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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历经四次大型修订，至2009年版(通称第六版)问世，从修订体例、思想解放、辩证唯物、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等宏观调控，到每一辞条释文之注音、释义、书证、语源、义项分立等具体行文撰拟，历次增、删、订、补，日趋完善，进步显赫，读之解颐，喜不自胜。 2009年版之学术品位，层楼更上，超越历次修订各版之境界，可喜可贺。 笔者于检索之余，或略随意检读，亦偶有发现尚不尽如人意之处。兹仅就人物条目释文残缺疏漏一项，略为举隅，以就教于编者、读者、专家、学者，亦供下次修订之参酌。 1.陈独秀(一册P271.3，第六版彩图本，下同，不另注)条，释文略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被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19年领导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下叙政治经历，略)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以教书为生。后在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编》(6卷)。” 按：释文乃将陈独秀单一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仅具其政治身份之一面，而失却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之本色，即见释文残缺不全。1917年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及《敬告青年》、《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偶像破坏论》、《“新青年”宣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后，又有语言文字学著作《实庵字说》、《字义类例》等书刊行。则其学者地位牢牢确立而无疑。准此，必当补足“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于其定位总括语之前，乃见释文之完备。 2.陈寅恪(一册P278.1)释文略云：“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 按：释文残缺、疏漏，须补者六： 一、于其学术功底及造诣，失叙精通英、法、日、希腊、拉丁语文，亦通满文、藏文等。此关乎其治学主张、实践、成就：“打通文史哲，沟通中西之学”，故须补足，乃见释文之完备。 二、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以梁启超举荐而为四大导师之一。此标识其学术地位与造诣，岂可失叙? 三、1928年中央研究院北迁后，陈寅恪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专事史学及文籍考订)主任，失叙。 四、1948年以其学术成就而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位院士之一。《辞海》人物条目其他院士多叙及之，而此条疏漏，乃见与其他条目体例不一，释文明显漏项。 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为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其他学部委员于人物条目释文多及之，而此独失，彼此相校，以见疏漏。 六、释文失叙其治史方法：以诗证史，开拓史学研究新途径，须表而出之，不宜隐没。 以上六项史实，皆标识其学术造诣、贡献、历史地位，不宜疏漏而隐讳。 3.丁丙(一册P472.1)释文略云：“清末藏书家。……文澜阁《四库全书》散佚后，丙多方收集并抄补。……” 按：释文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散佚情状及丁氏兄弟抄补情状不明，行文显得粗疏陋略，致使丁氏兄弟于中华文化传承之贡献几为湮灭，此处确切表述，似应作：“清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二次攻占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毁于兵燹达三分之二。光绪八年，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设局补钞，历时六年，补钞2174种。”由补钞历时及数量而彰其文化历史之功绩，以识不忘前人之功业。此正“君子多识(ｚｈì)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御制序)。 4.蒋百里(二册P1086.2)释文云：“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 按：释文有目无纲，且于军事、文化两面各失重要关目，显得释文残缺，未达一间。其可议可补者四： 一、释文于其平生著述失举军事著作《孙子浅说》、《国防论》、《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宋之外交》等；于其文学著作失举《欧洲文艺复兴史》，文学翻译失举日本人朝永十三郎所著《近世“我”之自觉史》，则其学者、作家身份不见矣。 二、释文于其文学、文化活动失举：1.赴欧军事考察归来，出任蔡元培、梁启超主办讲学社总干事，支持学社出版各种丛书，举办讲座，邀请泰戈尔、罗素等国际文化名流来华讲学，促进学术文化交流。2.于1921年1月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3.1923年与胡适、徐志摩组织创建新月社。则其学者、作家身份隐没矣。 三、释文所谓“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云云，莫如更确切释作：“抗战爆发，出国宣传，争取外援”，则其积极抗日之举得以准确表述而近乎实情。 四、因以上三项释文之陋略，则于其总体定位：“军事家、作家、文化学者”，暂付阙如，造成释文阙漏，有目无纲，失于统纪，均当补以完之。 5.胡先骕(二册P916.1)释文略云：“中国植物学家。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和院士。1922年参与创办《学衡》杂志，曾发表《评尝试集》等文批评新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曾发表水杉、秤锤树、木瓜红等新属和新种论文百余篇。……主要著有《植物分类学简编》、《中国植物图谱》……《经济植物手册》等。” 按：释文残缺当补者六： 一、释文失落：1923年再度赴美留学，并于1924年获哈佛大学植物学硕士学位；1925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一书，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全面整理，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与其他人物条目之学位多为记述者不一，则此为漏项。 二、1930年，当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学术职务，失记。此标识其学术造诣于国际植物学界之评价与地位，亦为国人之学术荣誉，当为补释。 三、1948年，与郑万钧合著《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震动国际植物学界。此一国际学术贡献，理当表而出之，不宜隐讳或漏略。 四、1955年因所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出版，内有批评苏联李森科伪科学之论，而横遭批判，书遭禁毁，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并任命学部委员时，原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方面院士凡未离开大陆者，皆得任命为学部委员，唯独胡先骕一人未获任命。而今，即使不纠正当年历史之偏颇失误，亦当举证此书，以不泯没其学术贡献。 五、1962年2月17日于《人民日报》发表介绍中国科学新发现之长诗《水杉歌》，因得陈毅副总理“富典实，美歌咏”、“足以张大吾军”之赞誉，始得面世。此作足以代表其诗词造诣，且关乎其植物学专业新发现与贡献。此诗双关科学与文艺，故当于原释文“曾发表水杉、秤锤树……论文百余篇”句下，补释：“并于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水杉歌》”一语，亦体现其自然科学家本职之外，又为诗人之一面。1960年，尝请钱锺书代为编订其平生诗作《忏庵诗稿》一书。 六、释文总括语仅具“中国植物学家”之一面，显然缺漏：“文学评论家、诗人”之定位，必当补以完之而后可。 6.胡愈之(二册P916.2）释文略云：“浙江上虞人，原名学愚。1914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9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上海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推动创办生活书店，从事进步文化出版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 按：释文多叙仕履及文化活动，失举学术文化著译，完全依照政治人物条目模式撰文，失其学者、作家之本来面目。枚举政治、文化活动，而开篇却失身份定位之总括语，即见多端寡要，不切题旨，且叙史事而有误。因而，似宜删略仕履及部分文化活动，而择要举其著译作品以见其学者、作家之本来面目。故本条释文可商者三： 一、释文所谓“1919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表述不确。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则“次年”，显然失误。又，当初发起创建者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为主，胡愈之虽尝参与动议，而非主要成员，不提也罢，无损于胡氏之业绩光辉。释文故可略而不提，以省篇幅而让位于更重要之内容，似更相宜。 二、于其重要著译似可于下列数种摘要略举：散文集《莫斯科印象记》、《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学术著作《新兴国》、《世界语四十年》、《关于大众语文》、《东北事变之国际观》、《欧战与我国外交》，译作《图腾主义》、《国际法庭》、《诗人的宗教》等。 三、考其平生行述，开篇总括语似当补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定位乃确。 7.吴稚晖（四册P2415.3）释文略云：“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按：释文失人物评价总括语，显得漏项，殊不相宜。吴稚晖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复杂而有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考其平生行述，就政治而言，先是反清革命，后是拥蒋反共，虽“一生追随革命，却终生不入官门”。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于陪都重庆，蒋介石邀吴出任新主席，吴却以“三不”为由而力辞不就。以学术、文化、教育而言，却又贡献不小，其平生著述文稿近三十箱，依台湾刊行《吴敬恒选集》十三册，其中涵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序跋、游记、杂文、书信各个领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亦殊可观。至于其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即以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共28名)一事，足以为学术文化人历史评价之重要参证。当初中央研究院毕竟代表国家学术文化最高机关，而院士制度亦为代表国家科学与文化最高之象征。其首届院士之选举亦可谓十分慎重：1946年由各大院校、专门学会、科研机关及学术界资望较高者分科提出候选名单，共约400人，1947年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审定正式候选人150名，原拟选出百人左右，1948年经评议会五次投票，选出81名院士。其中，人文组由55名正式候选人中选出28名。其选举以学术成就、贡献为唯一标准，郭沫若、马寅初政治立场及其言行明显亲共，并未因此而拒之门外，仍可当选为院士，其无政治干预可证者一；而当时国民党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官员却无人当选，其无政治干预可证者二。由此可见，吴稚晖名列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之首，足可为评定其历史地位、学术贡献之参照系。与其同时代曾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之教育家蒋梦麟称其为：“中国学术界光芒四射的一颗彗星”；平生曾获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含哲学、文学、政治学）的学者胡适之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推举其为“世纪伟人”之一；此三方面评价，我们虽未必完全赞同，但未尝不可作总体评价、定位参照系之一。则综其平生行述，界定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作总括语，乃合学术、历史之实际，似较允当。 8.张爱玲（四册P2875.1）释文略云：“中国女作家。原名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今唐山市丰润区），生于上海。童年时代亲历封建官僚家庭的衰败过程，青年时代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渐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恋》……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小说结集有《传奇》、《流言》，另有长篇小说《十八春》等。有《张爱玲全集》行世。” 按：释文残缺，尚有未明者三： 一、失叙求学经历之复杂过程，读者无从索解其何以能用英文创作小说多部，故须补足：“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马丽亚中学。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战乱改入香港大学而毕业。”释文必补此求学经历，亦使1955年赴美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文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雷德克里芙女校为驻校作家之资格与任职之可能，有所来历。失其求学经历，则其后之经历与成就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矣。 二、于其业绩叙事漏项，中文创作、英文小说之外，只言古典文学研究有《红楼梦魇》，且失《红楼未完》；而未及译著：《老人与海》、《鹿苑长春》等。必当补出译著，乃成完释。 三、释文于其作品风格及其影响，暂付阙如，当补：“其作品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故事性强，情节离奇曲折，引人入胜之特点，且成功运用现代西方小说之表现技巧，讲究人物心理描写与分析，生动细腻，趣味无穷，因而对台湾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白先勇、陈若曦、施淑青、琼瑶等作家皆对其推崇备至，有所师承。必补此，乃见其文学贡献及影响之概貌。 9.张东荪（四册P2877.1）释文略云：“中国学者。……曾任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34年与张君劢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撰文反对唯物辩证法，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哲学上提出‘架构论’和‘多元认识论’，……人的认识由‘感性’、‘根由’、‘格式’、‘设准’等多元的精神范畴组成，‘外界不可知，而自我亦绝对不可知’（《认识论》）。著作主要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阶级问题》等。” 按：释文可商者三： 一、张东荪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界思潮动荡时代之活跃人物，几乎参预其时之所有论战，诸如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哲学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则释文于其学术活动方面，似亦应有所论列而竟付阙如，当补之，乃成完释。 二、其平生耿直而坦率，如有所思则笔之于书，著译綦丰，原释所列著作之外，其《科学与哲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现代哲学》、《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从西洋哲学史观点看老庄》等著作，皆有较大影响，此外译著如柏格森《创化论》、《物质和记忆》及《柏拉图五大对话》等书，似亦应择要摘举，以近全豹。 三、释文之前，于人物历史定评之总括语，只泛泛称之曰“学者”，殊为不确。“学者”，仅仅为求学者，做学问者，至多为学术上有所造诣者之称，未涉于造诣之浅深、成就之高低；而“家”，则专指于某一门专业、行业具有较高学识、造诣精深、技艺高超，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而声名昭著者之称。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哲学史家们似乎尚无人否定张东荪为哲学家之资格。至于其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究属哪一派，则待商量。 10.张元济（四册P2885.2）释文略云：“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进士，……后在上海致力文化事业，曾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总理。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辑有《续古逸丛书》。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 按：释文阙漏者二： 一、叙经历阙漏重要史事：1948年，中央研究院经全国各大院校、科研机关及学术界德高望重之专家学者举荐，从55名候选人中经五次投票，甄拔选出28名人文组院士，张元济荣膺首届院士之光宠，并参加首届院士会议，莅会院士留影居前排左起第三人。释文不宜阙漏；且与其他院士条目释文多已注明相较，尤见此条阙漏之失，有损《辞海》之严整体例。 二、张元济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之作为，促成国家、民族、时代、社会进步事业之贡献，彪炳史册；其于中国文献学（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考据之学）贡献昭彰，所著《百纳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丛书百部提要》、《宝礼堂宋本书录》以及由后人整理之《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等著作，与该条释文所举三书，皆彰显其于中国文献学、文化史、社会进步史之非凡贡献。故于人物定评之总括语“中国出版家”之外，必当补出“中国文献学家”，乃见其确。 11.章炳麟（四册P2887.2）释文略云：“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下叙革命家、思想家经历、言论略备，此引从略）……1935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收徒授业。……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研究。鼓吹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所著《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但文字古奥难解。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外，部分遗稿刊入《章氏丛书三编》。今有《章太炎全集》。” 按：释文于人物定评之总括语“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甚确；而于“学者”云云，失之于泛，且未见人物卓越历史文化之贡献。太炎先生治学广泛，举凡哲学、史语、文学、语言学之研究，皆有超乎寻常之卓越贡献，以其著述范围、种类、品位、创见，昭昭其明，卓然可证。就中，乃以语言文字之学成就尤著。对于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亦称“小学”，有沿有革，多所创获，第一个建立完整的上古声类系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鱼、阳、支、青、至、真、脂、队、谆、哥、泰、寒、侯、东、幽、冬、侵、缉、之、蒸、宵、谈、盍。发展戴震、孔广森“阴阳对转”理论，提出完备的阴阳对转、旁转理论。并开创了词源学之研究，且著中国第一部同源词研究之学术专著《文始》，依据汉字孳乳繁衍之流变，梳理出汉字“初文、准初文”五百十字，义由音衍，孳乳而得“五六千名（字）”，基本形成汉字系统。又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专门探究词源理论一文中，对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汉字造字法———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论，历来争论不休，对前四书为造字法无异议，而于“转注、假借”则众说纷纭，或以为造字法，或以为用字之法，莫衷一是。章炳麟详说细解，认为前四书既为造字之法，则“转注、假借”亦造字之法也。其《小学答问》亦为词源学研究专著。其《新方言》、《检论》、《国故论衡》于方言之研究，多有贡献。太炎与其得意高足黄侃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学界尊为章黄学派，上承乾嘉，下启来哲，成为一代宗师，其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过渡，厥功甚伟。故于该条释文总括语“学者”一词，宜代之以“语言文字学家”，乃见其确。 以上可参《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卷四·章炳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1版。 （本文作者为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99年版《辞海》特约编审）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01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