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全三册） 王英志编 凤凰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 2585页，280.00元 女性文学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领域，明清女性文学尤其受到更多的关注。现知清代的女作家约有四千人，但她们的各类作品大多如烟云，消逝在历史的天空中。而仅存的近千种闺秀著作，又分藏于各大图书馆的深闺中，不千呼万唤实难得一见。 这种状况近年已大有改善，值得一提的是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化工程，其缘起是由于“女性历史和文化处于中国领域内变化最快、最令人激动的新研究途径之中，并且女性写作为研究创新提供了重要资源。中国的妇女写作不仅能使我们通过聆听女性自己的声音进入她们的生命体验，而且为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性别化的视域。但是，大部分前现代中国的女性作品仍然遭到忽视，仅以孤本手稿或稀有图书副本的方式存世，收藏于中国各图书馆内。由于接触这些重要文本正常途径的普遍缺乏，使得针对它们进行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变得十分困难。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计划目的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中珍贵的明清妇女写作诗文集的在线接入”。这项工程将哈佛燕京所藏明清妇女著作的珍贵藏品公之于众（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不仅提供原文，同时还可以检索闺秀的婚姻状态、民族背景、地域分布、家庭和地区活动，提供其他有关女性在社会及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统计分析，此项数字化工程对女性文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方秀洁（Grace Fong）与伊维德（Wilt L.Idema）还据此编成《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全五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另外，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的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全二册），收录三十六位江南闺秀的三十九种别集，也为区域女性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 清代女性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对女性诗歌的评论在清代文学批评中相当引人注目。在蔚为大观的清诗话著作中，一个很醒目的类别就是闺秀诗话。通常所谓闺秀诗话，都指记载、评论女性诗歌创作的著作，而不是指女性撰写的诗话。清代的闺秀诗话，蒋寅《清诗话考》著录经眼之书十五种，待考之书著录约二十种，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保存的大量反映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三十多种诗话多数亡佚，即有传本也星散四方，难得一见。为了“及时抢救这笔文化遗产”，王英志先生“竭尽全力搜罗，并得各方朋友相助，觅得十三种，另有新编一种”，辑为《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一编，由凤凰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 这套精装三册的《丛刊》，收录了陈维崧《妇人集》，袁枚《袁枚闺秀诗话新编》，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丁芸《闽川闺秀诗话续编》，沈善宝《名媛诗话》，王蕴章《燃脂余韵》，雷瑨、雷瑊《闺秀诗话》，雷瑨《青楼诗话》，雷瑨、雷瑊《闺秀词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陈芸《小黛轩论诗诗》，苕溪生《闺秀诗话》，金燕《香奁诗话》，淮山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等十四种相关著作，还附录江盈科《闺秀诗评》，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闺秀诗人小传，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五、十六两卷，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序、小传、诗集目录，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徵略》序、题诗、题词、小传，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序、跋选等六种。 除了提供文献资料外，《丛刊》的编选还凸显了清代闺秀诗话的发展脉络及框架模式。《丛刊》前言曾以精辟准确的语言说明《妇人集》在清代闺秀诗话史上的开山之功：“虽然篇幅不大，仅两卷，诗话九十余条，但为清代闺秀诗话确定了基本模式，即内容大体是女性诗词选兼诗人小传，间有简短评语，并采录部分与诗词无关的女性轶闻佚事。清代闺秀诗话一般都未突破此书窠臼，可见其于清代闺秀诗话史上的开山地位。”又肯定清末民初雷瑨兄弟《闺秀诗话》、《闺秀词话》、《青楼诗话》的价值：“虽皆为辑录之作，但成果之多，无人可及，其立志宣传妇女文学创作的用心与全力搜集女性创作资料的精神令人钦佩，而三书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通常提到清末民初的闺秀诗话，多举王蕴章《燃脂余韵》，因为王氏曾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主编十年之久，颇孚时誉，所以尽管《闺秀诗话》较《燃脂余韵》内容充实，却鲜为人知。《丛刊》论定雷瑨《闺秀诗话》的历史地位，对认识和理解闺秀诗话史有积极意义。 《丛刊》编者的卓识还表现于对《随园闺秀诗话》的搜集整理。袁枚对于清代女性文学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特别是两次湖楼大会及《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用文字和画像为女性构建了一个知识和权力的交际场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闺秀文学的发展。袁枚著作中涉及闺秀创作的文字颇多，所以尽管他没有为闺秀写过专门的诗话（仅《贩书偶记》著录有乾隆间抄本《随园闺秀诗话》一卷），但编者认为“本丛刊汇编清代闺秀诗话，是绝对不能没有袁枚的有关文字的”，因此“采用新编的方法，即按照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出版的《宋代诗话全编》等的方法，把袁枚有关清代女子为诗的文字都搜罗于一集，视为广义的‘诗话’，并不限于《随园诗话》”。 《丛刊》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女性诗话的价值给予了客观的肯定。认为女性诗话中最值得褒扬的是沈善宝《名媛诗话》，“此书对传播和弘扬女性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全书足本有十五卷之多，篇幅巨大。虽然也博采众多书籍，但颇多第一手资料，它记录了作者与她同时代女性诗人的交往，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女性生活和文学活动片段，具有自撰的原创性质，与雷瑨、雷瑊《闺秀诗话》的单纯辑录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容虽然也是以选录诗词佳作为主，但常有评点，画龙点睛，间或也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具有女性独特的视角与体验”。这一评价非常中肯，定位准确，足见编者多年研究清代女性文学的功力。当然，就女性对自身“诗学观念”的表达而言，清初王端淑的《名媛诗纬》也是不容遗漏的一部女性诗学著作，其总括女性诗学观念之功应不在沈善宝《名媛诗话》之下。特别是王端淑以《诗纬》为名，肯定女性诗歌具有与《诗经》并行而毫不逊色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功能，充分显示出对女性才学的自信。这已不仅专注于女性的独特体验，更是以实际行动在文学领域内开辟女性自己的文学场，其魄力和追求较沈善宝对女性“才名的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怎么说，这套丛刊的优点和价值是不用怀疑的，我个人阅读之下获益良多，同时也看到几处可斟酌的问题，顺便在此提出向编者请教。 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前言提到：“书中言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读书安宜，二十四年甲辰（1844）在金陵应试，则作者可能是道、咸间人。”又说：“此书所载皆当时闺秀诗人，遍及南北各省，事有得之自闻见者，但亦颇多与他人之作著作条目相同者，如与苕溪生《闺秀诗话》雷同处甚多，不详谁为首创。”苕溪生《闺秀诗话》前言说：“苕溪生的姓名和生卒年不详。本诗话卷二‘世之论诗者必曰’条记‘清季刘景韩观察之夫人孔氏所著《韵香阁诗草》’，又卷二‘一夫一妇之制’条有‘在昔独夫专制之中国’之说，可见作者是清末民初人。”又说：“而卷二‘江文通曰’条、卷四‘顾玉英女士’条、‘食色性也’条、‘《玉鸳楼集》’条，等等，皆与淮山棣华园主人辑《闺秀诗评》相同，且未注明，不详何者为先。” 《诗评》与《诗话》两书前言均有“不知谁为首创”、“不详何者为先”的存疑，但这似乎不是问题。既然棣华园主人为道、咸间人，而苕溪生是清末民初人，《诗评》又刊于咸丰二年（1852），《诗话》刊于民国四年（1915），那么孰先孰后当无疑问。而且就两书文字来看，也是很清楚的。如“食色性也”条，苕溪生《闺秀诗话》曰：“食色性也。是故少艾之慕不独男子为然，即同为闺阁亦往有之。陇西顾君眉妇王氏与顾妹英姝。姿色不相上下。”《诗评》则曰：“石生（棣华园主人之友）睥昵一切，几无物在其目中，独溺于色，尝谓少艾之慕不独男子为然，即同为闺阁亦往有之。陇西顾君眉妇王氏与顾妹英姝。姿色相埒。”既然“食色性也”的感慨为石生所发，那么《闺秀诗评》自然是原创者。 苕溪生《闺秀诗话》前言又说：“又本诗话似乎晚于晚清邹弢《三借庐赘谈》（今有南京图书馆藏光绪铅印申报馆丛书本），但本诗话的卷一‘苏织云女史’条，‘太原李秀颦’条，卷二‘城邑中赛会及演剧等事’条，‘吴兴沈氏女《咏春草》’条，卷三‘李月娟女史’条，卷四‘香山童氏女’条等，分别见于《三借庐斋赘谈》的卷三、卷七、卷六，不过有些条目比后者更为详细，未知其先后关系如何，或两书皆源出于另一史料。” 其实这四条材料除“李月娟女史条”之外，又见于《闺秀诗评》，其中“香山童氏女”条见2284页、“太原李秀颦”条字句完全相同，“苏织云女史”条（2304页）只是略有差异（一作“女史所居曰绣红阁”，一作“锦娘所居曰绣红阁”）。“城邑中赛会及演剧等事”条（2294页）也基本相同。因而若说前三条应同出于《闺秀诗评》，大体也无疑义。 苕溪生《闺秀诗话》前言中又说作者承袭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卷四“有蒋生条”）这一调和色彩的旧说，更提出了“柔情烈性，两不相妨”（卷三“女子青年守志”条）的新论，试图将性情与节烈融合在一起。此外，对女子才、色、德的关系，作者将“才”尊为“德”的基础。“余则谓长以才者必有情，深于情者必有德，故才实不可少。”在调和才、德的意图中，包含了女子以才为本的新观念。其实“柔情烈性，两不相妨”的新论与“女子以才为本”的新观念并非苕溪生首发，棣华园主人在咸丰二年（1852）《闺秀诗评》中已经论及，苕溪生摘抄而未加说明，所以让人产生此种误解。卷四蒋生条见《丛刊》2282页，卷三“女子青年守志”条见《丛刊》2286页，而最可证明苕溪生的新论出于《诗评》的则是关于才德条的论述。 苕溪生《闺秀诗话》说：“世称女子不宜有才，似也，然无才者尽贤淑耶。衡州王仲景孝廉云：‘女子以色胜，才则可有可无耳；至于贤不贤，何系乎此？’余则谓长以才者必有情，深于情者必有德，故才实不可少。”（1674页） 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说：“世称女子不宜有才，似也。然无才者尽贤淑耶？衡州王仲景孝廉云：‘女子以色胜才，则可有可无耳。至于贤不贤，何系乎此？’石生则云：‘长於才者必有情，深于情者必有德，似才转不可少矣。’”（2306页） 《诗评》中提及的石生是棣华园主人之友，“于君石生，奇士也。名岱岩，陕西褒成人。与予为莫逆交”（2281页）。《诗评》刊印于咸丰二年（1852），则石生所论当发于道光间，早于苕溪生数十年。 另外，关于《闺秀诗评》作者“淮山棣华园主人”，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认为是汪宗忻斋号。蒋寅《清诗话考》则据书前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兄静岚序，下镌“山阴黄氏”印章，推断作者姓黄。《丛刊》编者又补充提出：“虽然作者在诗话中说其与临潼通谱（《清诗话考》：‘西安顾玉英，性敏慧，体致娴逸，适临潼王醴泉孝廉。庚戌，醴泉孝廉试春官，携妇以行，予因与醴泉通谱，得于寓邸见之。’）似乎姓王，但此条又见苕溪生《闺秀诗话》，且不详先后，故尚难判定。”据我考证，《闺秀诗评》作者确姓黄，就是《金壶七墨》的作者黄均宰，具体论证另详专文。又，编者所引《清诗话考》之“西安顾玉英”条，检《清诗话考》原书并无此条记载，当是录《闺秀诗评》文字时误书。■ 原载：《东方早报》2010-09-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