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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层积累下，历史的面貌总和真相相去甚远。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辑佚材料的细品慢读，学者谢泳带读者重拾遗散在历史中的细节典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中有闲读之间的信手拾遗，也有对于史料的严正追溯，收入了关于陈宝箴奉行新政的一段回忆，介绍美籍北大教授的一则胡适佚文，钱锺书回避周氏兄弟的掌故，陈寅恪诗在中大教授间的传抄本等益趣两全的文章。作者用笔温和平缓，可谓“豪华落尽见真淳”。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锺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 既然钱锺书不愿意在他的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锺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锺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 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锺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到:“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锺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锺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锺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中则有一段:“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像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21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涵。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得一往情深。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他的印象。 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第167页，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 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7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 (《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1月版) 原载：《文学报》2009-04-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