理论视野，不但为我们展示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以及历史与小说艺术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范式，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原载：《文学报》2008-05-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