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教授继《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之后,最近又推出他的汉诗研究第三本专著——《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从乐府制度入手去研究汉代诗歌,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但是,乐府制度与汉代诗歌的关联,始终存在许多疑点,不少重要问题悬而未决,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未能全面占有相关资料,二是对文献的解读存在误解。赵敏俐教授这部著作圆满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以往研究汉代乐府制度,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汉书》的《礼乐志》、《艺文志》中的记载,或者是进一步参照《通典》、《通志》等类书。而对散见于其他典籍的零碎记载,则缺少必要的关注。赵敏俐教授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对于和汉诗相关的文献作了穷尽式的搜索。因此,对汉代乐府制度的考察也就有了坚实的文献基础。针对以往在文献解读上的误区,赵敏俐教授对《汉书》的《礼乐志》、《艺文志》的相关记载,作了深入的辨析,指出汉代所采的诗歌谣谚,并不等于今天所说的民歌,从而纠正了所谓乐府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说法,对乐府的功能作了准确的定位。 由于广泛地占有资料及对原典合乎本义地解读,这部书在汉代乐府制度的研究上取得多方面突破:理清了奉常与少府、太乐令与乐府令的关系,乐府的建制、功能,以及历史沿革。在此过程中,不时出现学术亮点,显示出作者的真知灼见。比如,对于汉哀帝罢乐府这个重要事件,书中既承认它对新乐的打击,同时又指出,它“从一定程度上还将汉武帝以来的一部分俗乐提升到了雅乐的位置”。得出的结论富有辩证性,有很强的洞彻力。再如对于黄门鼓吹问题,书中列举大量材料证明,专门的黄门鼓吹署不曾存在过。这对于后汉乐府机构的考察避免走入误区,具有警示作用。 研究汉代歌诗音乐与诗歌的关联是需要突破的重点。为此本书中对许多音乐术语作了专门考察。如对于所谓的“行”,通过对古今中外多家说法的审慎辨析,并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的记载及古人的注解最终得出结论:“乐府诗中的‘行’即曲,唐以前无异义。”这个结论对于阅读汉代史书亦有启示作用。《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霸王别姬场面称:“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叙述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歌》:“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李陵传》叙述李陵悲歌与苏武道别,“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对于这三篇传记中的“行”字,古注都没有从字义上作出解释,阅读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误解。如果明确“行”是音乐上的术语,那么就不会把“泣数行下”、“泣下数行”仅仅理解为泪水横流,而会体悟到那是哭泣着唱了几曲歌,或是流泪唱几支曲。这部著作涉及的名词术语较多,如“部”、“弄”、“弦”、“艳”、“趋”、“乱”等,辨析均透彻明晰,为研究和阅读乐府诗扫除了许多障碍。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也是全书的理论支撑,运用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赵敏俐教授在学术界是首倡。汉代歌诗研究有两个难点,一是分类,二是断代。古今对汉代歌诗的分类多种多样,所持标准也无法统一。这部书从诗歌与音乐的关联切入,把汉代歌诗分为楚歌、横吹鼓吹与相和歌三大类。这种划分所持的标准是一致的,并且简单明晰。《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还勾勒出三种歌诗兴衰迭替的轨迹:汉初到汉武帝阶段是楚歌兴盛期,武帝到西汉末年是横吹鼓吹兴盛期,东汉则是相和歌兴盛期。这种描述同样明快清晰,合乎历史的实际。 和先秦及汉代之后的历史阶段相比,汉代歌诗的总体存量偏少。但是,汉代歌诗所存在的难点和疑点问题甚多。赵敏俐教授对汉诗研究的突破就是全方位的,相信他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原载: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