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关注日益恶化的地球生态问题，或曰现代社会生态危机明确地求助于美学，我最早看到的是1985年法国学者J-M·费里在《神灵》杂志上发表的一段话：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生态学新浪潮即将出现。稍后，美国长岛大学教授A·伯林特的环境美学研究在这一领域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他坚定地认为：审美与艺术活动将在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建设“生态系统城市模式化”的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在城市建设中纳入审美感知、审美体验的维度，以审美改造城市，让城市进入审美的流动的、想象的空间，将会有效地解除现代城市的种种困危与弊病。2000年，徐恒醇先生的《生态美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生态美学专著。工程师出身的作者对环境、技术、日常生活投注了更多的思考，对于当下学界张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美学的生活化转型”来说，徐恒醇先生算得上一位先驱。 尽管如此，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对于审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对于一门被称作“生态美学”的学科是否能够成立，仍然疑虑重重，裹足不前。十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广为披览、细加研讨、上下求索、奔走呼号的一位学者，就是曾繁仁先生。曾繁仁的专著《生态美学论纲》，已经为生态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创立进一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设定出重要的范畴，构划出大体的框架，展示出丰富的内涵。无论对于生态批评的深入开展，还是对于美学视域的进一步拓宽，这部书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都必须拥有丰厚坚实的学术资源。《生态美学论纲》以三、四两编的篇幅陈述了生态美学借助的西方的与东方的生态审美的历史积淀。其中涉及西方的存在论哲学、当代生态神学、环境美学；涉及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精神及以“外事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画论。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不管是否明确地意识到，总会接受某些预设理论的指引。在这一问题上，曾先生是毫不含糊的，在该书的第二编，他强调自己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也不讳言对于“西马”某些批判理论的吸纳，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借鉴。在我与曾先生的接触中，会时时感到他在承受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即是对于他将存在主义哲学接引到生态美学中的指责。而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有欠公允的。就任何一种理论的存在与发展而言，总是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理论发现，以应对时代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应如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是深刻缜密的。在我看来，现代欧洲的现象学哲学、存在论哲学都属“反思哲学”、“回归哲学”，其中包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其中包括向着事物本身的回归、向着人与世界初始关系的回归、向着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学的回归，这些哲学的思路，恰恰可以弥补以往哲学中的疏漏与偏失。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在借鉴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的哲学、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况且，哲学界前辈学者汝信先生此前已经明确表示过，曾繁仁的生态美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践美学”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实践哲学的“半径”可以很大，其“圆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多被当做“对象”处理，而缺少自己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几个月前，我在常熟理工学院听刘再复先生讲李泽厚先生的哲学体系。再复先生讲了美学家李泽厚哲学体系的六个方面：纯粹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美学哲学。讲过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我所关注的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似乎仍然缺少了一个方面的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我说，这恐怕不是再复的疏漏，而是泽厚先生哲学中的欠缺。或许更是“实践哲学”自身的局限。如果再接着往下说，那么，实践美学的欠缺与局限，正有待于“生态美学”的补充与矫正，而这一工作，在中国，正是由曾繁仁先生发起与推动的。这部《生态美学导论》的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曾先生在这部《导论》中说：在中国，生态美学还只是“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雏形”，要真正成长为一门完善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还有待于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他还指出，生态时代的学术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应当有视野不同、观念相异、方法多样的生态美学。我想，这也正是一位美学家优容大度的治学生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