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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文学批评》（辽宁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至此，“年度文学批评”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之一种，已经持续编辑了10年。10年的累积，留下了编选者在历史现场中对批评的价值判断，也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境况”。我想，这对以后理解这10年的文学批评秩序是有益的。怀有如此的理想，我把每年编选文学批评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并且看作提升自己的过程。 这个10年，关于文学批评的争议从未停歇，而且是负面的评价居多，但我并不那么悲观。现在，我们通常用文化转型来描述文学的处境。但如何叙述和处理转型后的文学问题，传统的经验甚至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经验都已经显得贫弱。这个时代纠结了太多的“中国问题”。换言之，文学、文学批评是处于一个新的文化空间中。这个空间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存，彼此的边界有时又发生变动。文学置身这个空间中，并且经受着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如何对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进行研究，从而形成研究的共同基础并达成大致相同的文学规律性认识，是现时代的批评所遭遇到的关键问题。从单一的文化系统出发，对文学批评做出各种各样的假定，其实是无效的。南帆曾用“冲突的文学”叙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格局，当年的冲突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了更加复杂的表现。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缺少足够的认识，便很容易对文学、文学批评做出似是而非的判断。所以，文学批评如何处理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关于批评缺席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便此起彼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和80年代相比给人的观感确实不佳。但换一个角度，我们同样也能发现，仅仅以80年代作为参照是不充分的。相对于90年代、新世纪10年，80年代关于文化、文学的诉求相对比较一致，尽管分歧、冲突不断，但在否定“文革”和对现代化的想象中，文学的主潮是清晰的，文学批评也在文学回到自身的这一轨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处理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西方的关系等都在分歧中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这个时期，形成了陈思和所说的“共名”特征。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转折，促使文学回到了常态。 但在80年代以后，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对西方的想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使文学、文学批评在新的文化空间既承接历史的延续，又遭遇到了新的现实。批评依然在场，但已经无法像80年代那样，从分歧、冲突走向妥协和相对的一致。所以，近10年的文学批评，是从相对单一的文化系统转换到多元文化系统之中。当文学批评仍然置身这个系统时，我们应当认为批评仍然在场而非缺席。 现在，许多学者喜欢用“中国经验”这样的提法，近10年的文学无疑是“中国经验”的书写，并且成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作为宏大叙事的“中国经验”对文学、文学批评来说，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经验”中包含了文学处境的复杂性、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文学批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当文学批评意识到这种复杂性，并且试图对文学创作在宏大叙事中的位置、价值作出新的判断时，文学批评便在新的文化空间中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文学活动而获得了独特的意义。 我们曾经用从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的转换来描述批评话语的转型，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揭示，而我们还应当看到近10年文学批评内在的分离和关联、断裂与转折的复杂进程。这些年来，关于“纯文学”、“文学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处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而关于“纯文学”、“文学性”等问题的新论述则是被当下的问题所激活。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重新清理了批评理论资源，重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重新处理了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文学批评由此开始解决它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近10年文学批评的一大收获。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基本问题时，我和王尧提出，批评范式的转型能否成功，文学批评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决于文学批评能否形成中国化的批评理论和如何确立关怀现实的方式。现在看来，还需要再加上一条，即文学文本能否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阐释可能，如果创作“缺席”，批评的阐释也会落空。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批评与创作的互动。 在以往的年度文学批评选本自序中，我常常对入选的文选做出种种解读。在做了9次以后，我觉得不应当有第十次了。因为我的具体评点，很可能误导和限制读者对这些批评文本的理解。尽管我说这是“一个人”的选本，但我也置身新的文化空间中，并且试图超越“一个人”的局限。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1月07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