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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史编撰著述在当今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有新意的著作如沙漠中的清泉那样难觅。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最近主编的上、下卷《汉语新文学通史》，读后便如饮清泉那样爽口。朱寿桐自广州移居境外后，他先后出版的几部新文学史研究专著，越来越显得厚重和大器———厚重是其品质，大器是其胸怀。他从不满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所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地刷新，不断地超越，力图做到思考深邃，逻辑谨严，文字畅达，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像这部《汉语新文学通史》“砖”著：庄重却不拘谨，敏感而不偏激，邃智而不呆板，“预后”而不玄奇，明丽而不浮华。所有这一切，都立足于朱寿桐所倡导的“汉语新文学”的追求。 《汉语新文学通史》全书计百万言，从近代写到当下，从大陆写到台港澳，从中国文学写到海外华文文学。比起同类著作，它涉及面最为宽阔，内容最为广博，空间跨度最大，文本分析精当。如果要推荐最富新意的新文学史教材，非它莫属。 《汉语新文学通史》第一个特色在于概念新。“汉语新文学”概念并不是朱寿桐的首创，但无疑是在他手上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更具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的一股学术新潮。所谓“汉语新文学”，是指凡是用汉语书写的新文学———不论作者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也不论是中国本土写作，还是海外离散写作。这是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所作的有意识且极为有效的整合。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而论，它显然是临时性的相加，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其涵盖面均受到局限，而无法像“汉语新文学”将文学研究对象延伸到海外。再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而论，它将华文文学的主体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可见其研究的盲点。而“汉语新文学”将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包容，将海内与海外连结，而无人为拆卸所造成的裂痕。正因为如此，该书理直气壮地把发生在泰国的朦胧诗论争作为中国朦胧诗派崛起的延伸和补充，并把本属外国文学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倡导”与中国胡风七月派、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放在《文人群体的艰难探索》中一起论述，把最近去世的韩国作家许世旭的汉语新诗和中国香港新诗一块并列探讨。书中有个标题叫《现代文艺思潮的跨海辐射》，其关键词是“跨海辐射”，这是贯穿全书的宗旨，是任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曾出现也无能力出现的论题，这正体现了“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无穷张力和魅力。 《汉语新文学通史》第二个特色在于框架新。该书锐意突破按年代或现当代政治历史格局划分阶段的编纂传统，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以文学发展的自然节奏来建构全新的文学史体例。这里最困难的是如何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融入中国大陆文学的叙述之中。以第四编为例，编者从左联解散、东北流亡文学一直写到台湾“皇民文学”与港澳抗战文学、东南亚抗战流亡文学，这种安排如流水线作业，一点也不给人外加之感。与此相关的是标题设计，该书很注重修辞手法，如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从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文学———从国防文学到国难文学……环环相扣。 《汉语新文学通史》第三个特色在于诠释新。该书有鲜明的、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即以概念的新颖性、论述的严肃性和缜密的逻辑性诠释大家所熟知的文学现象，如把中国大陆歌颂党和革命的主流文学称之为“红旗文学”，由歌颂党发展到书写个人崇拜的作品称之为“红太阳文学”。作者不因为其作品内容的激进而否认其在汉语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文本的阐释上，作者十分注意客观公正，如对张爱玲在香港时期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不因其是“美元文化”的产物而将其全盘否定，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充分体现了该书论述扎实、视野开阔的特点。最后一章《汉语文学向中心回归的努力》，从故园文化、故国文化谈到“尴尬的诺贝尔奖”，真可谓是“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上”。作者不以内容的稳定性为满足，还注意学术的前沿性。该书回答了当代汉语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富于理论深度和现实启迪性的学术创见，不愧为新文学史著述中的重要创获。 《汉语新文学通史》第四个特色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打通。比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命题来，《汉语新文学通史》无疑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即它不仅要打通近、现、当代，还要打通海内与海外。这里说的“通”，不仅是指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而更重要的是指把“汉语新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从中找到各个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 难能可贵的是，《汉语新文学通史》不是近现代卷、当代卷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海内卷与海外卷的拼盘，而是从中外贯通的整体联系上去体现“通史”这一崭新的文学概念。可惜的是由于集体编写，且队伍过于庞大，这种力图超越现当代和填平海内外鸿沟去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话的设想，某些地方做得并不理想，如谈台湾的“战斗文艺边缘的怀乡文学”，其实当时“战斗”和“怀乡”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在台湾统称为“反共怀乡文学”，便是明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