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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林君是近几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后起之秀，好学思辨，为学博中有专，宏观立论与微观分析并重，在《后汉书》、敦煌文献、《史记》、陶渊明研究诸方面都有成果，且颇具新意，许多成果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显示出相当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范晔之人格与风格》、《〈后汉书〉文学初探》（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二书简称为《范晔》及《文学初探》）就是书林在《后汉书》及其作者研究成果方面的一个集中展示。 历来对范晔《后汉书》的宏观研究，多集中在史学的角度，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语言学视野下研究《后汉书》的著作，如杨小平著《〈后汉书〉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廖胜春编著《〈后汉书〉成语典故》（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施真珍《〈后汉书〉核心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王大莹《〈后汉书〉语言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等都是其中代表。然而，对于《后汉书》所作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学视野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笔者寓目之作仅有程方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博士论文），其与书林君大作在立论、持论角度多有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晔》及《文学初探》填补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个空白。二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分别从文学发生学以及文学本体论两个方面对《后汉书》的相关方面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可谓胜义纷陈、新见迭出。纵观全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值得称道： 一是学术视野宏阔。谈及“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样一个命题，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有关论点几成定论。对于这样一个几成定论的命题，书林君通过对东汉至刘宋范晔时代史学意识发展演变的苦心勾勒爬梳，将这一命题置于学术史发展流变的加以过程中进行考察，得出此一时段文学依然处于被视为小道的阶段的结论，而《后汉书》的创作，正是当时史学风气盛行的结果。以往论者，往往将作家的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分开来谈，《范晔》第一章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是他抓住了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时有脱节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且看出了这一点在两汉以来的作家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曹丕、曹植兄弟，可谓建安作家之翘楚，但从他们的文章中，不难感受到他们相当激烈的轻视文学的倾向和态度；具体到范晔，后世津津乐道于其《后汉书·文苑传》“首次为文士立传的功劳”和创体之功，然而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文苑传》的传主，“史学之士几乎占《文苑传》”的三分之二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另外的一些文士，不少也“无意于文名”。了解了这些真实的历史现状，我们就不得不对“文学的自觉时代”进行一番全新的检讨，虽然作者“无意于对鲁迅先生以来的各家说法是否各执一端，互有偏废作出评判”，相信明智的读者在阅读了书中的相关分析后，不难对于这一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学术研究的关键之处，得出相关结论固然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缜密谨严的学术思维和方法对后来者的启示，古人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正是正是这个道理。这一点也体现了作者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权威观点，不盲从，不迷信，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能于他人不经意之处大胆怀疑，提出自己的看法。昔宋人朱熹有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 学五》“读书法下 祖道”）在学术视野的拓展方面，二书许多章节都是对朱熹所论极为精当的阐释。再有，其他像《文学初探》中“正一代得失”及《范晔》“寄意于史，发自我之幽情”等章节的结撰，都是钟君学术视野宏阔的集中体现。 二是立论言之有据。学术研究，要言之成理，最忌空泛而言，草草立论。钟君的《后汉书》研究，是建立在对大量材料勾连、分析、排比、比较的基础，再进行自己的一番抽象演绎而形成的，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伏应法”是《文学初探》中“《后汉书》的叙事特征”中的一个小侧面，对于这样一个小侧面，作者却不惜笔墨，采用了庖丁解牛的方法，条分缕析，其中对《马援传》一文“伏应法”的论述最为精彩。在对马援生平勾稽的过程中，作者抓住了四点“中心伏引线”，而这就是马援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本性缘由。有了对《马援传》中“伏应法”精彩的分析，读者才有可能对传主的人生悲剧有了更深一层“同情之理解”，与史学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范晔的切身痛苦及其史书的撰作”、“谶纬播炽与入学危机”等章节，都是探幽发微，对于前人可能不大注意的文献资料却能作出自己的分析阐释，对相当多的学术命题，虽作出“大胆的假设”，但却是“小心的求证”的必然结果。其中体现出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令人钦佩。再比如，《文学初探》第一章中对范晔著史动机的论述，也是有理有据。作者梳理了东汉儒学的衰微、谶纬之风的盛行及其对原始儒学的破坏，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思想领域，盲目地将国家兴亡系于谶纬，更有甚者，谶纬成为那些政治野心家进行改朝换代的工具，从而儒学失去了往日独尊的地位，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作者又对晋宋以来史学撰作的风行及撰作者地心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突出“史学形态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基于此，联系范晔的身世及个人遭遇，作者认为，范晔的《后汉书》，是借助修史以达到当时儒学衰退的结果，也是其“自我生命的体悟”的结晶，其中“饱蘸着对世俗世界的愤激不平”。惟其如此，将范书发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真正体现了文学研究中知人论世的特征，避免了空谈理论的弊端。在分析、征引文献的基础上，对于作家及其作品施以“历史之同情”，李长之先生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鲁迅批判》等其代表作，书林君书中相关章节就是这种优良传统的有机延续，其影响自不待言。 三是资料征引丰富。后人进行的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前人的相关研究。这要求研究者首先要熟悉学术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后人研究体系确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而为己所用。不熟悉研究的学术背景，就有可能重复选题，研究就会失去意义或意义不大。要想言之有据，旁征博引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除了资料征引丰富以外，资料征引非常合乎学术规范，亦为钟君两部力作资料征引的一大优长。《文学初探》中，“《后汉书》研究述略”一小节，属全书“绪论”部分，在全书中似乎地位无足轻重，但对于作者选题缘起的理解却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作者几乎搜罗了自从唐代以至现代《后汉书》研究方方面面的论著，既有作品研究方面的，也有作家身世生平方面的，当然也少不了作品版本研究方面的。阅读这一小节，就足以可以看出作者征引资料的良苦用心所在。书中其他章节中，体现作者高超的驾驭材料能力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不赘。说到这儿，有人会说，征引资料过多会不会影响其中论点的独创性呢，这一点，笔者也不否认。1933年7月，贺昌群先生为著名史学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载《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3月17日第18期）一书所作书评中，对这部举世公认的中外文化史名作有着这样的评价：“个人多其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对向书的独创性心生遗憾，然而贺氏对其“疏通之勤”却三致意焉，原因就在于书中颇多“皆他人先我而道之，惟著者更刺取旧文，为之加详其说”、“篇中所增益前人处颇多”，因而感慨“此岂言易哉！处此惯于戕折人才之社会，此岂易言哉！”学术研究的独创确实不易，特别是在研究的筚路蓝缕阶段，这个时候对资料的独特处理就显得颇为重要了。书林君的大作，我们亦应作如是观。书中“少独发之功”之处在所难免，但钟君在“增益前人处”的贡献却可圈可点。下文谈到其中在《后汉书》“词语考释”、“雅词”考释的研究中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如对“欢对”、“郁养”等词的考订，《汉语大辞典》中已列出某一词素的涵义，但却未对词语作出解释，借助对《后汉书》文本的理解，书林对其作出适当的训诂，这样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初探》中第五章“《后汉书》语言的美学风格”相关节次的撰作。书林君是专攻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在作家作品、文献梳理、风格阐释等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本已值得称道，但有人会说，这都是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对于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相当陌生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书林君也有涉及，大多亦自成特色。如该章第六节“《后汉书》词语训诂、修辞专论”的“词语考释”、“雅词考释”中，作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新检15个词条，这些词，有些为《汉语大辞典》失收，有些是《汉语大辞典》所举例证的文献出处时代过晚，有些是前人的解释不够严谨或有欠妥之处；凡此种种，书中皆细心勾稽，尽量给出合理的解释或加以令人信服的修正，这些地方，都是作者对文本细心发掘、深入理解的结果。这些在某些“聪明”的学者看来都是笨功夫的研究，并不是作者在有意好奇炫博，更不是无的放矢，这一切都服从于对作品语言的美学风格加以充分阐释这一中心而开展的，如对其中雅词的考释，就是为了为《后汉书》语言以“精雅”而著称这一论点提供坚实可靠的论据。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成果的部分章节的撰写，在广义的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学术研究固然有专攻，但对一个论题的考察绝不对局限于一隅，而要旁通其他领域，尽量全面地分析问题，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更加接近事实的结论。 作者的语言学修养，也是渊源有自，其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的授业业师魏耕原教授在文学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曾先后出版有《全唐诗语词通释》、《唐诗宋词语词考释》等专著，并发表有大量的文学语言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导师的熏陶下，书林君在求学期间，不仅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科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语言训诂方面的素养在同侪之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他曾参编《汉语大辞典订补》就是最好的证明。明乎此，钟君于《后汉书》语言的独到理解之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范晔》及《文学初探》的写作，可以明显看出钟君在资料征引方面极为良好的学术素养。这一切，与其业师魏耕原教授悉心指教也是分不开的。《范晔》及《文学初探》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后汉书〉文学论稿》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梳理、修改、增删、润色最终形成的。魏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人谦和，对待学生犹如亲生儿女一样，在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时，不浮躁，不霸道，从不摆师长的架子，将自己置于与学生平等的地位，与学生平等对话，不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给学生，深得各届学子的好评。在学术风气尘嚣直上的当今社会，魏先生的治学堪为后学学习的楷模。据书林君讲，为了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论文写作，魏先生牺牲了大量的宝贵时间，用心阅读并非自身专攻领域的《后汉书》，为的就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一点，我们从二书的《序》中先生对《后汉书》的相关评价就可以明显看出。 总之，钟君《范晔》及《文学初探》两部力作的出现，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后汉书》辛勤研究成果的结晶，为研究者更好的把握《后汉书》的文学特征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观照视角和方法，为读者开辟了一个全面深入而切实地理解《后汉书》及其作者的新窗口。书林君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却已自具气象，祝愿他能以此为起点，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更为骄人的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