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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上，学界对1949-1966年间中外文学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方长安的《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论述，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冷战·民族·文学》一书以“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背景，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放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追寻过程中进行阐释。从“十七年”文学与欧美、俄苏、亚非拉文学的关系，“十七年”文学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传播与接受，以及海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言说等方面，厘清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总结其特征，揭示出其内在的话语逻辑与根源。在具体论证中，作者综合运用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政治文化学等相关理论，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民族身份话语与文学话语这三重话语在不同阶段起伏变化的关系建构其动态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既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细致地阐释“十七年”文学与他国的关系，又从纵向的时间向度上清晰地梳理“十七年”文学中外关系史的嬗变过程；既力图客观忠实地呈现历史原貌，又努力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进行理论思考，以追问与揭示纷繁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全书在整体上形成了相互关联又多向展开的研究体系。 以往在论及“十七年”文学中外关系时，许多人习惯性地把它简化为“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并将其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上“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反映。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相比，《冷战·民族·文学》在论述中国“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时，突破了长期以来“同期对应”的观点，认为“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事实上经历了一个认同、摹仿到反思再到疏离的嬗变过程；论述“十七年”文坛与欧美文学的关系时，突破了以往仅仅凭借政治语境中形成的惯性思维断定欧美现代派文学销声匿迹的观点，认为在“十七年”主流话语背后时隐时现着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话语活动，社会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文学之间在矛盾对立中又互相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外关系史上，“十七年”与亚非拉的关系研究在80年代以后一直受到忽视，形成了研究空白，而历史的真实面貌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亚非拉地区的辐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作者从文学集会、作家交往、文学译介和文学影响等各个方面，首次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十七年”与亚非拉文学间的政治文化性关系，具有开拓性意义。 《冷战·民族·文学》非常重视资料的挖掘与梳理，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与研究个案呈现“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复杂形态，做到了言之有物。比如，在论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十七年”文学的介绍与言说中，该著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外文资料，以《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为重镇，掌握了西里尔·白之、杜·维·佛克马、默尔·戈德曼、艾伦·L。卡根、小斯蒂芬·尤里哈、霍华德·L。保曼、斯图亚特·R。斯科拉姆、S.H。陈、文森·Y.C。施、C.W。施、理查德·F.S。杨、尼契等一批汉学家在五六十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与亚非拉文学的关系时，中外作家有哪些重要的集会，具体的会议主题，会议的影响，作家间有哪些具体交往，在这些交往中诞生了哪些新的作品，有哪些作品输入等等，作者一一梳理，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在现代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的关系研究中，通常更重视的是文学输入研究，多少有些忽略文学输出研究，方长安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冷战·民族·文学》中考察了“十七年”文学的输出现象，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当然，该著在文学输出研究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作者对“十七年”亚非拉文学作品的输入进行了非常详实的梳理，而对中国文学在亚非拉地区输出的考察则显得相对薄弱。对于文学输出现象的考察，不仅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理应完善的课题，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原载：《文艺报》10年12月20日第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