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先生的学术随笔集《走不出的门》最近刚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2009年“到了大学教书后”的一组新作。新作之“新”，不仅包含了他这两年中对新问题的新思考，同时也流露出很多与青年学子交流之后的心得。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文章，是最早和学校的青年学子交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读书之勤，也感化了我。也恰是那些同学，刺激自己一点点写下去。对这些没有被污染的孩子，说假话是一种罪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是青年人在带着自己走。那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孙郁先生将此书的书名取为“走不出的门”，让人不禁想到鲁迅关于“肩起沉重的闸门”的比喻。他说：“我们这代人做的还是清理旧物的工作。而我渴望的是一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我的写作，有时就是想走出一扇门，可笑的是，我还没有推动它。……我想，走在前面的青年也许会做到的……我祝福他们。”事实上，孙郁先生这部文集的写作，背后正蕴含着这样一个思考：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如何肩负起认识和接续文化传统的重任？其实，每一代知识人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认识他们的前辈？如何教育他们的后辈？如何让一种文化传统在一代一代之间传递和发扬？这真是一件关乎民族文化的大事。孙郁先生是有使命感的知识者，他的随笔散文，看似任性而谈，但却时时让人感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书中的一篇长文《苦行者之路》，最是吸引人。此文钩沉了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时的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与“小事”，梳理出他在这一阶段中的思想脉络。那时的鲁迅，看似过着散淡的生活，陶醉在与友人的交往、读书、淘书、搜集汉碑图文拓片的乐趣之中，但这些乐趣的背后，都有深意在。孙郁先生说：鲁迅对古籍整理与文物都有奇异的眼光，他对敦煌文物很有感情，他搜求的许多石碑拓片，多有胡风，都是多种文明交汇的产物。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鲁迅看来，好的艺术与好的思想，是混血的产物。中国历史中稍有出息的艺术，大抵是与域外文明杂交的结果。开阔的空间里，才有精神的自由，他对历史片影闪动的慧能，多有注意。而这些有趣的东西，现在已经被淹没掉了……在鲁迅的眼里，尼采、罗丹、凡·高都流淌着多种文明的血液，这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参照与启发。鲁迅慨叹的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还是太少了。正如孙郁先生所说的，这一时期是鲁迅最隐秘的时期，了解他这一经历，会让我们洞察这位伟人的思想脉络。“鲁迅晚年的激进和参与社会活动，其实是想造就一个新的混血时代，把多样的艺术引进中国。他编辑的书刊，推介版画，无不是催促新的艺术，在杂取他人融为己身中律动着。译介俄国小说，引进西方版画，推销日本作品，都有一种精神的渴望。我们在他沉默的几年里，都能感受到。或者不妨说，一切均来自于这十年的沉默。这个发酵期里的一切，细细考量，都是大有意思的。”应该说，这决不仅仅是一位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的发现，更是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切己的思考。 孙郁先生是散文大家，风格温醇深厚、语言睿智精妙。他自己多次谈及新旧京派的写作，其实，他自己正是这一脉写作者中代表性的一员。即如他在《新旧京派》一文中写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京派文人，“多以教书写作为生。他们满腹学识，远离民间，和政党政治与左右派的意识形态关系不大。文字没有左翼文化的火气，多是个人心性的流露，在审美上以温和奇异者为多，和海派的摩登现象形成很大反差。其历史感的厚重与学识的练达，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特殊的团体也慢慢地解体了。直至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引起轰动，读者在他那里感受到了异样的趣味。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他复活了京派文学的某些样式。在汪曾祺红火的时候，周作人、林语堂、朱光潜等人的作品也一再被人提起，当年周作人身边的一些文人作品开始流行起来，不仅是刘半农、钱玄同、江绍原、俞平伯等人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文坛上，而且文坛上渐渐出现了许多新京派的面孔：“吕叔湘、邓云乡、舒芜、周汝敞、谷林，他们都是‘苦雨斋’的亲近者或研究者，审美基调是相近的。后来年轻的一代陈平原、止庵、刀尔登、缪哲、林凯、靳飞等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不冲动，喜沉思，弄古董，说闲话。在基调上是别于流行文化的。”孙郁先生并没有谈到自己，但他也是这样一个“别于流行文化的”、有着“历史感的厚重与学识的练达”的作家和学者。 孙郁先生重视文学与学术的血脉，他有着对于文化传承的严肃的自觉。这些，在他的文字中，在他对历史的领悟中，尤其在他与这些“人”——前人、文人、知识人——的富有生命气息的文化对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想，他一定也深信鲁迅关于“中间物”的看法，愿意把自己交付给历史文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中间物”，承担起认识和接续文化传统的重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29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