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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卫平先生以一篇篇颇有分量的专业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那时候我正在一家学术刊物做编辑，深感其思想的锐气、选题的精准、思考的深刻和写作的认真，表现出一个学者对某种学术理想和研究范围的坚守。这些年来，他一直辛勤地耕耘在中国现代文学这块领域，发表了百余篇专业论文，还先后出版了《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东方睿智学人——钱锺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等学术著作。多年来对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关注与思考，自身学术和思想的不断磨砺，以及生活阅历的逐步加深，使他写出了这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研究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题目，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研究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甚至出现了如《艰难的选择》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颇有新意的专著，但总体来说仍显得零散、杂乱、肤浅，系统性和规模性都不够。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总体审视与价值重估并没有完结。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外部世界进行阐释外，更需要向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灵魂深处突进，从而不仅完成对知识分子的再认识，而且也完成对知识分子书写所达到的广度、深度、高度的再认识。（P8）《引论》中的这段话，表明了著者的学术理性和学术勇气。 洋洋近30万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是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及形象为研究对象的。在系统梳理和统一把握中，综合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及其形象塑造的得与失、成与败、广度及深度”（P11），是这本书的目的。 著者在首章开篇便将中国知识分子小说为何在现代开始繁荣的原因置入了一个纷杂的历史背景下，指出这是“五四”以后人的觉醒、个性意识觉醒的结果，是由于现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与现代作家的文化身份、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也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读者群体的精神需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该著无论是对“五四”及20年代前半期、大革命前后及30年代、抗战及40年代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及梳理，还是个案分析和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无不是在多学科多角度的融汇聚焦中进行的。以第二章《中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为例，著者调动了其哲学、文学、社会、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从而得出了“在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造成知识者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约略来说，主要有历史文化的原因、现实社会的原因和知识者本身的原因”（P84）的结论。著者在谈到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深层问题时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多写现实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处境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少见自身的问题、灵魂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生命体验的问题。（P261）这是极切合实际也是极有见地的看法。 对于流行已久的“泛文化”研究，著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抵制。王卫平先生在《引论》中这样说：文学的文化批评的确可以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展其思维空间，丰富研究的内容，增强研究的深广度。“但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产生泛文化倾向，甚至出现对文化的依附”（P7）。这里所说的“把握”其实不仅仅限于实践，更涉及对文学研究的认识。文化可以进入文学研究，但不能以其庞大的身影遮蔽文学研究，更不能取而代之。所以，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既不追求一种宏大但也许暗含空洞的理论预设，也不羡慕那种晦涩却不乏苍白的语言表述，而是自始至终贯穿着著者的生命体验。体验性研究使著者认为《财主底儿女们》“不是晦涩（《莫须有先生传》才有些晦涩），也不是枯寒瘦硬，而应该是生硬。路翎的弱点是只有激情而不了解人物心理的起伏变化的自然历程”（P52）。体验性研究使著者在解读郁达夫的小说时发现，对知识者构成排斥和压迫的不是具体人物和具体环境或势力，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从而发出了“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反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佛是处在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更令人悲哀和更具有悲剧性质的”（P73）慨叹。至于对“文人无用”和“文人无行”的形象特征的分析，对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与观念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错位”的思考，对知识分子精神流浪的体悟，也无不充斥着著者的生命体验。 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一种写作欲望的诞生，还是作品的最后形成，作者的体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完全可以说，一部（篇）作品也就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的凝聚。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者单凭理论是解读不透文学作品的。从这一点说，这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是有双重功效的。它不仅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也为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解读、研究作品的方法和路径。 丰厚的学养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是这本书最宝贵的两个亮点。前者使这本书严谨、踏实，富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后者使这本书有文采，有个性，与读者的生命体验切近。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系统、厚重、通俗的风格，不仅在观点上时有新见，在结构形式上也有特点。全书基本上是以问题结构而成的。这种结构方式，打破了通常所见的按时间顺序写史的平冗，既着眼于史，又突出了论，更能显示出学术的凝重和思想的锐气。 著者写作这部史论的动因是什么？这是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的问号。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富里迪以一个社会学者极其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英美发达国家当下学术和文化世界的一些发人深省的现象：平庸崇拜、工具主义、弱智化教育、对文化和思想漠不关心的大学经理人和“知识”企业家的出现、知识转变为知识经济商人沿街叫卖的商品、知识分子角色贬值，传统知识分子失去了其“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让位给了一个更务实、更讲求实效的人”。那么我们呢？我们的学术和文化界怎样？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面对英美学术和文化界的现象，富里迪发出了“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疑问和慨叹，主张开展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而中国学者面对自己身边的学术和文化界的不良现象，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诚然，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和一部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著者不可能像富里迪等社会学者写作社会学著作那样，直接切入现实生活，大声疾呼，针砭时弊。但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并不能消泯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的精神焦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中鲜明的现代意识，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命运的悲叹，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剖析，以及自始至终贯穿着的强烈的批判精神，都体现出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流弊的忧虑。他在这本书的写作主旨中就将完成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小说的再认识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一再强调：认识知识分子。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不仅有学术价值，还有社会价值；不仅有历史意义，还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编辑 杨剑龙） 原载：《博览群书》（2010年12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