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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即将翻过去了。百年沧桑中淤结而成的兴衰荣辱，升华沉淀，隆重散淡，倘能以文化的视角对此作以清醒而深入的回味和探寻，那么这样的努力无疑值得称许。孙郁的《百年苦梦》写了从梁启超到王晓明整整几代人的心灵史，他们的争扎、求索、苦闷，以及等待中的失落和寂寞中的坚守。读后的感觉是，孙郁的描绘多诗的激情和史的审视，更不缺少哲人以平常心叩启生命之门的洋洋大气。这本书的宗旨集中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心态的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思索、参悟和辨析。作者沉浸于历史与现实的对撞、融合乃至更进一步的超越中，把种种曾经困扰过我们心灵的文化之谜、命运的启示和苍凉的哲理，用时而激越时而委婉时而沉郁平淡的语调耐心细致地勾勒出来。由于避开了学院式的正襟危坐和高头讲章般的文学教科书类的写作心理，孙郁对他笔下许多人物的理解和发挥，于是显得从容、灵动而且赋予了自己强烈的个性魅力。或者可以说，《百年苦梦》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就在于它鲜明地触及到了近现代文化中的一系列精神难题，与此同时，作者的写史其意更在写人，通过人来敞现揭示历史本身幽暗迷茫深处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是一个梁启超，为什么前期鼓吹革命的激进，后来又蹈向旧儒学的泥古怀抱呢？同是一个章太炎，他何以会把心灵中的优美与陈腐、伟岸与狭小如此泥沙俱下地集于一身？还有周氏兄弟，早年本来都是“五四”文化阵营里的中坚者，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以致走上不同的精神旅途，是不是信仰价值的先行诱导抑或个体在偶然命运下匆匆抉择的理性误区？……诸如此类的既棘手而又无不充满文化诱惑力的价值命题，在孙郁那里都成了历史本身对我们发出的惊人提问。如果不回答这些思想史上绕不开的存在之谜，则我们几乎无法坦然地告别昨天的阴影所形成的沉重负荷，更不可能对未来的文化走向和精神构建作出富有历史预见性的估计与展望。就此意义来说，《百年苦梦》的写作确实是一次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是接通近现代文化心史的一条不可多得的通道。正如孙郁本人承认的那样：“每个杰出的文人都是一个窗口，你可以在那儿望到已逝的风景。”其实孙郁所进行的工作，恰恰显现了他对那些“风景”的谙熟、洞悉和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切身领悟。尤其当一种正成过去时态的精神业绩被或长或短的时间差冲淡得只剩下不多的蛛丝马迹的时候，读史者如果不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保持同一的心脉感应，进入相应的历史文化情境，达到阐释学常讲的主观和客观“视界融合”的程度，那么他笔下涌现的人和事势必两不搭界，两相阻隔。所幸孙郁在“前理解”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训练有素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积累使得他在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对话中，做到了以心会心，洞达传神。也正因如此，我们读《百年苦梦》，才能由衷感到孙郁以他那起伏有致、调理得当的笔触，活生生地展现了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精英们的上下求索，不懈的道德奋争和不绝的诗弦歌吟。这确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世纪：“这一个世纪我们赶走了皇帝，建立了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共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建立，‘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以及改革开放……有什么不朽的精神遗产可以留给后人么？”正是在此巨大的时空背景下，作者放开了思想驰骋的行踪，把我们带到梁启超启蒙的悲欢，章太炎绝响的旋律里，去找寻胡适那终生期许的自由之梦的真谛，咀嚼瞿秋白悲剧命运下的无尽苍凉，为梁漱溟“尚情无我”、“物我一体”的人生境界镌刻一丝一缕的可贵印证，去触摸唐仅存十一章未能最后完成的《鲁迅传》给精神历史留下的说不完的启迪和遗憾，更让我们走近钱鍾书博大精深背后的人文底蕴，品味张中行在他清淡、疏朗、博杂的文字中间种下的野花杂草的奇异味道。 可以说，《百年苦梦》写了那么多近现代文化领域里各领风骚的历史人物们心底的欢歌与悲歌，并将它们尽量焊接在二十世纪整体人类精神进程的理性图式里。尽管孙郁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艺术气质很浓的文人作为自己注视的对象，完全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更具体点讲，是“为了印证早年对诗化哲学与艺术哲学的猜想，才选择艺术家作为历史的参照”。不过，我在读《百年苦梦》时，分明感到了孙郁表面上看似过于感觉化的文字里，其实更有着理性的中和之音。不然，他何以会面对像陈寅恪、王国维这样的硕儒巨匠式的学者，而仍然可以论理辨析，指证他们不调和的思想纠葛乃至人生悲剧的超伦理的生命哲学意义。 在孙郁看来，陈寅恪拒绝新文化，拒绝流行色，一是与“遗民心态”有关，“他似乎本身就属于远古，属于昨天，除了在历史的长影中上溯人类的脉息，他不再会做些什么”。另一方面陈寅恪身上仿佛与生俱来就秉有了相当悲观的人生哲学梦，即佛家式的苦难意识。他的许多作品不自觉地流露出“人之大患在吾有身”一类孤苦无告的心灵剖白。从早年的“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红楼梦新谈题辞》)，到晚年的“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沈沈寤寐间”(《癸已秋日病中作》)。我们不难看出陈氏的笔下始终隐伏着一种悲悯的遗情别绪，一种形而上的绝望叹息。这使得作为学者的陈寅恪无形中摒弃了肤浅的历史进化理论，从而他不会像郭沫若等人那样为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来临登高一呼。或许，陈寅恪的疏于参与现实生活创造的原因是他看透了时间表象背后的历史无常与消弥，而且越到后来他越淡薄了对理性价值规律的盲目信奉，由此我们终于理解了他晚年何以没能从事任何一部通史的写作，反之以全身心的热情投入到《柳如是别传》的“以诗证史”的生命感怀中，为一个普通女子树碑立传。先生的良苦用意恐怕是要以心写心，寻找精神上的微漠希冀，这与他年轻时恪守的对自由理想和独立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可谓一脉相承。然而，正如孙郁指出的那样，“当社会遭变革之际，要么随波，要么往旧，中间的路，是难寻的。陈氏自然选择了后者。他为文化而哭，为古有之儒士之气节日损而哭”。在此，陈寅恪灵魂深处凝结的苦梦和苦衷，处于和历史现实发展相对峙的状态，所以其尴尬困惑不难想见。同样，读解梁启超、王国维乃至周氏兄弟这些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涌现出的风云人物时，孙郁也都注意到了情理相参，以理达情，以情说理的人生辩证思维。 作为个人，我尤其喜爱作者写鲁迅和周作人的不温不火，意到笔随的文字。以前也曾看过林语堂、曹聚仁甚至当代的李泽厚论述周氏兄弟的文章。他们的表述或者倾向于当事者的情感氛围的笼罩，如林和曹都曾是鲁迅的朋友；或者完全沉浸在思想史的静态思辨中，像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对鲁迅的若干见解即为突出的例证。 与之相比，孙郁以“比较”的态度介入鲁迅和周作人迥异甚或相通的文化观念、思想模式，还有情感心理的纵深区域，展开令人耳目一新的挖掘。更有甚者，处于世纪末的一代学人用回眸的眼光追忆历史，省察过去的经验教训，势必会发现一些有别于前人所能勘测到的精神线索。 我印象中曹聚仁在五十年代写有《文坛五十年》一书，从清末一直写到建国前后。半个世纪的文化变迁、沿革的传承，在他笔下获得了直观、生动带有历史见证人性质的玩味和梳理。曹属于那个时代亲身加入历史洪流中的人，所以他的描绘总是缺少一种距离感，虽像讲故事那样绘声绘色，感情色彩浓，理性的沉思稍逊。其实，这也怪不得曹聚仁，以他广博的学识，精深的文化修养，成熟老道的写作技巧，加之身临其境的个人体验，《文坛五十年》的成功自不待言，而它所留下的局限和遗憾恰恰说明了历史必然性的不可超越。曹聚仁不太可能站在新文化运动之外来反省新文化本身的成败得失。正如同陈寅恪的“再发现”只有在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才会得以切实深入进去地捕捉和把握其实质。或许正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孙郁可谓生逢其时，因为如今“五四”以来的许多沧桑历史尽可以用别一种远距离的价值视角来观照，结果孙郁在《百年苦梦》中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也才能以“二十世纪文人的精神冲突”这样的整体文化心理机制来抒写。于此，他不仅发现了鲁迅和周作人同样地感受到人间大的悲苦的生命哲学意识，勾勒了二人如何随着身心内外的矛盾交织终于走向不同的命运选择，一个成为血与火中为民族解放呐喊的先驱，一个则像道人隐居于山林静舍之间，做了“苦茶庵”中的逍遥派。而从周作人的作品里耐心地咀嚼出几缕苦涩的悲剧情结，却是读透了文本的传神揭示。以往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周作人看成与梁实秋、林语堂相类的一味追求“闲适”的文人，却不知周的基调里实在隐藏着形而上的幻灭、悲苦和冷漠，只是当他反抗绝望的意图一经触碰到现实的钉子，尤其兄弟失和以后，他的锐气顿然减去了一大半，慢慢地走进了“平和”、“冲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古典小品意境，其骨子里的悲哀我们反倒不大轻易看见了。 孙郁在“后记”中提到晚清以来的文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探讨我们民族“被现代化”的历程，就不得不在这些人的世界里驻足。并认为“梁启超、章太炎以来的学人，鲁迅、周作人之后的作家，做的几乎是相同的梦，直到二十世纪的岁尾，从许多文人的笔触里，仍然可以感到相似的气息”。或许本着这种文化薪尽火传一以贯之的精神递接成的生生不息的鲜活律动，我们透过孙郁的点睛之笔，不难看出章太炎、梁启超们时常陷入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现象，又曾在李泽厚、王蒙一代人身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不管“前启蒙”，还是“后启蒙”，两代人面临的思想迷惘和文化困惑却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深刻指出过的历史的惊人相似性。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宿命里还无法摆脱旧文化大本营中时时渗透出的怀旧意识和保守精神的诱惑，那王蒙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五四”传统时所面临的另一层难题就是：如何调和革命的神圣与非革命的洒脱，如何安妥精神的放浪与道德的守望，再进一步说，应该怎样把“拆卸”和“修补”两类不同性质的工作恰到好处地衔接起来，进而达到两者各不偏废的理想境界。然而，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又是多么的不易，多么的让人为之伤神!尤其正当中国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文人们前脚刚迈出启蒙的沼泽，后脚又将踏进“后现代”的漫漫荒野，在心态上和思想上的适应与不适应，确实构成了巨大的精神反差和这个世纪末特有的不和谐的命运主旋。孙郁的可贵之处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他笔下的文人心态描述，从来都不沉浸于历史的纯粹考古意趣，总是试图用历史的背影和足音去激活现实的思考和憧憬。这在写王蒙的那一章里体现得至为鲜明与生动。 以“从纯粹到杂色”来概括王蒙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坐标，无疑是很到位的抓住了作家心灵实质的语言。王蒙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既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也不似先锋派艺术家那么孤独、超然。”尽管他年轻时的作品曾经弥漫过诗意的天真和浪漫的激情，但历史的风风雨雨、沟沟壑壑，很快地便把一个纯粹的他推进了复杂深刻、好思辨多睿智的渊薮里，让他从中探寻人类变幻多端的世情冷暖，使他发现生命底处的悖论以及心理意向中是是非非的两难取舍，更引导他趋往“把幽默与严肃，通俗与含蓄，崇高与风俗和谐地杂糅在一起”的美学格调与境界。 孙郁对王蒙的捕捉有时候带点类似印象派画风的注重感觉的团块结构，而少了些理性的条分缕析。他说：“王蒙的世界比乡土艺术多了开阔，比市井文学多了野性，比感伤的诗作多了热情，比凄怨的夜曲多了些亮度。”也许在王蒙那里，你找不到任何单值的价值判断，王蒙俯瞰人生的视角永远是多元的、芜杂的，然而又是神奇的，新鲜的。不论是文体上的自觉追求，还是精神内省中的旷达超逸，乃至字里行间充盈的智慧心音，他都真正给我们带来了思辨理性的阅读快感，但又都那么义无反顾地弃绝一切堂而皇之的决定论模式。 孙郁进而指出，王蒙的小说，尤其是《活动变人形》里，可读出“杂文笔法，相声段子，魔术师的诡笑。他不是托尔斯泰，所以不真诚地忏悔，不乞求上苍；他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难见非理性的自语和灰色的痉挛；他也不是鲁迅，所以在最绝望之中不会孤独地肉搏惨淡的暗夜”。归根到底，大概王蒙本人更倾向于“经验主义”文化的机智、敏感和怀疑。虽然他思考了那么多问题，诸如国民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历史问题，艺术创作问题，等等。可是最终他的对问题本身的解决方式却并非是一元论的，独断论的。相反，他在不少文化现象的具体讨论中，总是试图以比较宽容的立场读解现实的逻辑悖谬。这样，他难免会让自己的作品时不时地流露出一连串的“不和谐音”：一方面他曾是理想的虔诚信徒，有过激昂慷慨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之梦，然而随着时移世变，他又大大出人意料地提出“躲避崇高”；本来他身上并不缺乏对人性真善美的信仰与供奉，他晚近的作品《恋爱的季节》就有对青春韶光的依恋和重温，只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同时又以非常苛刻的手法去揭示印证人心险恶阴冷自私的另一面；当然，作为饱经忧患的一代精英文化的代言人，王蒙无法割舍内心深层对道德自律和人类精神乌托邦幻想的价值认同，可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不能容忍以任何理念包括信仰的形式否定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他以为那样无疑是在开历史前行的倒车。 概而言之，王蒙身心内外交织的矛盾，体现了思想丰富的智慧痛苦。王蒙似乎想做到左右逢源，既承担历史的重托，又不忘怀现实的欢乐；既不媚雅，也不媚俗；既敞开心灵的自我维系精神世界的驰骋漫游，又不使其逾越理性的界限，放诞成信马由缰……而这一切实行起来又有多难啊! 此中的况味恐怕只有王蒙自己身知心知。尤其当他陷入九十年代的那场人文论争，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误解和怀疑，则他所面临的文化苦梦，真正有了一丝苍凉的意味。孙郁甚至由此想起胡适晚年的处境：当一种平和、自由主义的文人用建设性、理解性、兼容性的思路构建新的文化形态时，当这个民族恰恰缺少建设性、理解性、兼容性的传统的时候，其提倡者的路，是可以想见的。这里孙郁的联类取譬，寄意遥深，正因为他发现了思想史上的精神难题有时恰恰是隔代相通的。不管是胡适，还是王蒙，他们的困惑和彷徨，都处于历史转型期的特殊境遇，所以无法不在旧道德和新伦理，旧意识和新规范，乃至生命的信仰与怀疑之间，做出一个智者的悖论式的抉择。就此来说，他们那些与激进相比显得有点儿落伍，与浪漫相比显得有点儿平实，与情绪化相比显得有点过于稳重的精神诉求，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也正因此，才有人觉得晚年的胡适未免太保守，晚近的王蒙则过于聪明。如果当我们把挑剔的遗憾引向两位当事人的内心苦衷和文化意识的“两难处境”，那么，对他们多一层理解是应该的。 好在《百年苦梦》的作者从一开始对他笔下的人物就抱着惺惺相惜的会心与公心，他承认回首历史，其实正是审视自己。这无疑需要异常清醒的史知和史识。知者，在于材料的据为己有，代表主观的旁征博引，形成胡适所谓的“无征不信”的学术态度。识者，是跨越主观猜想和臆断的近于客观的描述和阐发的正本清源，以之蔚成别开法门的学术气象。 当年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曾将文化研究者按照价值观和人生实践的不同区分为“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前者大概更偏重学理的探究、考辨与爬梳，后者也许更推崇诗与思的情感投入，注重现实生活的波光涛影。 梁先生认为自己正是“问题中人”。而我看《百年苦梦》里的孙郁，很有将思想视野和具体环节水乳交融起来的梁氏遗风。因为他和梁先生一样，都善于通过分析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进而透示自己的生命感悟和人文理想。 于是我们读《百年苦梦》，几乎总被作者溯源寻根乃至旁敲侧击抽绎出来的一连串惊心动魄的问题所深深地迷惘、困惑、省思直到如释重负。就某种意义而言，孙郁的“百年读史”，很多时候欲求静观而不得静观，欲求心平气和而无法心平气和。也就是说，他的“史识”的活跃骚动，往往会掩盖住“史知”的求全责备一本正经，因而他写史，写的就不是历史教科书一类的史料集成，甚至也不是有如顾颉刚“古史辨”派一类人的专意于发历史之覆，给历史寻找新的说法和话题，而是将历史视为心灵的演出舞台和生命尽力表现激情的场所。 确实，如果抛开读史者一味在故纸堆里搜求所谓的历史客观性以外，那么坚持“信史即是心史”的提法，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把握精神现象的复杂迷离。这也正是鲁迅宁愿喜欢民间野史胜过官修正史的内在原因。因为前者显然比后者少了伪饰和讳饰，多了真实、真义和真情。与之相类，孙郁笔下对近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心态扫描，也恰恰体现出与鲁迅相似的人生旨趣和价值趋向，即对繁纭多变的过去采取“直觉”的捕捉与定位，从而在静态的历史中可以读解到人的呼吸、微笑和哀痛。用作者的说法意即“一段又一段的歌哭唱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路也趟过了，在匆忙的行旅中，你会发现，自己正是那历史中的一员”。既然命运给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以精神守望者的不懈天职，则他们面对苍天大地人文历史所作的惊异的发现、精彩的宣告，抑或带有危机感的倾诉，乃至身处信仰失落、道德毁失的无奈现实表现出的进退失据，都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未死。“一切都成了历史，但在我的心里，思想者的灵魂却仍活着。”孙郁这一近于鲁迅传统的喃喃自语，大概称得上他写《百年苦梦》的真实初衷。 除此而外，我们似乎也应看到，作者其实并非一味地沉浸于凝思既往的故人旧迹，同时也还存着几分对精神旅途上同行者们的深情凝眸、回味甚或持保留态度的审慎批评。 在孙郁眼里，无论历史，还是传统，都仿佛是人类割舍不断的永恒情结纽带编织成的“花环”。惟其如此，他也才能从八十年代崛起的作家学者张承志和王晓明身上，读出丝缕未尽的鲁迅风骨及其文化神韵。 当然，他们两人在选取历史的传承基因的路数上尽有各自的不同。张承志无疑看到了鲁迅对中原文明的反感，对中庸人生哲学的否弃以及那种反抗绝望的形上意识。他的《致先生书》里有着对现代文明模式和文人习气作风格格不入的切肤之痛。他甚至猜想鲁迅或是胡人的后裔，以此反证先生人格的不同于汉文明的中庸、实用主义和巧智。不管张承志关于鲁迅的理解，纯属误读还是天真的信奉，但他笔下袒露的真诚情感，却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我们不必担心，张承志式的激情和宗教信仰会毁坏现代理性世界的大厦；反之，它对日益麻木、堕落和虚无感无孔不入渗透的世态人心，理所当然地是一种纯洁的净化和灵性的提升。 与张承志一样将鲁迅视为自己精神引路人的王晓明，几乎保持了与前者不相上下的道德激情，不过，与张承志迥然相异的地方却在于，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有时更富于理性的先验特质。他对心灵阵地的坚守，一半来于艺术灵感的赏析，一半出自对人生挫折的切身感悟。由此孙郁发现在王晓明的潜意识中实则还活跃着一种过于相信心理障碍及其克服对作家的生命境界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偏见”。一方面他笔下的鲁迅更彻底地体现出研究者自己个性风格和理想主义光环的投射，就是“他对鲁迅的咀嚼太沉重了，已看不到多少纯学人式的静观。他隐得过深，把自己也燃烧在里面”。另一方面，他写《鲁迅传》(指《无法直面的人生》)时又大大忽略了传记作品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在学理上王晓明执意追寻理智的深在奥义，但一旦涉及现实人生的感慨，便又不知不觉地走向反叛理智的内心情怀的躁动中。当其达到无法自持的程度，也即造成了“对鲁迅精神不确切性因素的偏爱，超过了对那些确切性因素的冷静观察”。 然而，即便如此，王晓明的一些偏执反倒显示了他的可爱之处(这让我们想起钱鍾书先生的论断：“偏见是思想的放假”的远见卓识)。张承志和王晓明大概都是偏执得过于较真儿的人。所以他们文字里流淌的才不是水，而是血。所以作为读者，你必须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方能领略到两位各自不同但却都义无反顾地拒绝平庸和委琐的生命奇景。 英国人科克伍德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当代史的进一步延伸也迟早会形成后人心目中的历史。它们彼此交错浑为一体，令无数文化研究者为之魂牵梦萦。而孙郁的这本《百年苦梦》正由于以其大容量的精神思索和心灵追踪的紧密程度从而把自梁启超到王晓明整整几代人的“文化意识”写活了。 诚如作者所言：“这不是一本论文集，也不是单纯的人物素描。”《百年苦梦》更像是一帧缩影，将二十世纪不安与敏感的思想潮汐尽都蕴含其中；它也如一部有声有色的“生命诗史”，无论在哪里读起，都会让你感到精神之谜的彻底烛照与诱惑。百年沧桑，话不尽孙郁的忧患、悲凉和叹惋，也道不尽我们心中的久久回味和思量…… 注释： [1] 《百年苦梦》，孙郁著，群言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于《百年苦梦》。 [作者简介]刘恩波，1968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任职于辽宁省艺术研究所，曾发表文艺评论多篇。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