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开创的传统,因其将整个日常生活纳入了研究视野而拓展了以往文学研究的疆域;但是,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无法就“大众文化”的定位和特质问题取得共识,这就难以找到逻辑起点重构大众文化的研究向度与“边界”,唯有另辟蹊径,大众文化研究才能有突破和创建。徐国源的学术新著《典范转移——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选择大众文化的“出场”这个独特新颖的视域进入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空间,是对百年间中国文化衍变的一次宏阔贯通的历史叙述。作者以厚实的理论素养、敏锐的思想和灵慧生动的文字,有力地回答了“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型、后现代思潮的关系、“当代文化范式转型”、“文化典范转移”和“传媒枢纽与文化机制”等大众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视域新颖,学术视野广阔,其深入而理性的价值评判立场和饶有趣味的思辨多有启人深思之处。 《典范转移》坚持“话得从头说起”的学术心态,绕开从大众文化“事象”切入的常见思路,取道西方,回到中国,放眼于晚清以来的百年间,考察“现代性”议程如何在文化公共空间楔入及衍变,立体地展示大众文化的出场图示,保证了论证布局的周全和严谨:一是“都市”、“大众”如何藉由“现代性”议程和社会转型,构造出现代“摩登”的文化地图,引出大众文化的炫目登场?二是当代文化如何在传媒体制、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范式的古今衍变和“典范”转移?基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作者爬梳中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资源,探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脉络,把大众文化研究置于综合坐标系统,构建周密的叙述框架,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在后现代景观中,面对如火如荼的经典改编和趣味性讲评、无所不在的戏谑性酷评、无比荒唐的宫廷戏说和学术领域的“过度阐释”,我们不禁要问:由人文传统孕育的经典该往何处去?知识生产的生态平衡如何维持?大众的审美趣味如何提高?而阅读徐国源的这本新著,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在论述关涉大众文化的重要问题时,徐国源着眼于“后现代”的中心场域,把“问题”既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又置放于眼下的文化语境里,以独到的学术眼力准确地识读出传统的人文性知识生产在“后现代”的境遇中出现的新的机制性症候,并作出了犀利而睿智的回答。徐国源竭力呼吁应维持现代传媒创造的新的文化空间的生态平衡,这是一种深沉而积极的反思,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体现。 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就当前大众文化的现实状况,徐国源不是非此即彼的批评,而是坚持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并试图赋予一种新型的人文理想,对大众文化的正负审美价值、包孕的情欲意识和对人的影响给予辨证的扬弃;作者强调对“大众文化”的审视应坚持人文立场,张扬其“抒发性情”之长而力避其“撩拨欲望”之短,无疑这更切合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正如徐国源在书中指出的: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自有其正面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也含有探求意义,既成事实的大众文化并非绝无前途,我们只是期待它在保留审美“在世性”的同时,呼唤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以巩固社会的伦理底线,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近年来,有关传媒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总觉得照搬西方理论的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少;而徐国源的新著则紧密追踪当代文化衍变的轨辙,阐释我们正面临的“文化空间”的裂变,生动地编描出“立体”的大众文化定位地图,升华了大众文化的“典范转移”理论;同时作者还提示人们应规避大众文化的媚俗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诗意化生存,引人感慨,给人启迪。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3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