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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一直以主流形态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产生强大的惯性影响。因而研究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李生龙先生的新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岳麓书社, 2009年7月版),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他继《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和《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后,自己学术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文化与文学是关系微妙又相互融通的两大研究领域,要想探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很难厘清。王武子先生说:“举凡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而狭义文化是指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广义文化即‘自然的人化’。狭义文化则专指观念形态文化,或曰‘精神文化’。”[1]由此可见“文化”的范围极为广博。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策论、章表、书记等其它在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体形式。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用章太炎的话说,那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2]显然文学与文化是一种相互交融的关系。研究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需要把儒家文化这一体系放在由文学演变历史所构成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研究范围时间跨度大,要关注的朝代多,在材料搜集和解读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更困难的是要完整、系统的探索儒家理念对于人们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影响。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精通文学、历史,还要掌握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李生龙先生正是这方面合适的人选。李先生在中学阶段就已背过《论语》、《孟子》,读研究生时又系统地学习过先秦儒家原典及汉以后的许多重要著作,其后一直在高校开设“中国经学史”、“儒道思想研究”等课程,还出版过专著《新译传习录》、《华夏文明之祖———孔子》等,这些都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本书成形有较长的准备期,即使正式写作也历时六七个寒暑。长期不懈的努力耕耘当然应该结出丰硕的成果,李先生的这部专著系统地就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提出了很多创见。在此之前虽有一些分阶段、分流派、分作家探讨两者关系的著作、论文,也有诸如《儒家文艺美学》[3]之类的研究儒家文学思想的著作,但像本书这样站在宏观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双重视角,加以通观、梳理论述的还是没有的,著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寻找到了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聚焦点,深入探讨了其中的内在联系。贯穿儒家文化的主线是类意识之传承,而对儒文关系的论述则强调儒与文之间的矛盾、融合与互动。李先生运用社会心理学类意识理论的研究思路使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文学得到全新的阐释,另辟蹊径地处理同类材料,是一种理性的挑战,同时也给学界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它是目前系统研究儒家文化与古代文学仅有的一本专著,可以说开拓了儒学与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我们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从写作结构上看,本书分四编,第一编可看作是儒家研究的基本问题概述和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举隅;二、三编则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为纲,分析儒家思想对于学术以及文学的浸润、嬗变、冲突,全面展示了儒家文化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力。第四编是从创作论的角度探讨了儒家理念,分八个章节铺陈展开。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详尽独到的分析,可见李先生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及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儒家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学术体系,内涵极为丰富”[4]。儒家文化的传播对古代文学影响极为深远,本书构架体系设计完整;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全面细致介绍;论述由表及里,深刻独到。除在第一编对儒家基本精神与儒家文化进行概述外,其它三编重点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突出重心,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的类意识觉醒及其独特性。同时,对儒文问题分析透彻,注重强调儒文之间的矛盾、融合与互动。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儒家文化的全貌,具有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的特点。此外,它还有一个突出之处:对儒家各代表人物的学说观点的发展与继承,给予了较为精要的总结性评价。 二、研究方法多元化、视角新颖。从书名《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看,这是一本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专著。首先,“儒家文化”一词本身就包涵中国哲学(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两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与这两门学科有一定关联却又不同的独立学科。其次,“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用“与”字说明两者之间的并列关系,除了要分别介绍两者自身还要说明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作者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将文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相融合,增强了叙述的深度。对于儒家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等过程都阐述得细致生动,合理精彩。比如对元代理学、元代作家之儒文兼容、明代诗文创作之儒文冲突等章节的论述。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每个朝代又由于自身的特点,都或多或少与这种儒家思想相呼应。而元代是由蒙古族入侵建立的政权,其文化体系属于游牧文化,统治者又对汉人采取歧视压制政策。这些都对儒家文化产生过强烈冲击,所以儒家学术在元朝统治初期甚至出现过断裂的局面。这种断痕期也造成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不够充分,而本书通过运用史料将其补充完整,使得元代儒家文化发展与随后明代的一脉相承。 本书虽不是写史,但由于研究课题的特殊性,作者运用历史的眼光追述其源,又从类意识角度突出描述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像这种多领域、多层面、纵横交错的研究体系,对于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综观全书,作者每论述或分析一个问题时,都有相应的理论知识作为支点,不仅体现了其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也给本书相关理论和观点的可信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资料丰富,解读富有原创性。类意识是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运用此概念深入阐释儒家文化与文学,具有原创性特征。为当代学者及后人研究儒家文化、古代文学或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书对儒家文化进行了重新审释,近年来学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有所深化,但从整体而言,多从经学、儒学、哲学等某个单一角度来解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研究范围涉及到儒家人物及思想的专传,儒家与美学、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本书突破上述局限,通过引用大量史料和调查论证,用文史哲综合的宏观构架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 本书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编第三章,所列举的文献资料,实际上是分类详细且纲目清晰的研究书目。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脉络,还为不太熟悉儒家文化的读者,开辟了一个引领阅读便于查找资料的窗口。这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显然是著者长期爬梳的结晶。 四、点面结合,见解深刻。从谋篇布局来看,常规的专著写作,尤其牵涉到史的概念,通常是依照朝代顺序,逐一介绍;或分专题按年代归类,分头述说。而本书开编先解说儒家的基本特点、主要经典、研究书目,使读者对于即将要论述的问题有一个大致了解。二、三两编则两次分别按朝代顺序梳理儒家思想学术、儒文之间的关系,凸显全书主体。第四编分论儒家理念对作家与创作的浸润问题,对前两编分述朝代遗漏的问题,再一次进行拉网式补充,这种补遗是从方法论和创作论的角度考察儒家理念。其中涉及到诗、文、神话、小说等方面的论述。其中最为精彩的是第四编第六章,作者从伦理学角度发掘儒家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是方法论和创作论中之一种(即多维视角的观照)。儒家非常重视伦理亲情,而文学又是以人为本的学科,这种伦理观念对于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渗透到每一个层面。作者只选取古代文学中的伦理悲剧一支展开论述,对其产生的根源与消解方式给予独到解释,从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为什么会有一个“大团圆”模式,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缺少世界其他民族那样真实完整悲剧的根本原因。 另外,本书也表现出一种贯通东西文化的愿望,它立足于儒家文化以及悠久的古代文学,却不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西方理论(包括类意识、家庭伦理、悲剧冲突、史诗、叙事文学等)也为我所用。一方面着眼于儒家文化、古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理论的综合研究方法,展现出中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胸襟和气度。 读者的渴求与阅读是一本书最大的生命力。本书内容方面的丰富深刻很好的满足了“读者的渴求”;而本书语言清晰流畅,叙述纲目清楚,议论说理简明透彻,又让读者得到阅读的快乐。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本功力深厚、见解新颖、既有启迪性又有可读性的优秀著作。 [参考文献] [1]王武子.一部高品位的文化通史———评《中华文化史》[J].哲学与文化, 1992(6). [2]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 11. [3]张毅.儒家文艺美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4]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M].湖南:岳麓书社, 2009: 14. [作者简介]:吴振华(1964-),安徽宿松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导。 时伟(1985-),女,安徽寿县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