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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符号学世纪”。赵毅衡教授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年3月南京大学出版社）中给出了如此断言，或称预言。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酝酿、起飞、分野之后，理论符号学已经悄然深入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中“给养”：从时尚到赛博空间甚至“准科学”的法律、人工智能等，都出现了尝试着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的专门研究。尤其近十年来已显露出的“符号泛滥”之端倪，以及此后很长时间内都可能无法摆脱的符号过饱和状态，都在逼迫人类就此取得一个符号学的理解。 符号学的批判性本质，似乎更能在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构建强烈的张力。相比于语言学的研究到句子为止，叙述文本的分析到话语告终，符号学更注重做超出文本的“语境”研究，将意指关系指向文本之外的“世界”或“世事”，探视历史事实、经济实力、价值观、信仰等实体因素，被当作表达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操纵和使用时，隐匿于身后的话语权力网。因此在术语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符号学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总方法论”所提供的一种洞察力，一种对隐藏在明显的、自然的、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事物背后的事物的追溯，富有成效的洞察力。它能站在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观察这个辽阔又琐碎的世界，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不同实践之下的共通之处。 这是赵毅衡几十年沉浸于“形式/文化批判”的目的，同样也是其磨剑多年、孜孜于符号学研究的目标所在。他认为“理论符号学的任务，是给所有人类寻找意义的活动（也就是整个文化的研究）建立一个公分母，寻找一个共同的理解方式。”由此，它必须是一种跨学科或超越学科的建制。同时，“符号学的原理，应当能适合所有的人类文化课题，就像数学得出的定理，适合任何可以量化的对象。”基于这种理念，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的理论建构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其一，此书要建立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学框架。赵毅衡认为：“符号学至今欧美中心色彩还是过于浓重。”因此，他不仅以形式论-符号学与当代批评理论的其他三大体系（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心理分析）相结合，而且还将中国的先秦名学、佛教唯识宗、禅宗等多种思想纳入符号学。如《符码与元语言》一章中，提出禅宗公案答非所问，答与问之间“无意义”的意义组合，表明元语言对文本产生意义的作用力；禅宗中的“常识否定”现象，是在有效利用元语言的冲突。并认为“禅宗大师提前一千年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铺了路”，以及“在受禅宗深远影响的中国文化中，早就找到方法，以消除理据性来赋予词句表达神秘意义的能力”。 由这种措辞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各种思想的引入，他的感情要更为复杂。正如其在《引论》中说的：“在不同的符号学家那里，可以结合进来的学科不太一样。在中国，先秦名学、佛教唯识宗、禅宗，是符号学不可忽视的源头”，这或许也是著者进行“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二，著者要求这个符号学框架同时必须“合用”。从符号的表意到符号被解读的元语言系统，从文化中符号表意的理据性、“真实性”到现代性的动力性符号系统，有缜密的梳理，更有独到的创见。 通过对一系列原理的梳理、修正与拓展，赵毅衡一步步对现代社会的风格变异、泛艺术、个体自我危机、异化符号消费等问题展开敏锐的现实勘察，以及呈现对未来历史发展充满生命力的想像，认为在现代性的“反讽”格局之后，文化总能找到新的演变方向。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此书通过符号学的原理建构与推演，包括对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动力性与制动性因素两套元语言的探视，告诉我们：符号，在历史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