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隐儒(1916 —1993),河北束鹿人。早年毕业于私立北平美术学院,师从李苦禅先生。此后曾历任北京、山东等地中小学教职。建国以后,他被调入图书发行系统,供职于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后又任职于北京市文物局。著作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等,并曾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魏先生的前半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后半生因日与古书相伴,故精于版本之学。《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和《中国古籍印刷史》,无疑是魏先生在相关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书林掇英》一书,则与前者截然不同,基本上是对所见古籍版本、行款等内容的客观记录。虽然没有前者那样具有创见性,不过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与收藏源流,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书林掇英》是魏先生从上世纪60至90年代30年间陆续对经眼古籍所作笔记,最初并未分类编订,且兼录所见之现代进步报刊,内容庞杂。此次选取其中古籍部分进行整理出版,主要是为了突出古籍善本这一主题,所以全书副标题为“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全书著录古籍近3 000种,经过系统整理之后,被分成经、史、子、集、小说、戏曲六部分,丛书十种附后。全书仍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可能考虑到小说、戏曲两部分收书较多,故将二者独立于后,不仅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楚,同时也凸显出本书的一大特点,即对俗文学著作版本的关注,这也间接反映了当时古籍收藏的新特点。 《书林掇英》作为古籍知见目录,其性质与清初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清末莫友芝的《宋元旧本经眼录》颇相类似。对于知见性书目的作用,黄裳先生在本书序文一开头就说:“过去买旧书的人,开手时总得先备一两种目录书作参考,如《郘亭书目》和《四库目录标注》之类。”其中,《郘亭书目》即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样,是标注同种古籍不同版本的目录。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出外访书,必携一部《郘亭书目》随行,每见一书,版本为原目所未及者,即笔之于天头地脚、字里行间,在其身后,由傅熹年先生整理为《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至今仍是查考古籍版本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邵氏《标注》亦经其孙邵章加以增补,有增订本行世。但由于莫氏《书目》与邵氏《标注》两目,收书均不出《四库全书》的范围,其价值自然受限。虽然后来增补过程中,已有很大的突破,但因知见性目录本身体例所限,对于一书的记录,侧重于版本、行款等几项,而其余则均付略如,不免略显简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傅增湘先生观书笔记经整理后,编为《藏园群书经眼录》,除版本、行款之外,更附记藏印、题跋、藏家及观书时间、藏书流转等内容,可称详尽。而魏先生的《书林掇英》其性质与傅氏《经眼录》相近,故黄裳先生认为其“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 杨殿珣先生通读书稿后,曾将本书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全书收录的古籍善本数量多,质量高,记录详细;其次,对所著录之书,除了记录基本的版本内容、作者生平外,还谈及鉴定版本的心得和经验,如活字本的鉴定,一书先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分,古书作伪的判别等,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第三,不但对古籍中的藏印逐一记录,以便揭示其递藏的线索,而且将当时古籍采访、出售等细节,也详加记录。这对今日了解各图书馆,尤其是北方各馆部分古籍善本的入藏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实,除了杨氏序文中所举特点之外,笔者就阅读所见,觉得尚有值得引起读者注意者。 首先,作为知见性书目,此类目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收售古籍时为我们提供参考。但在使用此类书目时,也需要注意选择较权威且版本佳者。如黄裳先生序文所称之《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因其在藏书家与书估间素具权威,故常被作为判断古籍优劣的依据。魏先生在《书林掇英》史部传记类明嘉靖刻本《皇明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一条中就提到,由于石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误著此书为三十二卷,书商收购时常据《郘亭目》欺骗卖主,以残书价收进,再以全书价卖出”。可见在判断古籍版本的优劣时,固然需要参考书目,但更重要的是仔细检阅原书再下结论。同时也告诉我们,古籍版本的鉴别,除了参考不同工具书外,实践及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 其次,《书林掇英》虽与前列各种贩书经眼录性质相类似,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对古籍来源、归宿作记录外,还附注古籍售价。书的来源,除北京本地藏家之外,上海、福建、广东、宁波等地均有专人采访。至于古籍出售的对象则主要是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东北师大图书馆等,也有私人如郑振铎、赵元方、康生等,似乎多集中在北方。至于书价的记录,则是前人所鲜及者,很可能是魏隐儒先生充任划价员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致。由于古籍的价格是不断波动的,魏先生书中并未逐一记录定价的年月,不过综合各书之记录来看,1956年所见书记书价者最多,而大部分有价格的古籍应该是此后数年中所见,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古籍的价格,对于研究同时期古书流通活动与定价原则,无疑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第三,作为将后半生献给古书业与古籍版本学的魏先生,徜徉书林30余年,对于书林掌故早已熟稔于心,尤其是对北京地区的藏书与藏书家均有深入了解。虽然限于《书林掇英》本身提要式的体例,未能加以系统的阐述,但因提要本身分为记书和记人两部分,所以往往多连类涉及,留下了很多的线索。这部分内容又可分为几方面:如对藏书流散的记录,集部明嘉靖本《六朝声偶集》六卷条提及杭州汪氏振绮堂“所藏书于1956年散出一批,为北京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孙助廉访得,皆罕传善本,郑振铎、赵万里先生闻悉,争睹为快,分为购藏”,交代了全书中所记汪氏振绮堂藏书的北流一事。如对藏书家生平的记录,涉及捐书北图的赵元方、“文革”惨死的刘盼遂以及邓拓、郑振铎、傅惜华、于莲客等。其中,曾屡次提到康生,并记1979年夏在故宫南书房整理康生古籍所见书。如此种种,皆足备一时之掌故。 第四,由于《书林掇英》收录古籍善本数量众多,经过分类后,不同时期所见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记录汇聚于一处,对于考察书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使读者检索亦颇为便利。如书中对《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著录之详,读者一目了然。不过,有些古籍虽然只列了一个条目,但在提要中,魏先生却在叙述此书的刊刻源流时,同时开列其不同版本,有时甚至将先印与后印、原刻与翻刻也一并加以区别,穷原竟委,可称详备。这部分内容对于我们鉴别古籍版本而言,无疑是相当实用的。 不过,由于《书林掇英》一书篇幅庞大,是魏隐儒先生30余年所作笔记屡经誊写,至今又据其书稿重加编订,文字讹误,在所难免。如第4页《诚斋先生易传》一条中“汪印文深”之“深”疑为“琛”字之误,此书乃汪氏艺云书舍旧藏也;第5页《汉上易传》一条中“王雨堂印”之“王”应是“玉”之误,此书经毛晋、韩泰华、袁克文、张元济诸家递藏,玉雨堂乃韩氏书斋名。第36页《考工记图》一条中“吴兴潘承厚承弼读书记”之“兴”应为“县”之误,潘氏兄弟为苏州吴县人。第39页《律吕古谊》一条中“赵次山学非昔”之“学”疑为“字”之误,“逮山楼”之“逮”应是“旧”之误,常熟藏书家赵宗建字次山,号非昔居士,藏书处名为旧山楼。以上只是随手录之,未能备举,但如此大书,此为白璧微瑕,实不能掩其瑜。 (《书林掇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定价190.00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1年0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