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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江南”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逸 言 参加讨论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杨念群著,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一版,42.00元

    
    杨念群新著《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变异》,分析论述的是一个“皇帝与士林”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反控制间博弈的历史过程,其结论是富有政治统治技巧的皇帝们通过改篡道统、文字成狱、打击私学等方式与士人博弈,最终帝王们历经几代苦心经营的“正统观”大获全胜,士林精神从此步入臣服的轨道。皇帝,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康、乾等几位雄主;士林,是原来拥有“道统”的汉族知识分子群体。杨著的副标题将所欲阐释的两个主题说得很明白: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变异。
    在当下史学分科畛域中,第一个主题显然分属于政治史的范畴,而第二个主题实难辨认,似乎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都沾些边。事实上,在上述领域都出现了分别涉及这两个论题的标杆式的前人著作,却历来少有学者论述两者间的关联,杨念群的匠心与功力正在于精巧地实现这两个论题的内在“连接”,找寻出其中的互动关系。通过江南这个论域,他将分属于不同领域的两个论题结合得严丝合缝,较之传统政治史叙述中有事件无人物或只有中心人物的偏向,更为强调社会文化对上层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力,以及中央政治观念下达的运作过程;较之思想史叙述中以天生的内在超越性阐释士人之心的叙述模式,更为强调外在性的政治操作压力、社会变迁影响;同时,更为强调政治统治技术的主导作用,使之有别于区域社会文化史中地方与国家认同互动的一套阐释理论。近年来,杨念群一直倡导重提政治史研究的理念,声明要“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何处是“江南”》作为实践这一学术努力方向书写成果的彰显,似乎是无疑义的。
    那么,他是如何实现这个连接的呢?连接的路径是“江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封面上江南二字上赫然有个引号,看起来甚是多余。古人说微言大义,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在文法的运用中虽然比单音词更微小,对于严谨的学者,必当自有待阐释的深意存焉。正是这个引号的存在,使得上述副标题中的两个主题有了一个共同的题眼——“江南”。
    作为地域的江南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存在与气质,使得杨念群一向善用也乐用的隐喻与空间第一次能够集中于同一个载体之上,江南这个载体是隐喻的变换空间也是空间的隐喻表达,这使得《何处是“江南”》的空间感与隐喻性比以往的著作更为集中。关于这一点,杨念群在“‘江南’想象:地理的,文化的还是记忆的?”一节中说得很明白。具体来说,在满清皇帝的意识形态控制技术与江南士人的立场变化中,从江南到“江南”变化,即士林心灵底色逐渐变换的过程才是杨著所着力阐释的。清朝的正统观在江南场域中如何确立的巧妙话题将政治与思想、皇帝与士人两端连接于一体,“江南”是双方博弈得以施展的资本所在地与投注地。杨念群在江南这个空间中缓缓展开士林的精神世界被帝王控制、规范、治理的过程,隐喻与空间在“江南”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空间阐释了隐喻,隐喻架构了空间。应该指出,江南是地域的,“江南”作为隐喻却是超地域的。无论是朝野之间悄然的思想合流,还是帝王大张旗鼓地攻陷思想领地,都只是通向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媒介。书中的空间感虽由江南而出,隐喻转换的过程却不限于江南,更在于造成“江南”的结果,以及结果的延续。
    杨念群忠实地记录了“江南”隐喻涵义变化的曲折迷离和士林痛苦的心灵底色的转换,此“江南”非彼江南,这种转换与桨声烟波已然无关。“江南”逐渐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被清朝皇帝的所谓正统观所形塑成功的新隐喻,成为在康乾盛世光环的建立与维系中知识分子所付出的心灵禁锢与麻木代价的证明,隐喻的流变终成结果,江南只是“江南”的空间。作为空间存在的江南并无变化,在物资丰盛下的补葺与新建中甚至更加江花似火,春水如蓝,而作为隐喻的“江南”则慢慢变成民族心灵历史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为江南加上引号是必须的了。
    《何处是“江南”》的发明集中在两个重归。一是对政治史的重提,开辟了政治史与其他各史学领域间互相连接的路径,尤为重视对政治机制实践的考察。二在于对汉文化、中原经济文化重心区域研究的重提,这也是对海外“新清史”学派重视边疆地区政治经营与满族族群特性的回应。
    “桨声灯影里,何处是江南”——杨念群将新著的正标题起得尤有诗意,历史叙述的优美与情境化,在此彰显无遗。这本书在人心日常的群像刻画上颇见匠心。自然,作为学术著作,讲故事不是目的,而是更为清晰地表达历史学家洞见,呈现复杂曲折的历史真相的手段,杨念群将多人物/多故事的图景交织得犹如细波微澜,最终汇成“江南”——作者的论题推演逐渐清晰。在一幕幕历史情境的闪回再现中,有了种种充满隐晦曲折、紧张断裂的个人故事,帝王与士人在意识形态主导上互相博弈的微妙过程不再是有事无人的抽象存在,历史人物的行为也不再是或潦草的非黑即白,或超越世俗到令人费解,他们自有对自身利益的反复权衡考量,大贤如汤斌在出处之间也有人间烟火味的自我诡辩。
    对历史场景日常化叙述的追求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好看”程度,更重要的是,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更贴近人本身在历史中的活动状态。强调还原民间下层声音,反思国家话语下大而化之的解释模式早已存在,而在有的学者看来,原声不存亦不可寻,地方化叙述未必有学者想象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诠释力。其实,作为治史者,若能自觉关注捕捉日常图景,在史料的选择与研究中身体力行,那么,无论是通过何种材料和手段对历史面目进行重绘,都能更加逼近历史现场。在对出处选择引起士人群体分化的观察中,杨念群注意到一个故事中的细节:有人在乡里哭了几个月明思宗,引发的不是乡人的崇敬,而是嗤笑。书中的解释是此人哭得太久引起乡人反感,虽未必尽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乡人态度这样的日常细节的关注,必将促使书写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状态与理解路径更加多维。毕竟,应当记录和记取的,并不仅仅是已然凝固可见的结果(其实结果又何尝是真的凝固),而是过程中人的心意,这些心意并不为结果而存在,更不为后人对结果的论证而存在,如同世间的四季,缓慢而倏忽的周而复始。
    值得提醒的是,杨著中偏重研究分析心态行为的治学路径看上去很美,驾驭却不易。需要研究者对某种历史境遇的感受加以叠合、收放自如的解释能力、客观使用史料的科学态度,三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较为周全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心灵活动的历史状态。
    《何处是“江南”》与杨念群以往的著作一道,作为体系凸显出一位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对呈现更加完整多维的民族心路历程的不懈努力。这些努力非关外来者的好奇与建立理论的雄心,也非关职业性的寻微探幽与追恋风流,甚至娱乐性的观赏猎奇,它们更贴近对时代本身与中国人的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关怀。《何处是“江南”》的34万余文字典雅流畅,犹如彩色累叠的光影,光影的源头是“江南”,亦是“中国”,是往者,亦是往者之来者。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09月22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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