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继开摄
    今天是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内地上映的第14天，目前累计票房1.46亿，远远不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近6亿的票房成绩。同时，该片在北美的票房也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尽管这是一部值得载入影史的创新作品，但仍改变不了商业失败的现实。对于种种争议，李安早就在采访时淡然面对：“技术是无辜的，要怪就怪我。”之所以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大胆尝试全新的技术，李安坦白地说，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新技术，仅仅是想快一点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
    迈过60岁的门槛，很多人大概已经退休，过上了平淡安稳的晚年生活。但对李安来说，未来能够挑战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因此他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我需要感觉活力，还有我正在活着这件事情，我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久而久之感觉僵硬，那种感觉没有办法忍受。”虽然已经有奥斯卡小金人在手，但李安希望自已永远是电影系的学生，“中国人‘学然后知不足’，你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又开始新的十个问题，这是保持我活力的方法，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就像呼吸一样。我一部一部电影拍到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跳跃一个超越一个挑战，但对我来讲是非常合理一步步走。”
    记者：您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是全新的题材和类型，这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想给观众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都是我人生的体验，只是用比较戏剧的状况表现出来。当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场秀，一个是真正发生的战事。对我来讲，它就像《少年派》的两个故事一样，是人生的两个面，非常有冲击力。这个电影用高科技拍摄，比较主观投入，如果不用这种技术我可能没有兴趣拍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内在，是男孩子脑筋里面一天的思绪，书可以尽情写，但让观众看到就不太容易，我决定用新的方式表达，很可能把这个书的精神拍出来，所以我对它比较有兴趣。人生在进行秀也在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那是性命之交，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看到真相，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戏剧性，也有点讽刺性，这样的题材拍一个新技术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北美首映后，有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形式大于故事”，您如何回应？
    李安：评论是别人的东西，我只能把我的心意给你讲。在我的认知里，从来不会有技术是一回事、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有人觉得搞技术就是很炫目的，搞内容就要勒紧裤腰带艰苦到不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什么样的故事适合用什么样的技术，这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军人打仗时候的亢奋状态，延续到日常中，来观察我们社会的林林总总，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因为跟过去不一样，总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用。我的解释就是说，从你过去看胶片电影有闪烁和斑点，到2D数字电影，再到现在，旧的观影习惯要被打破，就好像军人在战场很多感受被打破，看得特别清晰，信息记录得非常真实非常充足，习惯以后，用它来检验人生的时候反而不习惯。这部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是表里呼应的，对我来讲不是很冲突。有些观众观影习惯比较重，特别是影评人，我觉得对于一般观众来讲就是来看电影，怎么看跟里面演什么东西，其实本来是浑然一体的。
    记者：新的技术可能要和新的拍摄表现手法相结合，但您似乎对观众太好了，很多地方还是照顾到传统观众观影的习惯。这些是您的妥协，还是您有意想要这样表现？
    李安：很多地方是妥协，不光是对观众妥协，对我自己也要妥协，我不是火星来的，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电影语言不是马上建立，需要什么东西还在摸索当中，不管表演形式还是拍摄形式，可能要花好几十年，经过无数人努力还有观影反馈，让我们学到该怎么做。我这一步已经跨得很大了，冒很多冷汗不晓得怎么样，再跨越下去观众可能没有办法在情感上作联系。观众的观影习惯现在还是各种可能都有，我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尽量做。很多人喜欢的时候，对我非常有鼓励。
    记者：胶片电影曾经在艺术创作上达到极致，您觉得相比于胶片电影，数字电影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我第一次接触到数字电影之前，是誓死捍卫胶片的，不只是用胶片拍，之后还拒绝用数字调光。因为胶片电影艺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接触的，我宁愿活在胶片电影的世界里，它是我心灵的寄托，相当于是我的信仰。所以当它要改变的时候，我是很痛苦的。
    但在拍摄《少年派》时，我开始发觉有一件事非常不合理——我们用数字技术在拍电影，却还在模仿胶片电影的思维方法，而且做得比上世纪60年代还差。也就是说我们是用3D技术套在2D的思维上，我们在面对电影的时候是被既定思维禁锢住的。当初发明胶片电影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做不到数字和3D技术，所以有了与之匹配的思维轨迹和创作方法，但现在我们的技术更新了，思维和方法却没更新。
    每一种艺术形态，不管水彩画、油画还是雕刻，你的笔落下的感觉、刻刀落下的感觉本身就是艺术。创作的时候你跟艺术技巧会产生一种不可言状的关系。如果还用2D的思维来进行3D电影的创作，我觉得对新的技术不太公平，对观众也不太公平。胶片艺术是我永远的爱，它的艺术形式、内容是人类艺术的宝库，它不但要保持，还要继续精进。但数字电影就要用数字的创作方式，数字有它自身的特色和逻辑，用数字来做胶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太合理的，我们的心态和工业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我只是想给数字电影讨一个公道。
    记者：您现在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
    李安：看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原著小说的时候当然很动心。但我会选一个小说来拍不光是因为它打动我，而是它让我想做电影上的一些探索，或者说我是在选元素而选故事甚至文字。文字很好的话让它当小说留在那边就好，我心爱的小说不一定用它拍电影。拍电影是受到小说启发产生灵感。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给我一种“上身”的感觉，它让我着迷。那些一两个月研究出来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搞一两年还研究不出来我就感觉非做不可，不晓得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劳碌命（笑）。我对电影有一种痴迷和兴趣，不想把它当做一种工作或者传道的工具，要不断翻新。其实就像和任何人的关系，包括伴侣和儿子，都要保持初心，要日新月异，要有冲动一直做，做不出来会感觉很挫败，一直想要往前冲。
    记者：您的电影里有很多关乎家庭、亲情的议题，您个人怎么看待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李安：我父亲不喜欢我做娱乐事业，他是老式的中国人，对我非常严厉，觉得电影不太正经，既然有这个天分去学一学教教书就行了，干吗非要进电影圈。我的父亲是江西人，母亲是北平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严母慈。父母到台湾后非常没有安全感，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希望我们到美国去读书，去吸收新的知识能够重新立足。因为他们跟家里失联，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我又是长子，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跟品德上面的要求，我现在回想起来不光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其实他们把中国传统已经理想化、浪漫化了，传到我们身上很纯粹。现在中国变化很多，台湾也变化很多，在脑海里家乡旧的东西灌输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没有办法拔除的，到美国也改不掉。
    一方面我追寻他们的教导，另外一方面又很想从这个制度里面挣脱，所以产生了很奇怪的叛逆又很乖巧的个性。我本身是比较内向害羞，离开父亲离开家到美国以后，反而有一些比较希望挑战的东西。我想一切都是个人命运和自然形成的。我做电影感叹很多，会有情绪发泄，但我能做得到还是很幸运。我父亲虽然对我很严，我还是很爱他，他把中国教养放在我身上，虽然是一种桎梏是一种压力，但也是一种稳定安定的力量。所以，寻找安全感和如何自处是我电影里面避免不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