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本，是古籍研究的基础，是对古籍思想性及地位、甚或流传等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但不同性质的古籍，又有各自特点。相对于史籍、经籍来说，小说由于长期处于被歧视之说部，历来是消遣、娱乐之对象，难登大雅之堂，致使许多文人不屑为之，致使小说之著者常常被隐去，如“兰陵笑笑生”、“山花藏主人”，语焉不详；或干脆不题著者，即便题有著者，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也存有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小说成为人人都可占有、修改之“公有资产”。谁都可以随意添加、删改，从而导致小说版本较经史典籍更为复杂。即使是小说版本，不同题材之小说，由于其文体特征不同，致使不同类别小说之版本特征、流传等有着本质区别。从梁启超之《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开始，小说被细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用西方标准加以分类。这种分法，方便对小说研究进行归类及整体把握，为现代研究者所接受并继承，开创了小说研究之众多分支。而在深入把握各种小说题材后，我们发现历史小说的产生、文体特征及版本特性，与众不同，极具深入把握之必要。 历史小说与历史之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历史小说，顾名思义，是依史演义。但二者之界限亦相当清晰，即演义历史是以小说家之思想、价值体系为准绳反映在对历史事件之取舍上，而历史则是客观存在的。谈到何谓“历史”时，欧阳健先生说到：“毫无疑问，一切以往发生的事变都是客观的存在，但对后人来说，却是永远消逝的、不能重现的存在；后人只能通过历史的凭证（包括文字记录）来推知它的大体情况”（1）P3；又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一文指出：“‘历史本身’从来不以原本状态而存在。转瞬即逝的历史，不是外人和后人能够观察和触摸的实体，它只存在于人的记忆或记载之中。”（2）P538《历史小说论纲》一文也有论及（3）P1—7。即是说，历史小说家，“都不会有事件的亲历，他能掌握并予以处置的原始素材，就是史书的文本”（2）P538。因此，历史小说创作之本质，乃是从已经由史学家编撰芟剔之“史书文本”中加以改造成“小说文本”，即演义“历史文本”。小说与历史，本是“同源同体”，“稗史”与“正史”皆是“史”之范围。但由于稗史不为正统思想及价值观所容，被摒弃于“史”外，流于稗官之手。稗官因受正统思想束缚较少，过录时又有意猎奇，使得稗史带奇，甚或出现虚构，从而导致历史与小说变为“同源异体”。因此，“实录”与“虚构”是历史与小说之最主要区别。从“同源同体”到“同源异体”的转变，导致了两种主要结果：一是史书缺乏趣味性，一是脱离史书之小说显得“散杂与零碎”，其局限性均相当严重。因此，当这两种结果产生后，“当主客观条件成熟以后”，必然会出现“一种将史书和小说重新融汇起来的新文体——历史小说”，这“应运而生”之选择，集二者之长而避其短（1）P3—12。明乎此，我们便可知道，历史小说演义之对象是“史”，演义之因乃因史书缺少趣味性，语言艰涩难懂，不利传播。历史小说家出于对史书的“不满意和不满足”而加以改造。“所谓不满意，是从文章的角度说的；所谓不满足，是从内容的角度说的”（1）P13。这是从传播接受角度而言。总之，历史小说之素材来源是经过史家编撰之史书，历史小说产生之因乃在于史书之艰涩及缺乏“文学趣味”。 明乎此，我们便可了解历史小说与神怪小说、世情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之主要区别。神怪小说，主要是以猎奇、虚构取胜，描写对象无非是神、魔等虚幻之物，带有小说家很大想象性与自主性。世情小说，主要写情，事件乃为手段而已，人物形象虽动人，但因其叙述模式如“一见钟情”之类，小说家为述“情”可以任意设置场景、添加人物——小说家可将环境设在酒楼上、亦可在河边，人物可以是才子佳人、亦可以是傻子丑女，皆随作者旨意，因此它几乎是小说家个人化的产物。政治小说，则是为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虽可借史寓意，却是“春秋笔法”，小说家完全可以重新虚构一部“历史”；因政治小说产生得较晚而吸收了历史小说某些特征，但它与历史小说最大区别在于“历史文本”必须绝对服从小说之政治思想性。至于侦探小说，更是离奇怪诞，完全是小说家杜撰，以吸引读者眼球。总的来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是“作家体验而情感化了的客体，只存在于他们的意念之中”。“如果作家不把它们物化成作品（文本），一般读者就不可能知悉其中的内容”（2）P538。这与历史小说所依据的素材是大众化、某种程度上已固定的“历史文本”有着本质区别。欧阳健先生认为历史小说与其他小说之另一本质区别，在于二者传播接受过程之不同。由于历史小说之素材已大众化，读者在读历史小说时可以将其与“历史文本”对照，进而评判历史小说之思想、艺术之得失；当读者与历史小说家意见相左时，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做个“历史小说家”，重新对已成型之历史小说进行“二次演义”，以达到符合读者自己思想价值体系之新的历史小说。而其他类型小说由于是小说家个人产物，读者对这类小说基本上只能是接受的。因此，出现世情小说等这类小说版本异同之情况，基本上或是翻刻出现的，或是书贾为谋利而大肆删改，或是别有用心者之所为，而非读者正当的“二次创作”。像金圣叹删改《水浒传》之类情况显属特例，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篡改《水浒传》之动机显然是认为施本《水浒传》不符合统治阶级之利益，他以地主阶级之身份将《水浒传》后三十回芟删，只留前七十回；至于对前七十回之修改也仅仅限于少数不合统治阶级思想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象《水浒传》这种“世代积累型”之小说，施耐庵只是小说最后统稿者，他是在不同朝代、不同阶级、不同修养之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这种“世代积累型”小说，谁都可以任意添改，根本不存在“依史”之说。这点与历史小说有着本质区别。史上虽有《宋徽宗传》《大宋宣和遗事》载有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之事，但基本与《水浒传》无涉。《水浒传》仅借此历史事件为契机，展开无限扩充而已，即是说，《水浒传》乃众人想象之产物。而历史小说，借史演义，不能超出历史大框架；历史小说之虚构成分仅局限于历史事实允许之范围内，如着重突出某人某方面性格、才能等，但此人之整体形象及经历不应超出“历史文本”之记载及历史之可能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 弄清历史小说与其他类型小说之区别后，便可较为明确对历史小说之文体特征做出概括。作为小说题材分类学之一支，历史小说欲成为独立文体须具备虚构与结构两大要义。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小说之虚构，并非如神怪小说、世情小说般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它是历史小说家尝试“还原事实本来面目的尝试”，这种尝试“不必是曾有的实事，应该是会有的实情”（1）P20。因为历史本身的容量远远超出史书之记载，更多是处于缺失状态。历史小说家所虚构的乃是原本就客观存在而处于缺失状态下之历史。结构，就是历史小说吸收史书之编年体、纪传体、断代体、纪事本末体等方式而组织小说的方式及规则。这就决定历史小说不可能对历史叙述得面面俱到，而仅仅是历史小说家所想要的那部分历史而已。 总之，历史小说之素材是已大众化的“历史文本”，致使历史小说在传播过程中，读者完全可以依据“历史文本”进行“二次创作”。历史小说之虚构特征，决定谁都可以添加缺失状态下之“历史”，这是读者“二次创作”之前提。这些特性是历史小说独有的。 历史小说独有之特性决定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版本情况必定会与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等不尽相同。明乎此，我们才能对历史小说之版本情况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切中肯綮之判断。 以往研究小说版本特征，存有严重片面化倾向。研究者往往认为此一版本之文字是正确的，彼一版本是错误的，则此一版本为原本，错误之本系后出；或者相反。或认为此一版本多出一段文字，彼一版本无此文，则多出文字之版本为原本，无此文者为后出之本；或者相反。具体来说，判断者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小说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职官、人物关系等方面，许多研究者往往抓出其中一条或几条就轻易定论，却未考虑到手中所握证据之可逆性。举个例子，某部小说之作者可确定为山东人，则小说中所写之语言当是山东方言或是周边地区；若是其中出现了闽语，则必是福建某个好事者所加，则断定此版本系后出。似是而非也。小说作者是山东人，其生活地区不一定非是山东及周边，可能他曾到过福建而吸收了闽语。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尤为突出，如《孽海花》之作者曾朴乃常熟人，但其曾入京为官，又长时间寓居上海等地，若其作品出现了京语或吴语就武断其非出自于曾朴之手，显过于片面、主观，于事无补。这说明，小说之版本问题并非孤立存在之“静物”。事实证明，版本与版本之间，版本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之间，版本与作者、读者、出版者之间，千丝万缕，难以割分明白。因此，我们鉴定版本先后时，应注意多方面综合，切忌人为主观臆断；判断时所列证据必须严之又严、慎之再慎，不具备可逆性质之证据方可考虑。对于历史小说，这种鉴别方法尤当注意。历史小说之“历史”本无严格“对错”之分，其“有无”观念也难以取舍。欧阳健先生认为，历史小说版本鉴定之“对错”有两种情况，一是史实的对错，一是刊刻的错对（2）P538。这种看法相当辩证。若是某历史小说中出现了史实的失错，则以“某某作家断（或当）不会犯这种错误”为由判断史实出错为后刊，便显得幼稚。古之良史司马迁都有弄错史实的地方，何况握有虚构大权之历史小说家呢？历史小说家主要是借史表现其某种意图，他的史实观在“历史文本”范围内可以相对匮乏，何尝不可？若是刊刻之误，又有谁可保证原版刊刻就百分之百正确呢？有可能在翻刻或重刻时纠正了原版之误，这种情况普遍存在。若是以这种态度判断历史小说版本之先后问题，显然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多种可能。这就提醒我们若从考证版本之错字、夺字、衍文一类入手，须谨慎对待。 若是以史实“有无”来判断历史小说版本，则更加不可取。历史小说虽依附于“历史文本”，但它首先是一部小说，虚构是小说的特权。历史小说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取舍。即使是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历史小说家可以只要前半部，也可后半部，也可全部吸收。不能因为没有该事件之后半部分或前半部分就因此否定历史小说借该历史事件演义之事实。欧阳健先生以《三国演义》之“关索公案”为例，着重阐述此问题之重要性。《三国志》没有关索之记载。但在许多笔记中，明确记载关索之影响。宋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载有一绰号“小关索”及绰号“赛关索”的两个李宝。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角觗”条亦有“赛关索”名。周密《武林旧事》中更有“张关索”、“赛关索”、“严关索”、“小关索”四人。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载有：“赛关索杨雄”。可见早在南宋时期，关索就已比较著名了。笔记记载中不仅有以“关索”为绰号的，更有以“关索”为地名的。王士性（1547-1598）《广志绎》云：“关索岭，贵州极高峻之山，尚设重关，挂锁以引行人，故名关索，俗人讹以为神名，祀之。”其后陈鼎（1650—？）之《黔游记》又云：“相传索从亮南征，为先锋，开山通道，忠勇有父风。……一路至滇，为关索岭者三，而滇中亦有数处，似为壮缪子，不谬也。或谓关索横之讹。程江夏《满江红》末句云：‘当年陈寿是何人？史独缺？’诚为千载疑案。然正史缺者颇多，不独关索一人而已。”若是无关索此人，为何会有如此之多记载关索的相关文献？这种现象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三国志平话》“孔明七擒七纵”就有“关索诈败”一句。由此，欧阳健先生得出“关索即使是虚构的人物，也不出于罗贯中地虚构”之结论（2）P541—542。这个结论，比较中肯。《三国演义》成书上限不出宋代，又是“世代积累型”作品，在《三国演义》成书前就已经广泛流传关索之故事，尤其是《三国志平话》中已提到关索之名，则《三国演义》之关索故事，即使虚构当“不出于罗贯中”。因此，以《三国演义》之有无“关索”故事来判断《三国演义》之各种版本先后性，难以令人信服。诸如此类，在历史小说中极为普遍，并非《三国演义》独有。故欲以历史之“有无”以判断小说之版本，须注意这些历史事实存在之时间性及可靠性，方可考虑，切忌孤立为之。 既然如此，如何确定比较接近原著之版本呢？仍以《三国演义》为例。欧阳健先生首先从《三国演义》之刊刻书名入手，考察《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传》这两大系统之先后性。首先是梳理“演义”与“志传”之源头。“演义”二字始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周党传》（卷一百一十三）：“……党等文部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后有《春秋演义》、《三经演义》，当皆为“演”某某之“义”也。此论不谬也。后罗贯中继承此点，以此“演”《三国志》之“义”也，有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可佐证：“罗贯中氏取其书演之，更六十五篇为百二十回。合则立联珠，分则辨物，实有意旨，不发跃如。”此后“演义体”为历史小说家所继承，广为流传。至于“志传”之源头，据欧阳健先生考察，已是相当晚了。在古代史籍中，二十四史除《史记》称“记”外，前期多成“书”，后期多称“史”。“纪”、“表”、“志”、“传”之称，始于《史记》。后世为行文方便连称为“纪传”、“传志”、“志传”等。但除“纪传”外，“传志”、“志传”并非同一性质，仅是连类而及。如马瑞临《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典籍，就将“志”与“传”进行严格区分（2）P542—550。至于连用“志传”之王景风《前魏太尉邓公祠堂赞并序》所云：“刊石竖碑，垂名志传”，并不是史书意义上之“志”，而是墓志与传记的合称，可略而不计。从词义源头入手，表明“演义”系统较“志传”系统早出。并且，《三国志传》将两种不同性质之文体均称呼《三国志》，从语法角度也说不通。欧阳健先生从历史源头深入细致探讨《三国演义》两大版本系统之先后问题，所引史料充分、可靠。同时，欧阳健先生又从历代目录典籍入手，从历代笔记资料，将现存《三国演义》所有版本名称进行比对等方面入手。他指出在明人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刊本，或称为《三国通俗演义》，或称为《三国志演义》，并未有《三国志传》一说；明人笔记资料所提《三国志演义》书名，也仅仅是《三国志演义》及《三国演义》而已；同时将现存含有“志传”字样之《三国志演义》之书名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这十几种“志传”本，几乎是“演义+志传”形式，“演义”抒写在前，并且这十几种“志传”本于“演义+志传”形式前，或贯以“新编”、“新刊”“二科”，或是“京本”、“校正”、“补遗”、“考订”、“音释”，或是“批评”、“大字”、“全像”、“合像”等，已严重暴露这些“志传”本之后出。欧阳健先生对历史小说之版本考证方法，首先是“追本溯源”，其次从传播接受角度去把握；在摆出内证之情况下，能从历代书目著作及笔记资料等外围资料入手，寻找传播接受过程中所留下的“蛛丝马迹”，还以本来面目，既可信又辩证。欧阳先生所列每条证据都是“硬骨头”，多方综合更是“雷打不动”。这种方法，对于鉴别包括历史小说在类之小说版本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若仅仅从考证错字、夺字、衍文等角度入手，显然过于偶然，形单影只，尤其对于历史小说更是行不通。只有系统把握版本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之间，版本与作者、读者、出版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全局入手，作出综合判断，所得结论方能令人信服。显然，欧阳健先生已严格执行这点。因此他对《三国志演义》版本之判断是充分的、正确的。值得吸收、借鉴，尤其是入门后辈。 总之，对小说版本进行判断前，要将该小说的文体特征抓到，所谓抓蛇要抓七寸，方能抓住主要关键，从容自如。进行判断时，尽可能要理性，切忌主观臆断，并且要从多方面综合，“登高望远”，方能令人信服。若能将较为特殊之历史小说版本鉴定方法弄通，定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参考文献： （1）欧阳健.历史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2）欧阳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C] //罗宗强，陈洪.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欧阳健.历史小说论纲[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3）. 作者简介：温庆新（1987—），男，福建泉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原载：《运城学院学报》2009年第27卷，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