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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主要收入王凌老师十余年业余苦心研究冯梦龙撰写并发表在《文学评论》《福建论坛》等国家级、省级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18篇。《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1992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文学报》《福建论坛》《福建日报》《福建作家企业家报》《福州晚报》《福建侨报》《福建学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刊发了该书评论文章或出版信息。该书荣获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全国通俗文艺首届理论专著佳作奖”。《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介绍王凌老师在冯梦龙研究上的艰苦探求及研究成果的专访文章《做官不忘学术研究——王凌印象》。10年后，2002年该书增补若干篇章后再版。现在又过了近10年，我们再次回过头来审视王凌老师这部冯梦龙研究专著，可以发现，书中的重要论断、真知灼见都没有过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被著名教授容肇祖誉为“冯梦龙研究的后起之秀”的我国著名冯学研究家王凌老师《畸人·情种·七 品官——冯梦龙探幽》一书为我国冯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标志着我国冯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一、对重新评价冯梦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1.王凌老师率先在全国指出：我们对“三言”及对冯梦龙的评价偏低。“同冯梦龙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比较，我们对他的重视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杰出的俗文学家，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冯梦龙的主要作品在清朝被禁毁，散佚民间，流失海外。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冯梦龙的名字湮没无闻。“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鲁迅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首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冯梦龙及其代表作“三言”。但鲁迅只看到《醒世恒言》一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今皆未见”。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教授发表《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介绍了当时新发现的“三言”，鲁迅高度评价这“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五四”倡导白话文，冯梦龙的作品开始引起重视并且公开出版，冯学研究也应运而生。冯学泰斗容肇祖1932年发表了《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续考》两篇重要文章。郑振铎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冯梦龙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了很高评价，特别指出冯搜辑、拟作的《山歌》10卷，“以吴地的方言、写儿女的私情，其成就极为伟大”，“是我们文学史里很难得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冯梦龙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批专家学者通过考订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 粉碎“四人帮”之后，冯梦龙作品的出版、研究又恢复了。王凌老师一次偶然的机遇，与冯梦龙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王凌老师1944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清市，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基层干部、新闻记者、党政官员。他从小就喜欢民歌民谣、地方戏曲、曲艺。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从事文学研究。10年“文革”、长期的基层工作，都未能使他放弃文学梦想。机遇总是眷顾有心人。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82年他利用采访机会头一次来到寿宁县。他早就知道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任过四年知县，因此特别留意有关冯梦龙的情况。他打听到冯梦龙在寿宁当知县四年期间，写过一部《寿宁待志》，国内已失传，孤本存日本上野图书馆，寿宁有一位有心人费尽心机从日本弄回了该书的胶卷本。王凌老师立即借来，借着山区微弱的电灯光，将胶卷本5万多蝇头小字一口气认真研读完，已是晨光熹微。他无比兴奋，他发现了一座尚无人发现、无人发掘的宝矿。从此他开始了对冯梦龙长达十余年的业余研究。 探骊得珠，很快他就有了成果：论文《别具一格的县志——谈谈冯梦龙的“寿宁待志”》1982年分别发表于《文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3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冯学总体研究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冯梦龙的评价偏低。为此他撰写了《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一文，在1984年福建省作协纪念冯梦龙诞生410周年及入闽任寿宁知县350周年大会上宣读。他这篇“尖锐”（黄寿祺：《序》）的发言，“首次提出”（黄寿祺：《序》）的新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和共鸣。之后，这篇堪称开创新时期冯学研究的“宣言书”的大会发言，发表在1984年11月15日《文学报》，又引起了我国冯学研究界的注意和重视。文章认为，“同冯梦龙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比较，我们对他的重视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他编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情史》《太霞新奏》尚未整理出版，对冯梦龙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容肇祖教授三十年代研究的水平上；至今，我们连冯梦龙的一个简单的年谱也编不出来。更主要的是，过去对冯梦龙及其作品的研究，较多从考证角度出发，而较少进行总体研究，较少放在中国文学史中作纵的考察，较少放在世界文学史中作比较研究，因此，无法正确认识冯梦龙作品（特别是“三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不能鲜明地指出他的作品比他的前辈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看缺点较多，肯定成就少”。这个总倾向，不仅表现在许多单篇论文及当时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在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辞海》冯梦龙词条中也认为冯梦龙“所编选的作品中，有少数能对礼教的某些方面持轻视态度，但多数则宣扬封建思想，且往往流于秽亵”。王凌指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怎么能把冯梦龙研究推进一步呢？”针对国内冯梦龙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他大声疾呼，“研究冯梦龙要有一个大的突破”！ 2.王凌老师对冯梦龙研究提出了新的科学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强调对冯梦龙及其作品要进行“总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王凌老师认为研究冯梦龙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就必须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强调进行总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并阐明了如何进行总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事实上，王凌在这篇“宣言书”式的发言中，已经对冯梦龙及其作品初步进行了总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并首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成为中世纪晚期我国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确实是 ‘前无古人’的。” 3.王凌老师在全国第一次对“三言”及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重新评价，做出准确、公正、科学的结论。 王凌老师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喜欢对问题进行宏观思考，并善于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内在本质做出总体判断。在冯梦龙的研究过程中，他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三言”及冯梦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过去所有的研究者几乎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重点肯定什么？肯定到什么程度？这才是他要研究并解决的问题。 1985年王凌调任寿宁县所在地区的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又兼任地区文联主席（后调省新闻出版局任处长、副巡视员，现为福建省王审知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将全部业余时间投入到冯梦龙的研究中。他发起筹备全国首次冯梦龙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论文《试论冯梦龙及其“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三言”代表了冯梦龙创作的最高成就，“三言”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 这个观点，被大会与会者普遍接受，作为会议成果载入全国首次冯梦龙学术讨论会综述。《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以《“三言”为文学史提供了哪些新东西》为题刊发了这篇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新华文摘》转摘了主要观点。 得出这个结论，得益于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总体研究”：“三言”120篇，各篇质量参差不齐，民主性、封建意识参杂其中。只有进行总体研究，分清主流和支流，着重研究它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比较研究”：把“三言”与《水浒传》（以塑造农民起义的英雄群像见长）、《三国演义》（以描写帝王将相的角逐争斗为主）、《西游记》（展现正义战胜邪恶的瑰丽幻想）、《金瓶梅》（暴露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等比较，那就不难发现，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新兴市民阶层兴起的“新人新关系”。再同欧洲文学史上《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相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三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综合研究”：不仅从文学角度，还要从历史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冯梦龙的思想、作品及其与时代的关系…… 对于历史人物的重大评价，人们通常听信于权威专家。但是专家也有畏缩不前的时候。王凌老师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勇于探索真理的非凡胆识，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以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三言”及冯梦龙做出了科学评价。王凌老师的观点已为我国学术界所认同，至今无人能够推翻或超越这个观点。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于“三言”及冯梦龙的最准确的评价，堪称经典论断。为我国冯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王凌老师在冯梦龙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填补了多项空白 王凌老师在研究冯梦龙的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梳理、考订工作，“遍阅冯氏全部著作”，所付出的辛苦劳动一点不亚于专业学者。他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观点分析研究，每每有新发现，得出新结论。或纠正前人的谬误，或补正前人之缺失，发前人所未发。其评论范围涉及冯梦龙生平、爱情、交友、宦游、编纂、创作、做官、思想等各个方面，几乎是全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不仅高屋建瓴在宏观上进行总体把握，也在微观基础研究上探赜索隐。从而“还冯梦龙一个‘全人’的本来面目”。 1.通过对《情史》出版时间的考证，证明了冯梦龙的贡献与成就。 王凌老师考证出冯梦龙编纂的《情史》出版时间，在“三言”之前。他又将《情史》与“三言”逐篇比对，发现“三言”中有39篇素材出现在《情史》中，素材较“三言”“简单、粗糙”，他又列举具体篇章说明冯梦龙在四个方面进行了改编和再创作。从中看出冯梦龙“在整理、加工，以至直接编写上进行再创作的艰巨劳动”，从而对以往那种认为冯梦龙仅是搜集者、整理者而不是创作家，对冯梦龙的贡献估计不足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2.通过对冯梦龙与侯慧卿分手时间的考证，确定了冯梦龙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据容肇祖教授考证，冯梦龙与侯慧卿分手在他52岁之前，或少壮时的事。王凌老师进一步考证，则明确在35岁之前，发生了他与侯慧卿的爱情悲剧。他热恋的歌妓嫁给了有钱人，使他大为失望，“遂绝青楼之好”。人生由此发生转折。这个时间点的确定，对冯梦龙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准确的分野。 3.编写了冯梦龙生平简编。 王凌老师有鉴于“我们连冯梦龙的一个简单的年谱也编不出来”，他遍阅冯氏全部著作，摘录、整理了他在各种场合提及自己生平的片言只语，又参照其友人言述，掌握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再联系时代背景，加以考证、编排，终于编写出了洋洋万余言的《冯梦龙生平简编》。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冯梦龙年谱。 4.王凌老师在我国冯梦龙研究领域里的“填补空白”之作远不止这些。他的“冯梦龙生平和思想探幽”系列（5篇），系统考证研究了冯梦龙的爱情、湖北麻城之行的重要活动，冯梦龙的青少年时代、创作高峰期、仕途。他还探讨了当时文学史家未曾注意到的冯梦龙与李卓吾的关系，盛赞冯梦龙与李卓吾是明中叶以后，思想文化界两名“反封建斗士”。对冯梦龙参与结社、任寿宁知县的政绩及所著《寿宁待志》的特色等等，王凌老师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还对百集系列电视剧“三言”“二拍”的改编剧本工程提出文学总体构想。 冯梦龙早年科举不中，寄情于青楼酒馆。爱情遭到重大挫折，转而投入俗文学的创作。一生“落魄奔走”，具有叛逆精神，被视为“畸人”；但他执著地追求“情真”的理想，“竟有勇气”（郑振铎语）搜集、拟作民歌，从古代野史笔记中选编有关男女爱情的故事，可谓“情种”；他又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七品官”。“畸人”、“情种”、“七品官”，王凌老师不仅确立了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生动地勾勒出冯梦龙的典型形象。 王凌老师在我国冯梦龙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重大的。1992年12月，王凌老师应邀赴母校北京大学，参加北大《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暨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宣读论文《冯学研究七十年》。该文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俗文学七十年》一书，并被多家报刊转载。 在这篇论文中，王凌老师指出，70年来，“冯学研究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第二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以为，我国冯学研究的第二次历史性的突破，正是由王凌老师率先倡导发动并实现的。他对我国冯学界重新评价冯梦龙、确立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齐裕琨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采纳了王凌的冯梦龙研究成果：第五章《古代小说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上）》“2. ‘三言’、‘二拍’和其他白话短篇小说”：“新时期冯梦龙生平研究取得很大进展。陆树仑的《冯梦龙研究》……缪詠禾《冯梦龙与三言》、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游友基《冯梦龙论》对冯梦龙生平考索有新的收获。” 第六章《古代小说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下）》“2. 冯梦龙和‘三言’研究”：“王凌认为李贽和冯梦龙是晚明思想文化界的两名反封建斗士。他们的共同之处一是反尊孔，反道学；二是提倡社会平等；三是文学思想上，都主张‘情真说’，提倡通俗文学”；“王凌论述了‘三言’的新贡献是：①第一次把市民作为正面的主人公写入作品，是一部中世纪我国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明显的变化。③大部分爱情作品充满振奋、乐观的浪漫情调。这是以市民阶层为依附，以新的爱情观念为基础的。” 2009年12月王凌老师研究明清浙江绝代才女倪仁吉的新著《凝香——寻访倪仁吉》出版，与《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堪称我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双璧。2010年1月，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鉴于王凌老师“对我国通俗文学艺术事业的杰出贡献和令人敬佩的品德”，授予他“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