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前的1807年，英国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了广州，这也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六年之后的1813年，伦敦传教会派来协助马礼逊的另一位传教士米怜也来到了广州。 十九世纪初期的传教士们面临着满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严律禁令，林语堂评述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时说：“当时有勇气承担这项疯狂任务的人应具有超人的能力。” 马礼逊和米怜正是具备了这种超人的能力。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采取更为有效合理的方式——他们选择了邻近中国、华侨华人聚居密集的南洋地区作为传教基地，他们发现，报刊是有力的传播利器，应该“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 1815年8月5日，在南洋地区的马六甲，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正式出版，马礼逊和米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中国近代报刊业由此诞生了。虽然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诞生于域外的马六甲，但中国报史学界公认此乃中国近代报刊的肇始。 以此为发端，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的中文报刊，传教士中文报刊藉此在中国报刊史、新闻出版史、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内，无数次地被研究者们所关注，但迄今为止，赵晓兰和吴潮所著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尚是第一部以传教士中文报刊为研究专题的学术专著，这部著述为我们呈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画卷，熊月之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对此有一段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评点：“这些报刊，分属不同差会、团体，散处不同区域，有的宗教色彩强烈，有的世俗气息浓厚；有的刊名不同但属同一系统且前后相续，有的分处异处但声气呼应；有的规制宏大，行销广远，有的器局狭窄，偏处一隅；有的历时长久，有的旋起旋灭。它们共同汇成传教士报刊长河，对近代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产生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概而言之，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巨大影响在于：第一，通过创办报刊引领了中国传媒业的起步；第二，通过传播西学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传教士们播下了一颗种子，用他们的虔诚和知识辛勤浇灌，希望她绽放出基督教的福音之花，不曾想这颗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长成了近代报刊业这棵苍天大树！ 通过对传教士中文报刊历史变迁的研究，这部专著为读者展示和论述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传教士们是外国人，拥有着与几千年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与知识背景，这群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客居国，他们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创办了数以千百计的报刊，他们极富热情地、极具耐性地用客居国的语言文字，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西方文明通过报刊引入到中国，这些报刊在随后的岁月里相当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传教士中文报刊也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因此，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变迁造就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一种非常奇特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考察，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2015年，是中国近代报刊业诞生二百年，这为我们纪念与研究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而《传教士中文报刊史》的出版，可以视为纪念与研究活动的一次预热。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9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
