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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存》中六篇有关碑帖、石刻的考证研究之作，笔者曾收集并细读过，受益良多。十几年后再得重温，仍感作者当年考订论说之精到，至今无出其右者。其中尤以《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及《西汉石刻文字初探》诸篇，为堪称典范的传世名作。  《汉石经斋文存》（上、下） 徐森玉著 徐文堪编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262页，29.80元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 郑重著 文物出版社 2007年3月第一版 233页，80.00元 汇集徐森玉先生主要著述的《汉石经斋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终于辑成问世，此真功德无量。 一向被学界公认为文博领域国宝级人物的徐森玉先生，虽一生鉴宝无数、识人有量，但留下的文字，却像能比肩其学养造诣和为人品德的人数那样，几近稀少。一般让人耳熟能详的，也不外乎当年从郑振铎到张葱玉、谢稚柳、潘伯鹰、徐邦达、赵万里、陈梦家诸家，无不毕生以“森老”尊之有口皆碑。现《文存》在此，不仅那些原本散见各处、不易获读的珍贵文字，可得一编永存，且使无缘追随问学之代代后学，能在细品之中，得以领略其广博深厚而又平实低调的学识风采，幸莫大焉。而倘欲“知人论世”，则又有郑重先生所撰“中国文博名家画传”中之《徐森玉》，这是以乐为收藏鉴赏大家树碑立传而有声学界的作者，多年以来从文献载籍、档案材料及采访调查中上下搜考、不同寻常的辛勤积累，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徐氏生平学行等最全面翔实的评传文字。 今《文存》所收，除五篇序跋、十几通书信和诗词之外，主要为六篇有关碑帖、石刻的考证研究之作。这些文章原先已都陆续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物》杂志，笔者因兴趣所在，曾收集并细读过其中的绝大部分，受益良多。十几年后再得重温，仍感作者当年考订论说之精到，至今无出其右者。其中尤以《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及《西汉石刻文字初探》诸篇，为堪称典范的传世名作。 《宝晋斋帖》是南宋曹之格辑刻的一部著名法帖，共十卷。除卷一中谢安《告渊朗帖》（即《八月五日帖》）及卷九、卷十的米芾、米友仁父子所作之外，余均为王羲之并其诸子献之、凝之、徽之、操之、涣之书迹。此帖自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陶宗仪《书史》，到明清王佐、范大澈、丰道生、杨大瓢、王虚舟、孙承泽、沈复粲等，代有著录评说。然因传本稀少，伪刻杂出，故各家记述，亦多纷纭。《宝晋斋帖考》则据曹刻原拓，从清理、辨析前代诸家之说入手，细绎卷中所收各帖来源、序次及标识题记、各家序跋等第一手资料，提出问题；再参证其他相关文献，从而廓清了诸如此帖刻成年代，原本形成经过，收录书迹渊源，后世翻刻异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又进而由此探究其他已佚重要法帖面目，校订前人著录讹误，以及那些帖中所刻与今日仍幸有流存的传世墨本，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名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优劣高下等等，最终形成令人信服的独到结论，为世人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此帖的文物艺术及版本文献价值，一槌定音。如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碑帖专家容庚先生，在其巨编《丛帖目》中曾记：“一九五九年六月，余于文物保管委员会得见拓本，费一日之力，摘要记录。六一年七月廿七日，复据复印本校正一过。”因此，容氏除得以准确详录此帖十卷目次内容、概引张伯英先生之说并加辨正之外，更迻录1960年上海市文管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此帖“说明”之主要内容（其观点结论，当均出自徐森玉先生之研究成果），还特附《文物》1962年第十二期所刊徐著《宝晋斋帖考》之细目。长期主事北京琉璃厂专营碑帖之庆云堂的碑帖专家张彦生先生，其《善本碑帖录》所述，亦多取资于此文。 据《宝晋斋帖》影印本前“说明”，知此帖曾经元赵孟頫，明顾从义、吴廷递藏，并有明冯梦祯、吴时宰、许志古及清王澍（虚舟）等题识。与张伯英、容庚等先生同嗜碑帖并具研究心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在其《帖考》一书的《宝晋斋帖考》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三九年二月，琉璃厂墨因簃有某君（售帖者讳其名），寄售旧拓《宝晋斋帖》十卷，装十册，索价五千元。不数日即收回，不复售。余匆匆得一观，略记其目，惜未能详。此拓本有王虚舟跋，定为宋拓。案《宝晋》所收二王、谢安等帖，皆《阁帖》无，与宋人刻法帖多承袭《阁帖》者，大异其趣。故虽有陈绎曾之贬辞，而渴望寓目，未尝一日忘。”并据杨大瓢所记明时此帖曹氏原刻惟见董其昌、叶芳杜各有一部，及范大澈“云间顾汝和有全部”之语，谓“明代曹刻此帖，吾人所知全部者凡三本。墨因簃所见，或在此三本之外（帖中未见董、叶、顾印记题字）耶？”林氏据此考订，所得结论，于有关此帖刊刻年代、卷数、序次、内容等，多与徐森玉先生所述，大体相合，惟于其形成过程之考察，似不如徐氏明了，犹未及米芾旧刻宝晋斋三帖（即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及王献之《十二月帖》）毁于兵火之后，曾经葛祐之重刻之事。林氏于1960年3月辞世，作为其遗稿的《帖考》，当时由陈叔通先生作序后，请徐森玉先生谋为刊行。曾为徐森玉先生碑帖研究助手的汪庆正先生，在其《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1961年陈叔通先生携宰平先生的《帖考》手稿来，希望在沪出版。先师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名义，多方奔走。由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如愿。《帖考》手稿置我案头半年以上，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周详，读之使我终生受益。1962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后，连同原稿退还北京，最后由宰平先生的家属和友人自印行世。”至1999年5月，此自印本又得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而陈叔通、徐森玉二先生之序，仍载卷首。徐序虽仅一百多字之题，但道林氏《帖考》之学术评价、作序缘起及曾经校读全稿等，均原原本本，因知其于《宝晋斋帖考》在《文物》正式发表之前，已经读过林氏的相关考证，故弥足珍贵。今《文存》未收此序，因复录其文于此： 刻帖不始于宋，而丛帖之风盛于宋。历元明清数百年来，官私刻帖种类繁多。探究其所收内容、上石年代与模勒者之姓氏，已成专门学问。宰平先生毕身致力于斯，自程南邨后，未有能如先生之精于帖学者。叔通先生出宰平之遗著《帖考》寄余校勘，以待付梓。森玉衰病侵寻，目疾日甚，谨于全稿校读后，附识数语归之。一九六二年元旦徐森玉。 《文存》中《兰亭续帖》一文所论该帖残卷两册，虽曾见载于宋代陈思《宝刻丛编》、明《文渊阁书目》，并被清代程文荣《南村帖考》辗转提及，但至近世，已几近湮没，张伯英、容庚、林志钧诸家相关著述中，均无论说，故徐森玉先生当时断为“应该是《兰亭续帖》传世的孤本。”（笔者案：今据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知北京私人处另藏此帖残本一册，存《兰亭续帖》卷四、五、六内容，与徐森玉先生所述残本有部分重复。）遂在文中依次详列其帖文内容、前人记载及流传经过等，并提出极富启示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若干，包括《兰亭续帖》之刻，究竟是否完全本自《汝帖》这样的质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其中各帖帖文录出之后，再一一与尚能找到的相关帖刻及文献记载逐条比勘，从中发现问题，再加考订，提出看法，充分体现其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科学细密。今试拈其中一二，以为说例。 该帖中王羲之《追伤帖》行书六行，因“《淳化》、《二王》等帖均不载”，遂以《法书要录》中《右军书记》所录帖文校之，得异文三处，录以备考；再经互校，知《宝晋斋帖》所收此帖缺二十一字；更取上海图书馆藏《鼎帖》复校，知“帖虽全文，但刻工较《兰亭续帖》为差”。又从“刻工极为拙劣”的“六册陈眉公旧藏的所谓《澄清堂帖》”中，发现一条值得注意的异文，即原帖中“昨想”二字，此本作“昨歹想”，联系《右军书记》所载作“昨反想”，遂推定“昨歹想”之“歹”字，当为翻刻时因形近而误将所据底本之“反”字，讹为“歹”字。由此，不仅此帖各本异同源流皆明，且虽为劣本但其可注重之价值，亦得彰显。 又如通过对该帖所收题为萧子云书《出师颂》的溯源考察，不仅揭明除《汝帖》中不知所从出的节刻之外，“很长时期中，对萧子云章草《出师颂》的全文，不论是墨迹本或是较早期的墨刻本，都不易得见”。还进一步结合文献记载，通过与较为世人熟知的所谓索靖或隋贤《出师颂》传本的排比考校，指出：“《兰亭续帖》这个早期墨刻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章草《出师颂》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时在1964年。几十年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巨款拍入《出师颂》墨迹传本，当学界各方为此件书者归属真伪及相关问题激辩不休时，此萧子云《出师颂》刻本，又成为论者“新发现”的重要材料之一。 其实，这样的研究，更有意义的还在于能为青年后学昭示治学门径。当年作者“由于年岁过高，一些校勘、核对工作，都假手于青年同志”，后来得知，曾为徐森玉先生助手、后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先生，当时正是徐先生所说的“青年同志”，则其日后撰有《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上）》、《泰山刻石述略》、《南朝石刻文字概述》种种，均无不可窥其从乃师《西汉石刻文字初探》等文字中启悟传承的得天独厚。当然，有时也有烦恼。据郑重先生所记，在那场著名的“《兰亭》真伪之辩”中，上面硬要徐森玉先生这样在文物界一言九鼎的权威表态，以至于汪先生为《文存》中《〈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这样的“绕圈子”文章，“一夜白了少年头”。此外，还可一提的是，郑振铎先生在其1956年5月8日的日记中记：“森老搞碑刻事，已与张明善说好，由他担任助手。此是一件大事，必须努力促成之。”张明善即北京庆云堂碑帖专家张彦生先生之子。承郑重先生见告，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氏所说的“大事”，是拟组织编纂一套有关历代石刻的大型项目，因请徐森玉先生主其事，特安排张明善为助手，并已开始着手资料搜集工作。后此事不知何故未果，否则，当年张明善先生倘能在徐氏指导下始终此役，则家学之外，也许还能由此而更多得道。 《文存》卷末，又附牟润生先生《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及编者徐文堪先生《记先父徐森玉先生二三事》，前者主要以“轻富贵易，轻没世之名难”立论，表徐森玉先生博学而低调之品行；后者则“拟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就先父事迹中几个较不为人所知的侧面，作一点介绍”。均让人读之有味。今再就平日偶得，略补两位并郑重先生所著中未及者。一是徐森玉先生早年在京时，曾入由吴承仕等八人组成的“思误（后改思辨 ）社”。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回忆录》中记1922年“五月，思误社（后改思辨）假歙县馆为第一次会集。晤歙县吴检斋（承仕）、程笃原（炎震）、洪泽丞（汝闿）、盐城孙蜀丞（人和）。……四君外为邵次公、朱少滨、尹石公及余，凡八人。以后两周一集。后来陆续入社者有陈援庵（垣）、高阆仙（步瀛）、陈匪石（世宜）、席鲁思（启駉）、邵伯絅（章）、徐森玉（鸿宝）诸君”。这是一个学人间以校订古书、讨论学问为宗旨的聚会，据说余嘉锡、黄节、伦明、孟森、闵保之、谭组任、张尔田等，亦先后加入其中。则可知精于版本之学的徐森玉先生，当与上述诸贤，多有切磋论学之交。又郑重、徐文堪两先生均记徐森玉先生在“文革”中含冤病逝之后，家人送其落葬，徐先生东床、著名诗人王辛笛先生有绝句二首之悼：“何期营葬送斯文，山下人家山上云；万事于翁都过了，斜阳无语对秋坟。”“知在秋山第几重？全凭溪水想音容；横塘不见凌波影，坐听枫桥晚寺钟。”今王辛笛先生之女（即徐森玉先生外孙女）王圣珊、王圣思在《何止为诗痴·辛笛》（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月）一书中更记，除此之外，其父于1971年5月19日为奔岳丈之丧回沪，面对遗容，有七绝三首之悲吟： 衰翁抱病获丛残，批斗登台应诺难；劳瘁都缘文物累，深情留与后人看。 夕阳门巷影参差，绵惙叮咛漏尽还；已属高年闻道去，九原何日了心期？ 许国何须惜此身，此身虽在亦堪惊；百年终是匆匆客，一例龙华道上人。 并录前述其父偕妻徐文绮送徐森玉先生骨灰落葬时所作悼诗前之“小引”，曰：“为森丈营葬于苏州七子山麓，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暮钟而已。”这是1974年11月23日。■ 原载：《东方早报》2010-11-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