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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安先生的著作曾多次结撰全集刊布。20世纪50年代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是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76年台北大通书局版《王国维先生全集》，兼取排印和影印，规模居首，但仍有不少遗著未能编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主持新编《王国维全集》的工作始于1978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书信》卷，1997年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资助下重新启动，终底于成。去年六月间杭州召开的发布会上，家父代表王国维后人受赠《全集》，皇皇二十卷（册），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展读一过，为之眼明。《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历三十馀年始竟其功，学界伫望已久，其难度和工作量可以想见。新编的体例，一是引文都查明其确切出处并找到原书对勘，二是能找到手稿或原始清抄本者，都以之与底本对校。早期译文、译著也尽量全数收入。每种著译之前均附解题，简介底本和参校本源流情况，每册之首多附初版或手稿书影。这一集成性的出版成果，较诸迭次重出的选编本，更具完整性和权威性，对于改变以往王国维研究基础文献薄弱的状况可谓善莫大焉。 笔者曾先后趋谒参加全集早期编纂的前辈学人刘宗汉、程毅中、谢方、李解民，侧闻绪论。承诸先生告知，90年代初，华东师大史学所的全集编纂一度停顿，中华书局诸先生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展开全集的整理工作。后来得悉华东师大的整理项目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重新上马，深感资料基础、人力配备有所不及，遂主动联系达成合作协议，已整理完成发生重合的，中华方面的整理者均只用复校名义。双方合作的顺利达成，所有参与者的公心诚意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学术资源争夺风潮日甚一日的今天，足为学林矜式。 如一众专家所述，这部《王国维全集》汇纳了数十年来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尽可能贯彻了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求全存真”的整理理念。“求全存真”可以说是文集整理的最高理想，近现代人物可以真正按这样的理念编集一部全集的确乎不多。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上，“存真”与“求全”甚至也不是完全兼容的概念。静安先生唯一在世的子女、笔者的姑婆王东明特地请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致语《全集》编纂者和主办方，希望实现“存真”，不必“求全”，无非是担心过多芜杂内容的掺入会干扰对著者成就主体的认识。好在从《全集》最后呈现的内容看，庸常应酬文字所占比重极微，具见静安先生自持之严、下笔之谨。增入最多的近二百万字译文部分，笔者重读一过，感觉内容仍具可读性和启发性，译笔平实畅达，专有名词多附原文，极便具备外语能力的读者勘同覆核。这些译著重新广泛流传，对于我们了解静安先生在清末作为新学语输入先驱之一的巨大贡献和他本人早年的思想资源提供了许多便利。 2 然而，古今学者精心结撰的传世篇章，篇题、序次、语辞往往经过多次改动，前人譬为九转丹成。不同阶段的同题文稿，各具其“真”，在内容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一应“洗伐之迹”不可能逐字汇校。一般说来，行世较早的本子即使校印精善，错字较少，也不应用以取代后出的内容完足的版本。《全集》收录的《观堂集林》，选用静安先生手定吴兴蒋氏初印二十卷本为底本，而不取赵万里依照著者本人写定的《集林补编》重订的二十四卷重订本，虽然附录了简略的校勘记和篇目对照表，学界似乎仍不无异议。 任何一部“全集”都是宏观意义上的。静安先生生前身后多历世乱，海内外著述遗存和刊布的情形复杂，不可能毕功一役，网罗无遗。就“求全”而言，书札、单篇文字仍多有失收，未能利用上海博物馆、海宁博物馆、鲁迅纪念馆、南京图书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日本大谷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的题跋、书札收藏；对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静安先生批校题跋的辑录也并不完备；一些佚文已经当世学者揭示者（如为吴隐《印泥阐秘》所作跋）未能收录。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现转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德刊本《大唐六典》等善本题跋六种虽已载入多种出版物，上世纪80年代居台的王氏后人捐赠“中央图书馆”14件手迹遗物中也有多种题跋诗文，其中《甲子岁朝诗》笔者曾应胡逢祥先生之约提供照片，但因诗文卷排版已毕也未能收录。至于近年来经拍卖等途径发现线索的海内外私家收藏多未采摭，则是受限于客观条件，只能寄望于今后续补。 就“存真”而言，收录的篇目仍偶有甄择未精、不尽可靠的情形。如第十五卷页588致刘世珩札（1916年11月23日）转录自《古今实用书信选粹》，而《选粹》没有注明原始出处；札中“校勘虽只是研究学问的一种手段，但其自身却是极精密而富有科学性的工作，涉猎不广，校阅不精，便不能辨误显真”云云，文句不类观堂手笔。此札向刘世珩荐曹元忠，然同卷页230致罗振玉札（1916年11月6日）谓“前日往访曹君直”，注“住刘聚卿处”，可知曹氏在此之前已据有刘氏西宾之席。以后全集若有《补编》，难点之一可能就在于名人手稿市价高企，伪迹、伪本随之出现，龙蛇杂混，甄别不易。静安先生一生书法得力于《多宝塔碑》，行、楷而外，不习他体。日本有藏家收得甲骨文书联相询，而静安先生一生未尝以篆隶题字，又有出自北美张充和女士旧藏的赵之谦体魏碑联高价拍卖，亦非真迹。 全集收录书札744通，以人为次，其间排比日期是一项极烦难的大工程。必须精神贯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多方面作缜密的推求验证。编者力求不留空白，有时编年的依据单薄，并不能完全支持结论，造成误差。如全集第十五卷页759、760致蒋汝藻二札，页788致蒋汝藻子蒋谷孙札，均述及经大陆银行汇出《观堂集林》书价二百元事，而前二札编者考定日期为1925年6月23日、7月1日，后者为1926年6月29日，彼此凿枘；卷十五页35致缪荃孙札，编者因札中有云“拙撰《清真遗事》前已印于《国学丛刊》中，兹将改本托子敬兄呈上，如荷赐刊，即可照此写样”，以《国学丛刊》创刊于辛亥年春，为双月刊，故而定写信日期在“1911年春夏间”。然此札中有“金陵之乱，书板酒瓮未入劫灰，深为庆幸”语，应在1912年清室既屋之后，流寓日本之初。 3 去年五月华东师范大学和海宁市联合举办的“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静安先生生平和学术上的一些重要关联人物如罗振玉先生、赵万里先生的文集仍亟待辑集出版。赵万里先生为静安先生清华时期的助手，也是多次王国维遗著整理编订的主要参与者，曾为集中每种著作撰写提要，本人在词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领域的造诣深厚，多能得观堂学术之一端，允称大家，但迄今无文集行世，现有的年谱也过于简略；罗振玉先生与静安先生的学术世称“罗王之学”，彼此在学术上的交互影响持续垂30年，对静安先生学术的解读必当以了解罗振玉的学术工作的全貌为前提。二先生集中有诸多同题篇章，时、地、内容均可互相参证。国内目前仅有线装《罗雪堂合集》行世（萧君文立另编有新万有文库本《雪堂类稿》半部），殊不便于研究者取用。在《王国维年谱长编》启动重订的同时，一部内容完备、立场中允的罗振玉年谱也是学术界应当着手的工作。 原载：《文汇报》2011-0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