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我理解,这是用文学的表述方式对唐诗作出的一种整体性评价。的确,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一座嵯峨峭拔的奇峰,但此后的历朝历代并非全无佳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开创了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然而从那时至今,也不乏优秀的旧体诗词。郭沫若就认为,郁达夫的诗词成就超过了小说、散文。郭沫若还盛赞鲁迅的旧体诗,认为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不过,中国近、现代的旧体诗词好比是一片尚未充分开发的沃土,迄今研究得还很不充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吴海发先生就以超凡的毅力研究鲁迅的旧体诗词,完成了《鲁迅诗歌编年译释》这部34万字的专著;由此生发,又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这部78万字的巨著。吴先生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耕牛,一直紧曳着犁杖,在近现代旧体诗的园地上不倦耕耘,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鲁迅诗歌编年译释》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61首诗歌(其中白话诗6首,旧体诗55首)的解读,第二部分是鲁迅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的译释。一般来说,解读一首诗首先必须了解文义,其次是挖掘意义。这是读者读懂原诗的基础。至于以想象力为桥梁,对作品的审美特性进行再创造,则是一种使诗人心上的诗、纸上的诗转化为读者心上的诗的提升过程。《鲁迅诗歌编年译释》主要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该书解诗的体例是:一、原文,二、题解,三、笺注,四、译释,五、品评。我以为最扎实的是第一至第四部分。 首先,作者对鲁迅诗中的一些文义把握得比较准确。如七绝《送O·E·君携兰归国》,有些名家将“携兰”笺释为鲁迅“把象征革命的兰花赠送给O·E·君(即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作者以鲁迅日记为依据,说明小原先生是“买兰”东归,并非由鲁迅“赠兰”,从而恢复了历史原貌。该诗首句“椒焚转折佳人老”,有研究者将“老”字解释为“容颜衰老”,而作者援引宋王安石诗《游钟山》和鲁迅的《祝福》中的例句,说明此处的“老”即“死”,指柔石等革命作家的“死耗”,我以为更加准确。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有利于读者对原诗文义的理解。 作者对诗作意旨的把握也颇有新见。比如根据1931年出版的《文艺新闻》第22期的相关报道,把七律《湘灵歌》的主题跟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失利和1931年2月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得到当年《文艺新闻》编辑楼适夷的认同,叶圣陶也表示支持。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曾被理解为阻止郁达夫迁往杭州。然而,鲁迅创作此诗时,郁达夫已迁居杭州半年多。作者根据郁达夫的《回忆鲁迅》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将诗题解释为“劝郁达夫全家坚决离开杭州”,有助于澄清本诗的主题思想。 书中还提了其他新见。如将七绝《自题小像》中“神矢”的出典跟屈原《九章·惜诵》联系起来,对“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的传统说法提出异议等,都可自圆其说。但也有些新见仍存在争议。比如《惜花四律》,共32句。吴先生认为此诗著作权应归于周作人名下,因为周作人写了30句,鲁迅做过两句改动,改过两个词。但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惜花四律》周作人只写了8句,后24句是鲁迅所作,据说周作人的诗句鲁迅又作过修改,所以视为鲁迅作品没有问题。双方的依据都是《周作人日记》,但彼此的理解分歧很大。此类问题看来仍待进一步探讨。 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品评”选材不精。本应精选名家对原诗画龙点睛的评价,但纵览全书,“品评”的文字良莠不齐,个别诗的“品评”甚至可以说选材不当,如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内部书刊的文字引入,即为一例。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2月15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