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实在是一个博大精深、值得后人反复探究认真思悟的重大课题。看《一寸山河一寸血》，看崔永元《我的抗战》，看陆续公开的来自海峡对岸乃至欧美的史料，我们对抗战全貌的认识逐步开始接近客观，接近历史现场。以往，论述抗战多从政治军事着眼，如今，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抗战也逐步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知。其中，最能体现国人远大眼光、知识分子担当精神的，莫过于当年故宫文物的大迁徙了。 2003年，有机会到欧洲一游，同行者有一故宫博物院专家老吴，赫哲族人，历说故宫种种轶事趣闻，使人大开眼界，尤其是故宫文物因遭逢巨大事变而被迫南迁西迁之事，惊心动魄，聚讼纷纭，令人感慨万端，自此，对易培基、马衡、张继等人的名字，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回国后，翻找此类资料，却大多囿于种种原因，或执其一端，观念落后；或盲人摸象，难窥全豹；或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面临强寇猖獗的艰危时刻，故宫文物无奈却又是主动大迁徙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到如今却语焉难详，实在令人尴尬难堪。何时才能把这一段历史脉络、恩怨纠葛说清楚道明白？如今，章剑华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承载》出版发行，多少可以了却这样的遗憾了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古老贫弱的中华民族四面楚歌。国内政治纷争如火如荼，令人焦心；国外强敌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最为跋扈可恨者，莫过于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一再挑衅我一忍再忍的底线，最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不计其数，价值连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透过长城抗战的弥漫硝烟，易培基、马衡等人虽然身处紫禁城中，似乎远离尘世喧嚣，但却以超强的敏锐，意识到了迫近的全面战事。他们紧急行动，排除种种阻挠，义无反顾主张迁徙故宫文物。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于是乎，数千箱的文物南下西走，先赴上海法租界，后转至南京朝天宫，紧随着局势日益糜烂，南京不保，这些文物又兵分三路，长途跋涉，或三湘，或汉中，或贵阳，或成都，或重庆，颠沛流离，茹苦含辛。抱着“文化之根在，中国不会亡”的信念，知识分子们立下“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誓言，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两万多公里，用心血和生命保护了故宫文物的安全和完整。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中，故宫文物没有一件被战火焚毁，没有一件在途中损坏或丢失。这样的无量功德，多年来却基本淹没在历史云烟的荒草芜杂之中。感谢章剑华先生，在细心搜求爬梳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以充沛饱满的激情，酣畅淋漓的笔墨，坚实可靠的史料，真实可感的人物，生动全面地反映出这一重大的历史篇章，让我们知道如今存放在故宫、南京博物院，台北博物院的文物背后，原来还有着如此动魄惊心的沧桑往事。 强敌溃败，民族胜利，但令亲痛仇快的同室操戈，又使故宫文物海峡阻断，至今还是破镜难圆。对于各说长短的所谓易培基盗宝案，章剑华也依据事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辨析；至于易培基与张继等人的纷争，伴随着历史风雨的尘埃落定，已经水落石出，基本上泾渭分明了。当然，作为历史人物，对易培基、马衡、张继等人，还有一点闲话似乎需要饶舌。 易培基是湖南人，毛泽东的老师，曾经担任过湖南师范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的农矿部长，与鲁迅有来往，是李石曾的儿女亲家，主持故宫博物院，功不可没，也因所谓故宫盗宝案，抑郁而终于1937年，年仅58岁。蒋介石说，易培基是“读书人，老同志，不至于此，应查明白”，但战火纷飞，国破山河，谁来顾及？易培基一生唯一著作是《三国志补注》。张继，河北沧州人，留日，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元老，一生反共，1947年去世，曾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死后不久，1948年初，《南京人报》刊发消息易培基案撤销。马衡，浙江人，有真才实学，踏实耐劳，其兄马裕藻为北大中文系主任，在金石、考古等方面造诣颇深，继易培基之后，为故宫文物保护功勋卓著，郭沫若认为堪当“不朽”，有《凡将斋金石丛稿》传世。马有肝胆气，王国维遗稿被罗振玉攫取，马挺身而出，仗义索回；孙殿英盗挖东陵，马只身进京，严词控告，孙殿英部下有两人被枪决，孙殿英挟嫌报复，在马在河北易县考古时，派人捉拿，马闻风避走沪浙；在傅作义举棋不定之时，马衡力主和平，保护故宫，鼎革之后，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受中央政府委派到香港鉴别王献之《中秋帖》真伪，1955年去世。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丰富斑斓的职业经历，作者对民国知识分子群像有着敏锐的感悟判断，对文物、书法、字画、收藏，更有着独到的感悟观察，对文物背后典故的提要钩玄引人入胜，对民国时期的权力运作、世相百态，结合当下的诸多现实，也有生动具体的展示。虽然是借作品中人物之口，但多是作者自己融会贯通所致。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