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现当代文学学习、研究与教学已经十年了,其间接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数量不小。今阅读到《新文学档案:1978-2008》,其体例之新颖、视角之独到、剖析之深刻,在众多文学史中相当难得,而这竟出自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学者———韩晗之手。韩晗年轻,却并不稚嫩,他十八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寂寞城市》,此后的他一路求学,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先后出版了随笔集《蝴蝶飞出地平线》、《大国小城》、学术专著《文化的撒旦和上帝》等。 如何不落众多当代文学史的窠臼,写出一部新颖独到的文学史是摆在韩晗面前的一个首要课题。韩晗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脉———“人”的文学的发展作为切入点,从具体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文本出发来考察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发展与变化。在每个阶段,《新文学档案》都选取最有代表性或曰标志性作家与作品作为研究个案,来探究时代语境给予作家的可能和作家给时代带来的新的发展趋势。作为作家,身处作家圈内,韩晗看问题更清楚,也更宽容,因而有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作品的分析可以说是《新文学档案》的一个亮点,与一般论者不同,韩晗总是能够站在一个制高点直指问题的核心,剖析时代发展节点上作品所展现的意义以及所引发的文学现象。韩晗不虚美,不隐恶,如关于解冻时期戴厚英作品的分析、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及其引发的论战、“青春文学”现象的剖析等都独具慧眼。 一部好的文学史,不仅是一部文学的历史,也是著作者思想和情怀的重要体现。《新文学档案》的第三个亮点恰在于其体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与人文情怀。韩晗在“引子”中曾讲起作家邱华栋感叹“现在的八誘后,却不知道八十年代,真可悲。”因此立志要做“我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人”,将本书写成“写给八誘后、九誘后们的当代文学史———毋宁说是一本思想史”。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韩晗做到了。韩晗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和人文情怀也体现在具体文学现象的厘析上,如对《苦恋》作者白桦的遭遇上,对九七后大陆文学“文学/政 治”关系的表述上,以及对九七前后中国民族主义与大国意识抬头背后的“崇洋”心里分析等都是发人深省的。 三重身份与三重视野是《新文学档案》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尽管不如其他文学史叙述的完备,却为我们树立了另一种文学史书写范式,具有开创性意义。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2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