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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彪先生是一位勤奋、丰产的优秀作家，迄今已出版小说、传记文学、诗歌、评论、散文及儿童文学作品(集)近三十部。在张俊彪琳琅满目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一种真正作家所必须具有的那种崇高的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以他那满腔的热情与激情、缜密的思辨与逻辑、独到的鉴别与评判，凭藉自己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宗教等门类扎实而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一以贯之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永不满足、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视文学为人学，尽情地讴歌真、善、美，无情地鞭笞假、恶、丑。读张俊彪的作品，总能感受到一种崇高、悲壮、大气、优美的情感魅力，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审美愉悦，一种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向上精神。 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开光无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张俊彪作品这方映照天地光彩、明鉴人性本质的“池塘”，恰在于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思想活水的汩汩涌流。最近，拜读了他的《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下文简称“《札记》”)，才使我真正找到了张俊彪作品这方“清如许”“方塘”的“源头活水。” 《札记》以语录体日记的样式，从“文学”、“艺术”、“审美”、“哲学”、“宗教”、“悟识”等六大方面，紧紧围绕文学创作的“精神与精神性”问题，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学习体会、创作体悟，真心袒露了近几年来的感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针砭时弊(“欲望叙事”、“身体写作”等商业化世俗化文学现象)、宏扬精神、崇尚主流、金针度人的“谈艺录”，其中有担忧，有焦虑，有欣赏，有批评，有慨叹，有辨析，总之作者在努力地召唤、倡导着文学创作的一种可贵的精神与精神性。 最近读到钱谷融先生《关于文学精神》一文，张俊彪的《札记》颇有与其异曲同工之妙处。钱先生乃我国文学界提出“文学是人学”观点的第一人，其《论“文学是人学”》坚信文学艺术“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钱先生认为“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文学就仅存形体‘或许是美的形体’，而没有多少吸引人、感染人的魅力了”。可以说《札记》中处处闪耀着作者有关文学艺术的这种“精神”之光。它委实是一部别具现实意义与创作方法论意义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力作。概而言之，其可贵之处约有三端。 其一，强调文学意义:提升境界，超越精神。就文学创作的本质而言，作者认为:“文学创作，原本就是一种人类精神领地里的精心耕耘和播种，是一种人性的灵帜的展扬和鼓张，是一种人生的情感的交流和汇聚；是一种心的吟唱，是一种灵的飘曳，是一种肉的震颤；是一种理想的自由演绎，是一种语言的顺畅奔流，是一种生命的形与神的阴阳整合。”因此，“文学的一切奥秘与玄妙，文学的全部形体与生命，文学的终极审美与价值，均在这里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有意识地凸现并强调了“人类精神领地”、“人性的灵帜”、“人生的情感”、“心的吟唱”、“灵的飘曳”、“理想的自由演绎”、“生命的形与神的阴阳整合”等明显带有文学之“精神”要素的关键词语，很显然，作者是在竭力宣扬文学作品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作用与神圣意义。仅此而言，文学与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终极目的都是要关注人的精神建构问题”。此乃人们之所以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神圣桂冠嘉许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在强调提升人类精神境界方面，作者还提出了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深刻见解。他认为:“真正伟大的不朽的作品，则要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真正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样的作品才能够产生一种冲击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读者和观察者也正是通过阅读或欣赏作品的过程，逐渐产生出一种偏离、摆脱、超越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的冲动，感受一种灵魂在精神的天空自由飞翔的愉悦，从而凸显出艺术应该而且必须独具的审美效果。”这里的所谓“超越意识形态”，即在反映外在现实之外，将笔触深入到作家的心灵深处，努力反映出作家心中的真实。正如钱谷融先生所称道的那样:“在反映外在现实的同时，从正面或反面反映出作家所理想的人和社会，这更值得赞赏。这一种反映，是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这种超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文学精神。” 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实现有效的“精神超越”，作者认为，作家个人的思想与文艺修养是十分重要的。他结合《幻化》三部曲的艰辛创作深有体会地说:“我在写《幻化》三部曲的过程中，用两到三年的业余时间，阅读了儒、道、佛、基督、伊斯兰五大宗教的主要经典，集中思考了围绕人生的这两大问题(按:即生与死，肉体与灵魂)，懂得了宗教、哲学研究和探索的全部内容的实质也是这两大问题，从而有了《幻化》三部曲的整体写作，也有了《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这样三部书的书名与布局。”《幻化》问世后社会反响如此强烈，好评如潮，正应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古训。作者还认为，作家还必须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情操优雅的人”、“心灵健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高尚的艺术”、“优雅的艺术”、“健康的艺术”，也才能真正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 其二，确立发展观念:继承创新，与时偕进。“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一个作家要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高屋建瓴，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就必须在全面继承前人优秀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收到“化成天下”的理想效果。对此，《札记》不乏精彩的论述。在辨析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生产本质意义之区别时，作者特别强调“创造”的重要性。他认为:“创造是超越现实的，生产是依赖或克隆现实的；创造是活跃在精神层面的，生产是行走在构象世界的；创造是想象与幻觉的结果，生产是模仿和复原的产物；因而，创造出来的是作品，是供人们欣赏的、审美的、精神享受的；生产出来的只能是商品，是给人们消遣的、娱乐的、进入流通领域消费的。”其创造与生产的作用及意义，区分甚明，殆同天壤。所以，“仅靠模仿，不论是模仿自然，还是模仿生活，而没有突破与创造，文学艺术是永远无法前进的。”作者十分敏锐地洞察到当今文艺界普遍“模仿”的“时代病症”，例如:“模仿前人，模仿古人，模仿洋人，模仿理念，模仿作品，而这种艰难的模仿又无法超越模仿对象，只能在模仿的过程中或模仿对象的某些细部展开一些别出心裁的精雕细刻，甚至是画蛇添足，却又不顾一切地将这些细节无限放大，利用现代华丽的包装和烜赫的媒体大出风头，渲染成创新与突破。”这样一来，“它所造成的困惑、尴尬与窘迫，使文化艺术处于停滞状态，乃或倒退、颓废、衰败。”至于如何才能做到“艺术的创新与突破”，作者认为:“想象与幻觉，在艺术创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象与幻觉是艺术创造的两张翅膀，艺术只有借助这样一双华丽多彩的羽翼，才可能飞临艺术的大雅之殿堂。”而《幻化》三部曲便是他艺术创新与突破的成功尝试。作者围绕人生的“生与死”、“灵与肉”等至关重要问题，针对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整体压抑、扭曲和异化的种种罪恶与病态，对文学中的人的整体性、丰富性和主体性的性格二律背反的形象进行了极其精湛而虔诚的设计、开拓和塑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与振聋发聩的社会反响。 其三，端正批评立场:求真务实，由衷感悟。《札记》是一部新时代的“谈艺录”，其文字长则三千余字，短则十余字，行当于所当行，止当于所当止。行云流水，任情而发；求真务实，由衷感悟。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札记》中不少论及文学批评的地方，无论是对人对己，都很好地体现了作者这种“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作者的眼中，“批评家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具有天才与理性的智者，他既要了解过往的创作模式，更要知道现代的创作概念，否则，他就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对任何文学现象与创作思潮作结论或下判断。”因此，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必须“遵从社会准则，遵从人性原则，遵从文艺规则”，其次，“对作品的批评既要用审美的眼光去关照，又要投入哲学的思辨色彩，同时还要紧密结合作品所表现的社会时代历史境况，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系统地把握和分析作品，进而真正地理解和阐述作品。”这些观点都是甚为明确而务实的，与刘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之批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作家是要有点精神的，文艺作品也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这便是《札记》给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3-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